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区初创时期，革命处于低潮，加之党和红军中存在悲观主义、“左”倾冒险主义等错误思想的困扰，中国革命到底何去何从？这是考验每个共产党人信念和智慧的重大课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广大共产党人，顶住压力，排除干扰，心无旁骛，专心致志探寻中国革命正确道路，不断激励广大军民坚定信念，奋勇前行，充分彰显一代伟人的胆识壮志。

毛泽东是创立赣南、闽西根据地的卓越领导者和组织者之一，也是信念坚定的最突出代表。

在大革命失败前夜，毛泽东目睹反革命气焰的日益嚣张，革命暂时失败的预感萦绕心头，他多次提岀不得已就“上山”去坚持革命的设想。长沙发生马日事变后，毛泽东便召集一部分同志开了一个会，鼓励大家拿起武器与反革命搏斗。他说：“山区的上山，滨湖的上船，坚决与敌人作斗争，武装保卫革命。”

面对“左”倾领导的不满及脱离斗争实际的指示，点名或不点名的批评和无端指责，毛泽东也从不妥协、从不困惑、从不懈怠，一如既往地推进工作。

1931年11月1日，苏区党代表大会在叶坪谢氏宗祠召开。这次会议史称“赣南会议”,对毛泽东进行了错误批评。11月5日会议一结束，面对召开在即的“一苏大会”，身为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的毛泽东，并没有因为8月30日中央长信、第四号指示电中先入为主的基调，会上中央代表团不切实际的无端指责以及会中受到不公正、不点名的批评，而放松对“一苏大会”的领导。他仍尽力去做好“一苏大会”的筹备工作，尽量做好自己的工作。

在1932年10月2日的宁都会议上，身为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的毛泽东，被正式免除了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职务。即使因身体原因住进了长汀福音医院，但毛泽东仍以一个彻底革命者独有的顽强毅力，利用养病期间深入汀州城的街道、商会、合作社、工厂、机关等进行调查研究，对一些苏区的工作更是记挂在心,并给予及时的指导。

尤其是1933年春，以博古为首的中央政治局由上海迁至瑞金，他们为了全面贯彻王明“左”倾路线，反对和压制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主张， 立即在中央苏区开展了反对所谓“罗明路线”的斗争，对一大批坚持毛泽东正确主张，抵制王明“左”倾路线的干部进行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给中央苏区各方面的发展和建设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和损失。

在这期间，毛泽东虽已被排斥在对中央苏区党组织和红军的领导之外,专门从事临时中央政府的行政领导工作，但毛泽东仍以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气魄和党员的责任心，以全身心的精力，投入和领导了中央苏区的经济、文化和政权建设。1933年8月，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了中央苏区南部17县的经济建设大会，不久进行了著名的长冈乡调查和才溪乡调查，制定了根据地经济建设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毛泽东采取的各种措施，有力地推动了中央苏区的经济、文化教育等各项事业的发展，支援了革命战争，改善了群众生活，并促进一些地方创造了第一等的模范的后方工作业绩。

邓小平是一位身处逆境志弥坚的典型人物。1933年3月间，邓小平因寻乌县失守的所谓“寻乌事件”被撤销会昌中心县委书记之职，调到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任部长，并被扣上了 “江西罗明路线”执行者的帽子，受到错误批判和斗争，还受到“党内最后严重警告”的处分。在这期间，邓小平无论是做“巡视员”也好，或是进行所谓的“劳动改造”也好，都对革命工作始终充满热情和信心。调红军总政治部担任代理秘书长及后来兼任《红星》报主编后，邓小平还专门向江西省委李富春等人汇报了自己几个月来工作劳动的经过和感受，并对江西省苏区的工作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建议。陈毅、曾山等人听了都非常感动，想不到身处逆境的邓小平在那么艰难的情况下,心中还始终关心着苏区的革命事业，牵挂着中央苏区的大局安危。如果没有坚定的革命信念，那是难以做到的。

习仲勋也是屡遭磨难，信念不改。1935年，刘志丹、习仲勋等一大批干部在“肃反”中被错误关押期间，有人喑示可以帮助习仲勋逃跑。但是，习仲勋婉言谢绝，回答说：为党尽忠、决不逃跑。这充分表现出了他坚持革命和党的正确路线不畏死，受尽冤屈痴心不改、无怨无悔的崇高品质和革命情操。

正是在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影响和推动下，一大批无产阶级革命者和红军将士，坚决反对和抵制当时党内存在的各种错误倾向，推动着农村革命根据地不断发展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