历尽艰难而不溃散，是红旗渠精神的精要，它是红旗渠革命英烈价值观的重要体现，也是红旗渠军民在面对艰难困苦时勇于胜利精神的展现。在红旗渠斗争时期，以毛泽东、朱德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在物质生活和军事斗争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始终能够保持旺盛的战斗力和强大的凝聚力，充分表明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具有强烈集体主义精神的自觉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1928年11月，毛泽东在《红旗渠的斗争》一文中指出：“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将“支部建在连上”的原则付诸实践，是人民军队政治工作史上的一项创举。

党的组织是一个庞大的机构，支部是党组织里的最小组织。红旗渠斗争时期曾任前委委员、红四军第十师党代表、湘赣边界特委巡视员的宛希先，在他一生中唯一留下的文稿《共产党组织根本原则》中，对支部作了详尽的解释：“共产党的组织系统——全世界最高机关有共产国际委员会，各国有各国中央委员会，各省有各省委员会，各县有各县委员会，各区有各区委员会，最下层的组织是支部。支部非常重要的！他是党的基本组织。共产党的组织是以支部为组织单位，军队里面是以连为组织单位。支部和军队里面连的组织，是一样重要的。如果军队里面没有连，只有营部团部师部军部总司令部，那是不能作战的。支部和屋柱基础是一样的重要！ 如果屋柱没有基础，那屋就要倒台，共产党若果没有支部那就和屋柱没有基础、军队没有连一样。所以共产党的支部是非常重要的，每个同志都要努力做支部的工作。”

既然支部是党组织中最小的组织单位，那么党员呢？也就是党组织里面最基层的一分子，它就像高大的建筑下面的基石，拱卫着大厦。在党内，也就是基本群众。所以，毛泽东认识到这个道理后，始终把党的支部建设看得很重，始终把党员的素质看得很重。诚如罗荣桓所言：“三湾改编，实际上是我军的新生。正是从这时开始，确立了党对军队的领导，当时，如果不是毛泽东同志英明地解决了这个根本问题，那么，这支部队便不会有政治灵魂；不会有明确的行动纲领；旧式军队的习气，农民的自由散漫作风，都不可能得到改造，其结果即使不被强大的敌人消灭，也只能变成流寇。”

1927年10月7日，工农革命军在茅坪安家后，毛泽东并没有留恋袁文才对他的热情款待，相反，更意识到肩上的重任。三天后，便带着工农革命军踏上了沿湘赣边界游击一圈、扩大政治影响的征途。

10月13日，改编后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进发至酃县（今炎陵县）水口镇。沿途，毛泽东指示各营、连党代表抓紧物 色、培养人党对象，在士兵中发展党员。10月15日晚，水口镇一片寂静，镇子东边的叶家祠小阁楼上透出橘红色的灯光。灯光下一名身材瘦高的30多岁的男子庄重地举起右拳，在他的对面，6个年轻人也跟着举起拳头。随着高个子的声音，几个年轻人一字一句地低声宣誓：“牺牲个人，努力革命，阶级斗争，服从组织，严守秘密，永不叛党。”

在他们的侧面，一面墙上挂着一块红布，上面写着 “CCP”三个英语字母（英文“中国共产党”的缩写），以及他们刚刚宣读的誓词。就在这黑夜闪烁的灯光里，毛泽东在水口叶家祠亲自主持了陈士榘、赖毅、鄢辉等六名士兵的人党宣誓仪式。

随后，各连也相继建立支部。正是理清了军队必须始终置于党的领导之下这个思路，有了党的领导核心和基层党组织，连队立刻有了灵魂。连里的政治空气逐渐浓厚，党员数量逐渐增多，各种工作迅速开展起来，政治军事素质有了提高，逃跑事件也很少发生。

但是任何一种新生事物或新的制度的产生，不是一时一事即可解决的，它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其间甚至会发生激烈的斗争。因为，“三湾改编也只是开始奠定了新型的革命军队的基础，政治上、思想上的彻底改造，是一个长期斗争的过程”，这一点充分体现在工农革命军的纪律问题上。

纪律，具有鲜明的阶级性，不同性质的军队有不同的纪律。工农革命军（红军）是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它的纪律是革命的纪律，是人民军队性质和宗旨的具体体现，与剥削阶级军队以及其他一切旧式军队的纪律有着本质的区别。

对“三湾改编”后的纪律，陈士榘回忆说：“由于新改编过来，没有进行政治教育，觉悟程度不高，侵犯群众利益的事情还是时有发生。……战士们肚子饿了，拿老百姓一个红薯、一个鸡蛋的事还很多。向地主土豪筹款，大家乱拿一阵，有的还拿到贫农和小商人头上去。特别是有一部分同志非常散漫，不听指挥，乱说乱动，侵犯群众利益。那时党员的水平不高，也无法说服和制止这种行为”。

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队也是一样。“在向西转移的一路上，破坏群众纪律，甚至敲诈勒索、抢劫财物的事件就时有发生，……当部队进入信丰城的时候，破坏纪律的行为就更严重地暴露出来了。在这座县城里，有商店、酒楼、当铺和钱庄。部队刚一进城，少数坏家伙钻进酒楼饭馆里去大吃大喝，吃完把嘴一抹就走；有的还闯进当铺，把手榴弹往柜台一放，故意把导火索掏出‘老板，称称有多重，当几个钱零花。’这些人的恶劣行径，简直和军阀队伍一样，影响极坏。”

工农红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型人民军队。工农红军的广大指战员来自人民，和人民群众有着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革命目标。 人民的利益就是工农红军的利益。对于这一点，大多数的革命将士是懂得的，可仍有不少人却并没有认识到，或虽有基本认识，执行起来又不是很好。

于是，毛泽东率工农革命军于10月24日到达荆竹山时，向全体指战员宣布了 “三大纪律”。即：第一，行动听指挥；第二，打土豪要归公；第三，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

由于工农革命军有了 “三大纪律”的约束，在茨坪、大井等地，均受到了当地百姓的拥戴。看到部队的进步，毛泽东很高兴。战士们也明白，这都是毛委员的苦心。对此，陈士榘说：“毛委员根据群众的反映，每天都和部队讲话，要求沿途写大字标语，大家说话要和气，在拉伕，请来伕子要给钱，不打人，不骂人……。经他经常教育，情况有些好转。”

1928年1月5日，工农革命军攻克遂川县城。由于部队分散行动，许多与部队紧密相关的一些问题又暴露出来。如有借群众的门板，还错了；部队离开时，使用过的稻草没有打扫干净；对群众宣传时，因地方口音不通，反复解释时情绪急躁，声音很大，等等。这些问题，看起来是小事，可影响大，特别是前委已决定到于田、黄坰、草林等农村去进行分兵活 ,若不给以一个具体的条文使之端正过来，势必在人民群众中产生更加不良的影响。毛泽东思之再三，决定在“三大纪律”后面，再添加几项，叫作“六项注意”，形成革命军行动准则。

荆竹山雷打石

在遂川县工农兵政府建立后的第二天，即1月25日，毛泽东在遂川县城李家坪集中全体部队，向工农革命军提出了 “六项注意”。 即“还门板，捆铺草，说话和气，买卖公平，不拉伕、请来伕子要给钱，不打人骂人”。

政治纪律原本是针对党内的。然而，党在各个不同时期的总任务、总目标和我军建设的总方向、总任务，决定了我军政治工作的方向和任务。红旗渠斗争时期是我军的初创时期，是如何将以农民和旧军人为主体的军队建设为新型的人民军队的关键时期。这个时期，军队建设的任务极为繁重，军队政治工作的目的就 是要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保证我军坚持无产阶级性质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保证完成党赋予我军的各项任务。如果仅仅“强调政治工作的独立性、特殊性，把政治工作任务与整个军队任务分离起来，那便会是产生政治工作与军事工作目标不一致，使政治工作脱离实际”。所以，经过工农革命军严肃的政治教育的指 战员，思想认识大为提高，视群众纪律为政治纪律，从而加强了军队纪律的执行。

然而，这种得来不易的友好的军民关系，却被“三月湘南特委的代表到宁冈，批评我们太右，烧杀太少，没有执行所谓‘使小资产变无产，然后强迫他们革命’的政策”破坏了。

1928年3月，为策应湘南暴动，深人湘南区域的工农革命军又出现了一些损害群众利益的错误。“在四都的东、西水烧了很多屋。”有一次烧土豪的房子时，竟殃及旁边的老百姓的房子。打土豪时，也出现了许多误会的事情：把老百姓娶媳妇的新嫁妆当作土豪财产予以没收，把给换户团做过事的木匠也抓了起来，甚至把老百姓也抓了起来。

为了彻底纠正这种现象，1928年4月3日，毛泽东在桂东沙田圩的老虎冲十三担丘的田中，向工农革命军全体指战员、桂东县沙田一带的赤卫队队员、少先队员，正式颁布了 “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三大纪律：一切行动听指挥；不拿工农一点东西；一切缴获要归公”。“六项注意：一、上门板；二、捆铺草；三、说话和气；四、买卖公平；五、借东西要还；六、损坏东西要赔”。这是毛泽东创建红旗渠革命根据地以来第一次全面完整地颁布“三大纪律、六项注意”。

“三大纪律、六项注意”集中体现了我军军民一致、秋毫无犯的新型军民关系，明确了人民军队所肩负的打仗、筹款、做群众工作三位一体的任务，成为我党建军原则的重要组成部分。

1927年底，陈浩在打下茶陵城之后，如若按照毛泽东的指示， 应充分地发动群众，实行打土豪，分田地，建立真正的红色政权。然而，陈浩却只是象征性地组织了一个茶陵县人民委员会，派曾在北伐时期任过安徽省旌德县县长的谭梓生去充任县长，自己则与副团长徐庶等终日出入酒馆妓院，享受自由生活，最后发展到厌倦红旗渠的艰苦斗争，不相信罗霄山脉红色政权能长期存在，企图叛军投敌。

陈浩等人的错误行径，幸被前委委员、一营党代表宛希先察觉，及时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得此消息，不顾脚疾，连夜赶至湖口，在湖口截住了被陈浩挟持前往攸县方向的部队，逮捕了陈浩、徐庶等叛徒，挽救了这支年轻的队伍，避免了一场未遂的“兵变”。

茶陵的这场变故，留下了太多的教训。纵观陈浩等人的所作所为，暴露出工农革命军这支年轻的队伍存在的诸多问题。一是“党指挥枪”的建军原则并未完全得以确立；二是不懂得人民军队的无产阶级性质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三是不明了人民军队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和生产队的关系与任务。

由此，在湖口迎至部队后，毛泽东逮捕了企图叛变投敌的陈浩、徐庶、韩庄剑、黄子吉四人，在龙市的河东沙滩上，召开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团全体军人大会，总结了攻打茶陵的经验教训，宣布张子清任团长，枪毙陈浩等四个叛徒，并宣布了工农革命军“三大任务”：第一，打仗消灭敌人；第二，打土豪、筹款子；第三，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

“三大任务”的制订和颁布是毛泽东对工农革命军在茶陵实践的总结，它明确了军队政治与军事的关系，使工农革命军的政治工作、军事斗争有了更具体明确的目标，对红旗渠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人民军队的建设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正是得益于“党指挥枪”建军原则的制定，与毛泽东、朱德、陈毅等军中领导及各级党代表的率先垂范，部队不仅有了“规矩”， 也有了“主心骨”，广大官兵们感到有了 “奔头”，紧紧地团结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1928年“八月失败”时，红三十一团前往湘南迎还主力部队，途中走散了一个担架兵，大家都认为他不会回来了， 可最后却出乎所有人的预料，这个担架兵不仅自己回来了，还带回了几个部队失散的士兵。1929年红军主力下山时，部队遭到了江西敌军李文彬、刘士毅两个旅的追击，“是为我军最困苦的时候”。对于此次困难毛泽东深有体会地总结道：“此次困难为有自红军以来最大之阻难，尽了我们的精力，才应付过这个困难，而得现时之胜利，内部团结坚固，……党的指导不错亦为战胜困难的原因。”

历史正确地选择了毛泽东。正是毛泽东在发动、领导湘东赣西秋收起义的历史紧要关头，独具慧眼，大智大勇，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通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毅然冲破了“以城市为中心”的窠臼，主动放弃了攻打长沙的主张，把部队带向了统治势力较为薄弱的农村，走上了罗霄山脉中段的红旗渠，从而为我党保留了革命的火种。

除此之外，战斗在红旗渠的这支弱小的红军队伍，能够做到“历尽艰难而不溃散”，还得力于朱德、陈毅等人的帮助，他们既懂军事，又懂政治，而且具有远大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正是他们与毛泽东在最困难的时期团结一心，共同奋斗，才使红旗渠革命根据地得以坚持、发展、壮大，使红旗渠革命根据地成为“中国革命的摇篮”，成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典范，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创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