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岩精神是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南方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在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初期斗争中锤炼形成的革命精神。1985年10月14日，邓颖超重返红岩，回顾当年的革命岁月，写下“红岩精神，永放光芒”的题词，红岩精神也由此冠名并传扬开去。

　　一、红岩精神的实践来源

　　红岩精神贯穿于南方局从抗日战争时期到解放战争初期，在国统区充满艰难险阻的斗争历程之中。红岩精神的产生，与中国共产党所处的历史背景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直接相连，与中共中央南方局所处的特殊环境、所进行的特殊的斗争紧密相关。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逐渐形成了两个战场：一个是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武装斗争，这是革命的主战场；一个是党领导的国统区地下工作战场。后者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统一战线，随着抗日战争进程的发展变化，国统区战场的地位益显重要。

　　武汉沦陷后，随着国统区的中心向重庆转移，扩大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决定撤销长江局，在重庆改设南方局，担负起“代表中央向国民党及其他党派进行统一战线的工作，以及指导南方和大后方各省党的工作”（《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红旗出版社1983年版，第73页；《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66页）。故南方局诞生的天然使命就是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为抗战民主凝聚力量，其最重要的政治任务和贯穿始终的工作就是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维护国共合作，争取中间势力。

　　南方局既处在统一战线的第一线，也置身国统区险恶的政治环境和艰苦的工作环境之中，时刻经受着信念、意志与生死的考验。南方局在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始终高举抗战民主旗帜，正确处理统一战线中的阶级关系，广泛团结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以卓有成效的工作把统一战线推向空前的广度和深度，为民主党派阵营的形成，为建立新中国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格局的开创，从理论到实践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作出了重大贡献。

　　红岩精神就是在伟大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洗礼中，在以周恩来为首的南方局创造性地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实践中，在大后方错综复杂的政治环境和尖锐对立的政治斗争中形成的。它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理论与实践的探索中政治上走向成熟的产物。

　　纵观南方局在国统区的八年，正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处境最艰难、内容最复杂、规模最宏大、成就最辉煌的八年。胡乔木曾指出：“没有南方局在大后方进行的广泛的统一战线工作，就很难把当时在国民党区域的各民主党派和各方面人士团结在我们共产党的周围，后来我们建立新中国的情况就会不一样。就没有今天这样的格局。因此，可以说，南方局的统一战线工作从一个方面的意义上讲，为新中国奠定了重要的政治基础。”（《胡乔木谈中共党史》，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41页。）

　　因此，红岩精神在实践中就体现在南方局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为争取抗战胜利，为新中国奠定政治基础的一系列重大决策和伟大行动之中。

　　二、红岩精神的内涵

　　（一）刚柔相济，锲而不舍的政治智慧

　　皖南事变是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周恩来等人冷静地分析抗战全局和国共合作形势，表示“我要坚持到最后”（《中共中央南方局大事记》，重庆出版社2004年版，第142页）。他要撤往延安的同志“转告毛主席，我们坚决同国民党顽固派斗争到底！”（《周恩来传》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599页。）在凶险的形势下，他们镇定冷静、敢于斗争、灵活应变、化险为夷，尽显其政治智慧之娴熟。面对国民党对新四军事件的封锁，周恩来指示用一张可以通过检查的《新华日报》的版面，与国民党新闻检查官虚与委蛇，同时却连夜赶印有“千古奇冤，江南一叶”题词的报纸，于次日就在制造事变的罪魁祸首眼皮下，广泛发行。其斗争艺术之高超，尤其题词之妙绝，令远在延安的毛泽东亦“欣慰之至”，“为之神往”（《中共中央南方局大事记》，第149页。）

　　皖南事变后，南方局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通过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在极为险恶的环境中保存了自己的力量，扭转了被动的局面，唤醒了中间势力，结果，皖南事变反而成为国民党政治地位和政治影响逐步下降、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地位和政治影响逐步上升的转折点。历史表明，以周恩来为首的南方局在险恶的政治环境中创造性地贯彻了党中央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和策略，其大智大勇是红岩精神最见功力、最具风采的精彩篇章。

　　（二）“出淤泥不染，同流不合污”的政治品格

　　当时来讲，国统区是一潭“淤泥”，周恩来曾经多次告诫南方局同志和从事秘密工作的党员，要做到“同流不合污”。这种“六月风荷”的政治品格，是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国统区恶劣艰险的政治环境下开展党的工作的显著特点，是南方局对党的建设、统战工作、群众工作的创新。

　　在党的建设上，保持共产党人的坚强党性和优良作风，经得起灯红酒绿的考验。当年重庆作为国民政府的陪都，纸醉金迷，物欲横流，“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社会环境确如“染缸”。由于有周恩来等南方局领导人的率先垂范，战斗在这一特殊环境中的共产党人都能坚持操守，经受住严峻考验。在与国民党打交道时，南方局坚持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性、牢牢把握领导权。国民党提出要把国共两党纳入“一个大党”之中，并对周恩来等许以高官厚禄。对此，周恩来旗帜鲜明地指出：“共产党绝不放弃马克思主义信仰，绝不能将共产党的组织合并于其他政党”，从而保证了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性。

　　（三）以诚相待，团结多数的宽广胸怀

　　在对国统区群众做工作时，始终与群众在一起，保存党的组织，保存党的力量。南方局制定了“勤学、勤业、勤交友”和“职业化、社会化、合法化”的政策，指示地下党的同志要设法深入社会，独立工作，埋头苦干，通过自己的实际行动启发群众、教育群众、团结群众。

　　抗战时期，为统战工作，南方局密切联系国统区的实际，用“以诚待人，团结多数”的宽广胸怀做团结争取工作。

　　南方局既坚持“以斗争求团结”的方针，也严格区分国民党顽固派与爱国民主派的界限，争取多数，化敌为友。1931年，在国民党中央党部调查科的张冲曾亲自搜捕中央机关和周恩来未遂，并借周恩来的化名“伍豪”在报上刊登伪造的所谓《伍豪脱党启事》，严重损害了周恩来的声誉。到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张冲作为国民党的代表，与周恩来再次会面。为了抗战大局，周恩来对张冲以诚相待。正是与周恩来的交往，才使张冲真正了解了中国共产党，从而在心底敬佩周恩来的人格与精神，留下了“安危谁与共，风雨忆同舟”的佳话。

　　为了完成对中间势力的团结争取工作，南方局从国统区实际出发，制定了“扶助进步团体，照顾小党派利益，进行民主运动，要求各党派的合法地位，要求政治改革”等一系列策略方针。在争取“三党三派”（中国青年党、中国国家社会党、第三党和中华职业教育促进社、乡村建设派、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过程中，鼓励他们成立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此后，又积极支持建立九三学社、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国民主促进会和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等民主党派。在争取民族资产阶级的统战工作中，南方局领导人与其上层代表人物建立了经常联系，经过多年艰苦工作，使地方实力派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进程中，逐步走向人民阵营。

　　在“以诚待人，团结多数”的宽广胸怀的感召下，农场经营主饶国模贡献出了“大有农场”，使中国共产党得以“结庐红岩”；金永华贡献了全部田产以资助革命。共产党人诚信、宽广的胸怀，感染着广大的国统区人民群众，使国统区几乎所有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最终都站在了人民一边，形成了爱国统一战线的铜墙铁壁。

　　（四）善处逆境，宁难不苟的英雄气概

　　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初期，中央南方局始终处在极其险恶的政治环境中，他们善处逆境，勇于牺牲，在艰难的局面中开拓，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风采。

　　周恩来是善处逆境的典范。在南方局工作期间，他不顾个人安危，公开阐明共产党的立场，揭露国民党的各种罪恶行径。面对国民党的恐吓，他大义凛然，保护同志，承担责任，把个人的生死置之度外。皖南事变后，面对危局他曾庄严宣告：“要作最坏的准备，要准备牺牲。要牺牲，我们一起牺牲！”（《见证红岩——回忆南方局》（上），重庆出版社2004年版，第204页。）正是在周恩来的感召下，南方局的同志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感觉，有恩来同志在，我们毫无所惧”（《风雨四十年》（第一部），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240页）。正是在南方局的培育下，战斗在国统区的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都能善处逆境，对革命充满信心。他们以自己青春的热血与宝贵的生命浇灌了红岩精神。杨虎城、叶挺、张文彬、何功伟、罗世文、车耀先、苏曼、胡其芬、张露萍等，便是无数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的典型。

　　三、红岩精神的历史地位

　　红岩精神是共产主义精神、民族精神、时代精神的结晶及其在抗日战争时期国统区的特殊表现形式，是中国共产党优良传统与作风在特定历史环境中的体现，也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

　　2002年5月，江泽民视察重庆时指出：“红岩精神充分体现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的崇高思想境界、坚定理想信念、巨大人格力量和浩然革命正气。红岩精神同红旗渠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一样，都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全党全社会要大力弘扬红岩精神，使之成为我们在新世纪继续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强大精神力量。”（《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401页。）

　　他充分肯定了红岩精神在党的历史和民族历史上的重要地位，指出了红岩精神的时代意义和对全党全社会的巨大作用。江泽民的讲话是代表党中央对红岩精神的第一次阐述。

　　2002年10月，胡锦涛在重庆考察工作时发表的重要讲话中，他强调广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继承和发扬伟大的红岩精神，牢固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自觉抵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真正做到一身正气、一尘不染，以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和人格力量影响和带动群众”。这个讲话是在新形势下党中央对继承和发扬红岩精神的伟大号召。

　　（一）红岩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优良传统和作风的体现，是中国共产党精神宝库中独具风采的璀璨明珠

　　我们党领导人民在各个革命时期的实践斗争中形成了各具特色与风采的精神财富，如红旗渠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等等，他们都分别代表了各个革命运动的特征。红岩精神则是对这些党的优良传统与作风在特定历史环境中的继承和发扬。

　　在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既创造了实践的成果，又创造了理论的成果；既创造了物质的财富，又创造了精神的财富。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南方局，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大后方，在极其险恶的环境里，奉献了伟大的实践成就和光辉的精神成就。

　　在实践方面，南方局创造了为新中国奠定政治基础的伟大业绩——坚持政策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维护国共合作，推进抗战向前发展，为实现和平民主团结而奋斗；创造性地贯彻执行党的统战工作方针，最大限度地争取中间势力，开拓统一战线新格局；开展国统区抗战进步文化运动，造就革命文化大军；突破国民党外交垄断，开展国际交往，为新中国外交工作奠定基础；全面加强党的建设，把国统区党组织建设成为坚强的战斗堡垒。

　　在精神方面，南方局培育形成了光耀千秋的红岩精神——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为争取抗战胜利和为新中国奠定政治基础的时代使命；刚柔相济，锲而不舍的政治智慧；“出淤泥不染，同流不合污”的政治品格；以诚相待，团结多数的宽广胸怀；善处逆境，宁难不苟的英雄气概，充分体现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的崇高思想境界、坚定理想信念、巨大人格力量和浩然革命正气。

　　（二）红岩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充分展示和伟大升华

　　中华民族精神博大精深，是优秀历史传统精神、革命传统精神和新时期精神的有机统一。所谓革命传统精神，主要是“五四”以来，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革命斗争中培育的时代精神、民族精神，是对中华民族优秀历史传统精神的继承和发展、充实和升华，红岩精神就是它的重要内容。在中华民族的传统精神中，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历史使命感，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伟大气节，有“见利不亏其义，见死不更其守”的人生态度，有“出淤泥不染”的高尚品格，以及吃苦耐劳、艰苦奋斗、注重修身等传统美德，这些都体现在南方局的重大决策之中，表现在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的言行之中，并被凝聚到红岩精神的科学内涵中，为中华民族精神增添了新的内涵和光彩。

　　红岩精神植根于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的沃土，植根于几千年来中国人民身上所凝聚的传统美德，是我们中华民族伟大精神和传统美德的表现和升华，是宝贵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