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日战争这场救亡图存的伟大斗争中，中华女为中华民族独立和自由不惜抛头颅、洒热血，母亲送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男女老少齐动员，以满腔赤忱爱国之心共赴国难，义无反顾。当时的一篇报纸社评这样写道：“今天南北战场上，是争着死，抢着死，因为大家有绝对的信仰，知道牺牲自己，是换取中华民族子子孙孙万代的独立由，并且确有把握，一定达到。”在国难当头，中华儿女掀起了参军支前、抵抗侵略的炽烈热潮。

北京密云县一位名叫邓玉芬的英雄母亲，把丈夫和五个孩子送上前线，他们全部战死沙场。邓玉芬是原丰滦密联合县南猪头岭村人，她和丈夫任宗武共有七个儿子。日本侵略者侵占了她的家乡以后，面对亡国奴的命运，邓玉芬一再教育孩子们要记住自己是中国人，不能当亡国奴。1940年，八路军第十团挺进丰滦密地区创建根据地时，夫妇俩毅然把长子任永全、次子任永水和三子任永兴送去参加了游击队，他们夫妇俩也成了村里的抗日骨干。八路军的后方医院就设在他们家，老俩口成了伤病员最贴心的护理员。

1941年秋，日伪军开始大规模制造“无人区”时，邓玉芬支持不到参军年龄的四子任永合、五子任永安参加了民兵组织，让他们和丈夫一道战斗在“无人区”里。1942年3月21日，她的丈夫和五儿子惨遭日军杀害，四子也被抓走。悲痛欲绝的邓玉芬谢绝了组织上和乡亲们对她们的照顾和挽留，毅然携年纪还小的六子和七子返回已成“无人区” 的猪头岭，坚持斗争。接着，她的长子又在战斗中牺牲；次子负伤后回家养伤，因伤势恶化在家中也去世了，而四子又惨死在鞍山劳工集中营。这一连串的不幸对邓玉芬打击很大，但她却坚强地吞咽了悲痛的泪水，硬是挺了过来，在默默无语中仍然坚持春种秋收，打粮支前，做鞋、做袜送给子弟兵，精心照顾伤员，奉献着母亲般的慈爱。1944年春，日伪又对抗日根据地进行毁灭性大“扫荡”。混乱中，她的六子失踪，七子身染重病。邓玉芬带着七子与群众一起躲藏时，为不暴露目标，保护乡亲们，她竟忍痛用棉花塞进因惊吓而啼哭的七子的嘴里。搜山的敌人撤走了，可她的最小的七子却断了气。丈夫和五个儿子相继为抗日而牺牲了生命，六子又下落不明，邓玉芬就是在这样的巨大打击下 咬牙坚持下来，直到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邓玉芬被人们尊敬地称为 “当代的佘太君”。

江苏南通市有一座“忠义亭”，是为纪念刘剑人一家而建的。亭中的纪念碑上记载了刘剑人一家抗日反“清乡”的英勇事迹。在抗战时期，原国民党沧南乡乡长刘剑人，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 带领自己的两个儿子一起追随共产党抗日救亡。大儿子刘永芬多次组织 民兵配合主力部队作战，拔掉五总埠、石港等敌伪据点。后来，由于叛徒出卖，不幸被捕。刘永芬宁死不屈，牺牲时年仅25岁。二儿子刘永芳也是英勇善战，后来也是由于汉奸告密，壮烈牺牲，年仅21岁。刘剑人又把三儿子刘永蔚、四儿子刘永健送到部队。在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刘剑人从一个旧乡长、国民党员，成长为一个坚强的革命战士，并动员和影响全家投向革命，为民族解放事业浴血奋战，他们的奉献与牺牲，人民是不会忘记的。1945年4月，苏中四分区召开反“清乡”斗争群英会，刘剑人一家获得“满门忠义”的光荣称号。 年底，南通县人民政府召开县“四属”代表大会，县长亲自将一面题有“正气却敌”的锦旗奖给刘剑人，表彰了他舍生忘死、坚持民族气节的爱国精神。

抗战中像邓玉芬、刘剑人这样的民众数不胜数：“子弟兵母亲” 戎冠秀，“八路军母亲”裴乃秀、陈改改，“沂蒙母亲”王换于、祖秀莲 “沂蒙红嫂”明德英，“太行奶娘”王巧鱼，“深山红嫂”刘素珍，“劳动英雄”赵春花、孟祥英、郝二蛮……千万普通百姓家庭送子参军、送夫支前，缝军衣、做军鞋，抬担架、推小车，舍生忘死救助抗战伤员，不遗余力抚养革命后代，踊跃投入到伟大的爱国救亡运动中，体现了中华儿女忠贞不渝的献身精神和反抗侵略的坚强意志。

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全民参战相对应的是，“国统区” 也有无数民众在民族存亡、国家安危的紧要关头，舍生忘死、趋危舍安，义无反顾地走向抗日战场。湖南祁东县周咏南“母子从军”就是其中的一个缩影。

周咏南是一名小学教师，丈夫早去世，与儿子相依为命。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她目睹无数孤儿寡母背井离乡，遂立志投笔从戎，并号召学生共赴国难。1938年冬，周咏南母子双双报考中央军校。报名时, 衡阳招生处负责人对周咏南说：“你39岁了，超过了年龄近20岁，不能报考。”周咏南含着眼泪指着儿子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我是教员，应以身作则，今日我们母子一起从军，同时报考，共赴困难，你难道忍心拒绝我的报国之志吗?”招生人员被感动了，母子双双被录取。

1940年1月，周咏南母子同时毕业。在毕业典礼上，校方嘉奖周咏南：“母子从军同学，共赴国难，夙世楷模，殊堪嘉奖。”《救国日报》以《母子从军抗日》为题作了报道，号召全国人民像周咏南那样爱国，从军抗日。

在国难当头之际，著名女作家谢冰莹“宁愿死在沙场，不愿在这大时代里躺在后方过教授太太的生活”。她把儿女情长抛到一边，劝说丈夫黄震“把爱情武装起来，以民族国家的前途为重”。1937年，谢冰莹回长沙组织了妇女战地服务团，自任团长，奔赴武汉前线抢救伤员。在战场上，她始终抱着“救一伤兵，就是杀一敌人”的信念。在后方，她曾为重庆《新民报》编辑副刊《血潮》，赴西安主编《黄河》 文艺月刊。抗战期间，她写了多篇报告文学作品，结集为《五战区巡礼》，鼓舞了全国军民的士气。其丈夫也在她的激励之下，辞去教职， 转到抗战日报社当记者。谢冰莹的爱国民族气节，深受人们赞扬。著名诗人、剧作家田汉为谢冰莹口占七绝一首：“谢家才调信纵横，惯向枪林策杖行。应为江南添壮气，湖南新到女儿兵。”何香凝也写诗赞道：“征衣穿上到军中，巾帼英雄武士风。锦绣江山遭惨祸，深闺娘子去从戎。”

在抗日战争中，“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口号曾感动无数中国人，青年投笔从戎成为当时一大潮流。中央大学、重庆大学两校报名从军数竟达在校生的三分之一。从重庆到浙江、福建、江西、 湖南、广西、湖北、陕西、贵州、云南、甘肃等省市，出现了中国历史上规模空前的知识青年报名参军热潮。奔赴前线，奔赴延安，奔赴大西南，直接投身于抗战洪流，直接为民族独立、解放事业贡献力量，是当时中华儿女的普遍心愿。据统计，八年全面抗战期间，正面战场征用的兵源超过了 1400多万；敌后战场的兵源，即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也从四万多人发展到了战争结束时的近100万人，还有200多万民兵武装。

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坚决支持和广泛参加的一场空前的民族解放战争。全国人民不分阶级阶层，不分地域、民族，不分性别年龄，不分宗教信仰，不分境内海外，都团结在爱国主义的伟大旗帜下，同仇敌人到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洪流，使狂妄不可一世的日寇陷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汪洋大海，最终遭致灭顶之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