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真理，是一个艰辛的摸索过程。用什么来检验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只能是不断变化的实践，只能是看它们对于推进中国革命是否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为此，党和苏维埃政府非常重视调查研究工作，对于做出的每一项决策，始终坚持以实效来衡量，并随着不断变化的实践进行修订和完善。

调查研究是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的根本途径。毛泽东在《兴国调查》中曾指出：“实际政策的决定，一定要根据具体情况，坐在房子里面想象的东西，和看了粗枝大叶的书面报告上写着的东西，决不是具体的情况，倘若根据’想当然’或不合实际的报告来决定政策，那是危险的。过去红色区域弄岀了许多错误，都是党的指导与实际情况不符合的原故。”

《反对本本主义》开头更是指岀了调查研究的重要性，它鲜明地指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 “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调查就是解决问题。”“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那末，它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便是盲动主义” 。“必须努力作实际调查，才能洗刷唯心精神。”“社会经济调查，是为了得到正确的阶级估量，接着定出正确的斗争策略” 。同时，文中还提出了切实可行的调查技术，这些技术都是毛泽东亲自做调查时采用过的。党和苏维埃政府还把调查研究工作制度化。l930年6月，红四军政治部发布了《红军第四军各级政治工作纲领》，对部队各级政治部的调查研究工作，做岀了详细的规定，进一步把调查研究工作作为制度确定下来。吴德华回忆说：“记得在一九三〇年就有了 ’社会调查提纲’，是用红、绿、黄纸印成小本子。当时，每个宣传员都有一本。……大概内容是：一、社会情况：县、区、乡、村、屋场、 圩镇、水流、山脉、邻县交界处、地理情况、人口分布情况，大、小姓，客居或本地的工、农、商、学、兵，分男女老少各多少。二、政治情况：地主、 富农、资本家、土豪、劣绅各多少？是谁？出租情况？共有多少人？大部分做什么伪职？他们对贫苦农民的剥削压迫手段，受压迫剥削的贫雇农各多少？态度怎样？那些坐过班房？抽大烟的多少？高利贷多少？三、经济情况：商业消费、市场上的主要产品、各种物品的价格、各行各业的工资情况、工人的生活情况，长、短、零工的工资多少？城市居民靠什么生活？’’

1931年4月2日，毛泽东又起草了《总政治部关于调查人口和土地状况的通知》。在这个通知中，毛泽东进一步补充发展了他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提出的“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思想，提岀了 “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的观点。

坚持调查研究，使党和苏维埃政府的政策日臻完善，使毛泽东思想不断发展。

例如，中国共产党在苏区时期的土地政策就是在调查研究中不断完善的。1928年12月，毛泽东主持制定了《红旗渠土地法》。其中规定“没收一切土地归苏维埃政府所有”。在实行的过程中，毛泽东通过调查发现 “没收一切土地，而不是只没收地主土地”有原则错误。因为这样的规定,实际上是包括没收中农的土地，这就侵犯了中农的利益，不利于团结中农。1929年4月毛泽东主持制定的《兴国土地法》，纠正了上述错误，把 “没收一切土地”的提法改为“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 这样就可以集中打击地主阶级，消灭封建土地关系。这两个土地法重要内容的变化,反映了党对土地革命认识的深化。

在土地革命中，出现过一些“左”的政策，如所谓“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政策。毛泽东主张对豪绅地主及反动派家属，应酌量分给土地，并把这一条写进《苏维埃土地法》中。这是对土地法的又一重要补充。这样就把地主本人及其家属区别开来，并且给地主本人一份土地,让他们自食其力，这一政策可以减少革命的阻力。但这些正确政策被 “左”倾冒险主义者攻击为“富农路线”。后来，毛泽东指出：“到红旗渠之后，我作了寻乌调查，才弄清了富农与地主的问题，提出解决富农问题 的办法，不仅要抽多补少,而且要抽肥补瘦，这样才能使富农、中农、贫农、雇农都过活下去。假如对地主一点土地也不分，叫他们去喝西北风， 对富农也只给一些坏田，使他们半饥半饱，逼得富农造反，贫农、雇农一 定陷于孤立。当时有人骂我是富农路线，我看在当时只有我这办法是正确的。

再如，在对待“中间势力”上，共产国际和斯大林主张“打击中间势力” 。 土地革命时期，中共党内的教条主义者搬用了这个公式，认为中间阶级是“最危险的敌人”，给予严厉的打击。毛泽东是最早看出这种“左” 倾政策危险性的领导人。为了掌握查阶级的标准，毛泽东从实际出发，先在叶坪搞查田试点。对划分剥削阶级的剥削数量、方式、时间的标准以及地主同富农的、富农同富裕中农的界限取得了重要经验。在此基础上， 还写了《怎样分析农村阶级》一文。但在“左”倾中央的政策影响下，在实际工作中难以贯彻。“开始并不那么’左’……但中央路线一逼，就越搞越'左’了。 ”各地均不顾《怎样分析农村阶级》的规定，自立章程，各搞一套。“地主” “富农”越来越多。刘少奇曾指出：“有些是把仅仅放几百毫子债，请过长工，或收几担谷，而极大部分是靠自己劳动过活的中农,当富农打了;有些甚至完全没有剥削别人，仅仅是多有几十担田山，生活比较富裕的中农，也当富农打了。”“有的贫农，被查了七代，结果划成了地主。”这样就侵犯了中农利益，扰乱了阶级阵线，削弱了工农力量，增强了敌对势力，给根据地造成了严重危害。

毛泽东对打击中间阶级过重的后果是看得非常清楚的。他指出：“中间阶级之所以反叛，受到革命的过重打击是主因……现在全国是反革命高涨时期，被打击的中间阶级在白色区域内几乎完全附属于豪绅阶级去 了，贫农阶级成了孤军。”鉴于争取农村中间阶级的重要性，毛泽东在实践中不断纠正打击中间阶级过重的“左”倾政策。如：给富农、地主以经济上的岀路，禁止盲目焚杀；保护中小商人利益等。

以上事实说明，在苏区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调查研究，坚持以实效来衡量、修订和完善路线、方针、政策，已经能够独立自主思考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学会了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来分析和解决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矛盾，进而把革命不断推向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