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最初是作为欧洲社会主义学说的一个派别被介绍到中国来的。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中国，逐渐被人们认可并最终成为中国 一些先进分子的信仰，为红船精神的形成提供理论来源，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历史发展过程。

在中国近代史上,较早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不是无产阶级革命者，而是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主要有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者、资产阶 级革命派、无政府主义者。

中国人在自己的论著中最早概要介绍马克思及其学说的，是资产阶级改良派代表人物梁启超。1904年2月，梁启超在《新民丛报》第 46至48号上,发表了《中国社会主义》一文，对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学说作了简要介绍:“社会主义者，近百年来世界之特产物也，概括其显要之义，不过曰：土地归公、资本归公，专以劳力为百物价值之源泉。''资产阶级改良派在怀着“更研哲理牖新知”的意愿，向西方学习 的过程中，虽然最先接触并在自己的论著中提到过马克思及其学说， 但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和认识是非常肤浅和片面的，他们也不打算在中国实现科学社会主义。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使社会主义第一次从理论变为现实，这次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新纪元，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展示了广阔的前景，同时,使徘徊的先进中国人看到了世界文明 的新曙光和民族解放的新出路，自发地聚集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宣传这一新学说。正如毛泽东所说的那样:“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十月革命后，中国先进分子的马克思主义知识来源主要有三个渠道:一是由陈独秀、李大钊、李汉俊、李达、陈望道、董必武、彭湃、施存统等人从日本传入的；二是由蔡和森、向警予、周恩来、赵世炎、陈延 年、聂荣臻、邓小平等中国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从法国传入的；俄国是中国先进分子接触马克思主义的第三个渠道。五四运动时期中国报刊 杂志上出现了少量介绍列宁、考茨基和普列汉诺夫等人生平和思想的文章。1920年瞿秋白以记者的身份访问俄国，及时报道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情况。1921年4月，俄共（布）中央创办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刘少奇、任弼时等中共领导人曾在这所学校学习。 第三个渠道成为后来中国共产党人学习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最主要渠道。

然而，在五四运动之前，马克思主义在各种社会主义思想中并不占上风。在广大知识分子中，信仰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特别是无政府主义的人远比信仰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多。五四运动以后， 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刊物和著作大量涌现。除五四前创办的《新青年》、 《每周评论》等刊物外，各种进步刊物如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其中主要有毛泽东创办的《湘江评论》、李大钊主编的《少年中国》、周恩来等创办的《觉悟》、瞿秋白等创办的《新社会》，以及上海的《星期评 论》、湖北的《武汉星期评论》、济南的《励新》、四川的《星期日》、浙江 的《教育潮》等。据不完全统计，五四运动后的一年中，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宣传社会主义倾向的刊物就达200多种。五四运动时期，一些马克思主义著作被翻译出版，如马克思的《资本论自 序》、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被出版了。1920年5 月，陈独秀等在上海发起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创办了社会主义研究社、新青年社、人民出版社等，有计划地出版了《共产党宣言》、 《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史》、《共产主义ABC》等马列主义书籍，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对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邓小平等 建立马克思主义信仰方面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中国的先进分子之所以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使得马克思主义成为红船精神的理论来源,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

第一，马克思主义具有高度的科学性和革命性。

1848年2月，马克思、恩格斯公开发表了《共产党宣言》，这是为世界上第一个国际性的无产阶级政党一“共产主义者同盟”起草的政治纲领，它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马克思、恩格斯运用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对人类社会的历史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全面阐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思想，并在总结工人运动经验的基础上，对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思潮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批 判,彻底划清了科学社会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的原则界限。马克思主 义是工人阶级的意识形态和科学世界观,是全人类精神文明的伟大成果,是工人阶级政党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

马克思主义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揭示，对资本主义的深刻批判 以及对科学社会主义理想的描绘,深深地吸引了渴求救国救民真理的中国先进分子。马克思主义不仅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模式，而且还有其理论基础一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论，以及具有建立在这一 理论基础之上以实现这一理想的途径——阶级斗争。马克思主义以其理论的系统性、科学性、革命性及实践性，从众多的社会主义流派中凸现出来，深深地打动了中国人的心灵。

李大钊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1919年10月、11月，李大钊分两期在《新青年》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该文系统介 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充分肯定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地位，称其为“世界改造原动的学 说”。该文的发表，表明李大钊完成从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

1919年11月至12月，从日本留学回国的杨匏安在《广东中华新报》副刊连载了《马克思主义》一文，对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作 了比较全面而简要的阐述,论证了社会主义的科学性。该文指出：“马氏以唯物的史观为经，以革命思想为纬，加之以在英法观察经济状态之所得，遂构成一种以经济的内容为主之世界观，此其所以称科学的 社会主义也。”这一科学的社会主义出现后，使从来之社会主义“于理论及实际上，顿失其光辉” 。

毛泽东在1936年回顾自己的思想转变情况时说:“有三本书特别 深刻地铭记在我的心中，使我树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接受马克思主义、认为它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就一直没有动摇过。这三本书是：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以及柯卡普著的《社会主义史》，到了一九二O年夏天，我已经在理论上和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 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且从此我也自认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第二，指导中国革命实践的迫切需要。

伟大的革命呼唤伟大的理论。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 言》中有一句至理名言：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 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先进的中国人之所以选择马克思 主义，最根本的原因是指导中国革命的现实需要。

旧民主主义革命失败的教训是中国人民在探索中寻求新的革命火种。毛泽东指出：“旧的顽固的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打了败仗了，抵不住,宣告破产了。不得已，中国人被迫从帝国主义的老家即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武器库中学来了进化论、天赋人权论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等项思想武器和政治方案，组织过政党，进行过革命，以为可以外御列强，内建民国。但是这些东西也和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一样，软弱得很，又是抵不住，败下阵来，宣告破产了。”当上述西方种种思想、学说、主义都显得无能为力时,先进的中国人把马克思主义引入中国，研究它、宣传它，无疑是顺应了时代的要求，符合了中国革命的需要。

为了满足国内广大知识分子了解马克思主义的迫切要求，在日本学习的李达从1919年秋到1920年夏,花费大量精力翻译了《唯物史观解说》、《马克思经济学说》和《社会问题总览》三部著作，寄回国内出版。这些著作对马克思主义的各个组成部分作了比较系统的阐述, 对国内传播和研究马克思主义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

1920年9月1日，陈独秀在《新青年》8卷1号上发表《谈政治》一 文，第一次比较系统地论述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等问题, 认为只有“革命的手段”才能实现劳动阶级国家的建设。陈独秀指出： “若不经过阶级战争，若不经过劳动阶级占领权力阶级地位底时代，德谟克拉西必然永远是资产阶级底专有物”。“我承认用革命的手段 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创造那禁止对内对外一切掠夺的 政治、法律，为现代社会的第一需要”。“我们为什么要革命？是因为现在社会底制度和分子不良，用和平的方法改革不了才取革命的手 段”。“败坏困苦的中国，须有各阶级群起合作的大革命，才能够依群众的革命热忱和创造能力涌现出一个独立的统一的新国家”。因此，“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发生这样大的作用，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

第三，十月革命的胜利坚定了中国先进分子的理论自信。

20世纪初,世界发生了两件大事，激发了部分先进的中国人将探 索中国出路的目光移向社会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

一件大事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使先进的中国人或多或少看到了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性，不满意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压迫。 如1919年帝国主义列强在巴黎和会上对中国主权的损害，使部分先进的中国人对西方的理想破灭。1919年梁启超来到欧洲，贫富差距和尖锐的劳资矛盾让他十分震惊，他在《欧游心影录》中描述道:全社 会人心都陷入怀疑、沉闷、畏惧之中，好像失去了罗针的海船,迎着风遇着雾，不知前途怎生是好。一位美国记者直截了当地告诉梁启超， 西方文明已经破产了，这使得正在向西方学习的中国人感到困惑，中 国还要沿着这条路再走一遍吗？从1921年3月至1922年5月，周恩来以记者身份来到欧洲考察，关注英、法、德等国的经济、政治问题，欧 洲各国政府之间的问题，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问题，等等。周恩来通过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实地考察，他深深感到积弊既深的吾国，“似 非效法俄式之革命,不易收改革之效”。

另一件大事是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它给中国提供了一个民族复兴的典范,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新的希望，指出了中国革命发展的方向， 从而大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信心。

 1918年,李大钊先后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 《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等文章，以深邃的历史眼光，指 出:“一九一七年俄罗斯的革命，不独是俄罗斯人心变动的显兆，实是二十世纪全世界人类普遍心理变动的显兆。”“这个新纪元是世界革命的新纪元，是人类觉醒的新纪元。我们在这黑暗的中国，死寂的北京，也仿佛分得那曙光的一线,好比在沉沉深夜中得一个小小的明星, 照见新人生的道路。我们应该趁着这一线的光明，努力前去为人类活动，作出一点有益人类（的）工作。”1919年7月和1920年9月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两次发表宣言，宣布废除沙皇政府同中国订立的不平等条约，放弃在华特权。这一鲜明的对比，无疑更会使中国的先进分子倾向于社会主义，接受马克思主义十月革命对中国思想界最大的影响，在于它提供了一个将社会主义由理论转化为实践、由理想转化为现实的可操作的“范式”。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中国的先进分子迅速提高了自己的政治认识。他们从十月革命和世界革命的高潮中认识到，资本主义制度已经矛盾百出， 已经趋向没落和腐朽，代替它的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世界已经进 入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一切被压迫的民族和被剥削的阶级都要起来争取独立和解放，这是20世纪不可抗拒的世界潮流。因此，以李大钊为代表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不但对十月革命表现了无限的欢迎和向往,而且迅速地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由民主主义转向了共产主义立场，放弃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幻想，决心走俄国人的路。毛泽东指出：“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一这就是结论。”

第四，马克思主义在不断思想论争中扩大影响。

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新文化阵营逐渐发生分化，出现了要不要马克思主义、以什么主义改造中国社会的激烈论争。

第一次论争是问题与主义之争(1919.7—1921.7)。“问题”与 “主义”之争主要是指胡适与李大钊之间基于各自的信仰所涉及的一 些问题而展开的论争,较之其他论争,这场论争参加的人数并不多,持续的时间也并不是很长，但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影响却是长久而深远的。“问题”与“主义”之争是一场发生在新文化阵营内部的、具有学术辩论形式但在内容上又带有浓厚政治色彩的论争。它事关如何解决中国社会政治问题的根本方法，反映了二者指导思想上的分歧。这场“问题”与“主义”之争，是马克思主义传播过程中的第一 次思想论争，实际上是一次中国需不需要马克思主义、需不需要革命的论争。论争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开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早期探索，影响了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思想文化选择，促 使一些激进知识分子向马克思主义转变。

第二次论争是关于社会主义是否适合于中国国情的论争(1920. 11— 1922. l)。这是第一次论争的继续，从“要不要主义”过渡到“要什么主义”， 从理论上提出了什么主义能够救中国，中国能否走社会主义道路问题。这场论争持续了一年多时间。从本质上说，这是一次关于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实行社会主义革命还是实行社会改良和需不需要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论争。以提倡基尔特社会主义为名而主张发展资本主义的人们，既无法说明在中国当时的条件下如何实行基尔特社会主义, 又无法抹煞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统治下资本主义不可能在中国发展起来的事实。他们在马克思主义者有力的回击下，只能败下阵来。马克思主义者坚持中国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这是对近代以来中国历史经验的总结，是符合中国历史发展趋势的正确选择。

第三次论争是在马克思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之间进行的，围绕是否要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而展开(1919. 5—1922. 7 )。无政府主义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社会政治思潮，反对包括政府在内的一切统治和权威,提倡个体之间的自助关系,关注个体的自由和平等，幻想不经过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而建立一个没有国家的、完全平等和绝对自由的社会。以黄凌霜、区声白等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者否认中国存在无产阶级，反对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认为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一样也是独裁和专制。在这场论争中，区声白三次发出诘难，陈独秀三次进行辩驳。陈独秀通过文章、演讲、书信 等方式,在革命道路、生产与分配、阶级斗争、社会组织、国家政权等问题上，对无政府主义进行系统的批判，并着重阐明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作用。“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在三次思想论争中，第三次论争的胜利意义尤为重大。由于无政府主义和共产主义在反对现有权威上有着共同点，且长期以来，无政府主义者标榜自己是社会主义，因而马克思主义者曾将无政府主义者视为同盟。通过论争，马克思主义者宣传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学说，解释了社会主义的生产、分配原则，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划清了与无政府主义的界限，使大批激进青年弄清了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之间的界限，从而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道路,有些原本是无 政府主义的信仰者也由此转向马克思主义，在工人群众中也基本肃清 了无政府主义的影响。

“五四”时期发生在马克思主义者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之间的论争，是马克思主义传播过程中的思想交锋，在中国思想领域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论争中，中国的先进分子以坚定不移的信念，勇敢地拿起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武器,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 阶级的各种错误思潮作了坚决的批驳斗争，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 阵地,帮助一批倾向于社会主义的进步分子划清了社会主义同资本主 义，科学社会主义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流派的界限，有力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中三次大论争的过程,是中国先进分子探求如何改造中国的过程。他们从斗争中认识到：资本主义行不通,改良主义救不了中国，唯有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走俄国十月革命开辟的社会主义的道路，中国革命 才能取得彻底胜利。

中国的先进分子是经过学习、研究以及反复的比较、论争，才选择 了马克思主义，成长为马克思主义者。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宣传马克思主义时比较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尤其重视阶级斗争的观点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并把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看作联系马克思主义其他原理的一条“金线”，这反映了他们寻找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理论指导的迫切心情。

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迅速而广泛的传播，为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创建准备了思想条件，也就为中国共产党的建党精神即红船精神的形成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使中国革命找到了救国救民的良方，为中国人民点亮了前进的灯塔。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是 以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为代表的中国先进分子树立了对马克思 主义的坚定信仰而作出的正确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