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革命失败后，面对着革命低潮的现实，中国共产党内部出现两种思考方式：一种是不承认低潮，仍强调进攻；另一种是逐步承认低潮的现实，从实践中制定适应低潮时期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当时，最基本的实际就是：敌强我弱，敌人在城市的力量强，在农村相对薄弱。这是摆在每一个革命者面前的客观现实。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城市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统治的大本营，是其力量的集结地，农村则是其统治的薄弱环节。中国革命的问题实质上是农民的土地问题。中国革命战争实质上是党领导下的农民战争。显然，不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中国革命是不可能成功的。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决定向红旗渠进军， 并向赣南挺进，开辟了中国革命胜利的立足点和出发点。

1929年初，红四军下红旗渠向赣南进军，经过几个月的艰苦斗争，开辟了赣南、闽西两块革命根据地，出现了更广阔的新局面。但在新形势下也逐渐产生了一些错误思想，如自由主义、宗派主义、个人主义、极端民主化、军阀主义残余思想等，对党的前委和军委的关系产生了不同意见，有些干部主观武断地公开对领导人毛泽东、朱德任意说长道短，进行不负责任的“批评”，引起红四军党内广泛的激烈争论，虽经过召开红四军党的七次代表大会，但未能统一思想认识。陈毅随即去上海向中央汇报红四军情况，带回了中央“九月来信”。

1929年12月召开了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即古田会议。会议目的就是总结经验，克服和纠正部队中存在的流寇主义、军阀主义、单纯军事观点、个人主义等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确立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在党的历史上，古田会议第一次把主观主义作为一种错误思想来批评。

《古田会议决议》指出：“主观主义，在某些党员中浓厚地存在，这对分析政治形势和指导工作，都非常不利。因为对于政治形势的主观主义的分析和对于工作的主观主义的指导，其必然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就是盲动主义。”1929年9月，广西军人俞作柏、李明瑞反蒋，中共中央以为广东空虚，有机可乘，未作深入分析，即贸然令红四军“全部到东江游击，向潮梅发展”。10月下旬，红四军第一、二、三纵队涌入东江，攻打梅县。由于孤军深入，又无群众配合，最终失败。二纵队司令员刘安恭牺牲。朱德后来指出：“此次行动失败，原因又是方向错了。当时上海党中央命令红四军入东江…… 这个主观主义的命令，我们执行了，所以又遭失败……这是接受主观主义瞎指挥的第二次的失败教训。”

由于极端民主化的蔓延，党内批评不重事实，凭主观猜测。对此，陈毅在红四军党的七大报告中就指出：二纵队司令员刘安恭“不调查清楚事实状况”就“偏于一面”作“轻率发言”，这是不对的，林彪的发言更是捕风捉影，“凭空臆断”，“过分估量，失之推测”，是错误的。《古田会议决议》中指出：“至于党内的主观主义的批评，不要证据的乱说，或互相猜忌,往往酿成党内的无原则纠纷，破坏党的组织” 。

《古田会议决议》还提出了纠正主观主义的方法：“主要是教育党员使党员的思想和党内的生活都政治化，科学化。要达到这个目的，就要：（一）教育党员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作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以代替主观主义的分析和估量。（二）使党员注意社会经济的第调查和研究，由此来决定斗争的策略和工作的方法，使同志们知道离开了实际情况的调查，就要堕入空想和盲动的深坑。（三）党内批评要防止主观武断和把批评庸俗化，说话要有证据，批评要注意政治。”纠正主观主义的这些办法和要求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用马列主义去分析政治形势和作阶级估量，以代替主观主义的分析和估量，二是强调深入搞社会调查研究，以了解实际情况。一头是理论，一头是实际。在这里，为了克服主观主义，毛泽东把调查研究工作写进了决议中。这是第一次在党的决议中写进了调查研究工作的内容，表明了对调查研究认识的深化。

古田会议初步解决了如何把一支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建设成党领导下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决议中确定的着重从思想上建党和从政治上建军的原则，成为中国共产党和军队思想政治工作史上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古田会议是毛泽东纠正当时领导层错误路线和错误思想的会议，是让全党和全军重新获得生机和活力的会议，是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史上的一座重要丰碑。可以说这是马列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这个思想的萌芽，为以后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思想的形成发展和成功实践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是毛泽东即将问世的《反对本本主义》的思想先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