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谈误国，实干兴邦。这虽然是现在讲得比较多的话，但这是对包括苏区在内的长期革命经验的总结。为保证各项工作落实处、求实效，党和苏维埃各级政府的工作人员及红军将士以实干为行动准则，纷纷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力戒空谈，真抓实干，夜以继日，脚踏实地做好每一项工作。“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去办公；日穿草鞋干革命， 夜打灯笼访贫农。”就是他们苦干、实干的真实写照。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很早就提出要反对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这两种在群众工作中出现的、同群众观点根本对立的“主义”。1931 年11月，中央苏区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政治决议案》指出，一些 基层苏维埃政府“一贯命令群众，政权的威信很低”，整天忙于事务主义如“办差”“招待过路人” “打路条”等。为此，《关于党的建设问题决议 案》中专门讲了必须“反对官僚腐化现象”，强调共产党员要“真正成为群众中的楷模者，防止一切腐化官僚化贪污等现象的产生”。1933年8月， 毛泽东在《必须注意经济工作》的报告中第一次使用了 “官僚主义”概念。他说：“动员群众的方式，不应该是官僚主义的。官僚主义的领导方式,是任何革命工作所不应有的，经济建设工作同样来不得官僚主义。要把官僚主义这个极坏的家伙抛到粪缸里去，因为没有一个同志喜欢它。” 在1934年1月27日发表的《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中，毛泽东指出：“不反对官僚主义的工作方法而采取实际的具体的工作方法，不抛弃第命令主义的工作方法而釆取耐心说服的工作方法，那么，什么任务也是不能实现的。”他分析说，官僚主义表现为对群众不理不睬的敷衍塞责的 “怠工”;命令主义表现为用强迫命令的办法去执行苏维埃工作，表面上“不怠工”，结果是群众反感，使政府失去信用。命令主义实际上是官僚主义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但在群众工作中经常出现，影响很坏。

毛泽东在苏区曾经长期遭受官僚主义者的排斥与打击，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更是深恶痛绝。他在响亮地提岀“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科学论断，深刻揭示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的危害时，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的做法也给予了坚决抵制。当时上海的党中央推行李立三的“左倾”政策，遭到毛泽东的抵制，毛泽东称其为“洋房子先生” 。临时中央到苏区后，博古重用德国人李德指挥军事，推行短促突击战术，号称“御敌于国门之外”，致使红军连连遭挫。此时，毛泽东利用自己在红军将领中的影响，抵制博古、李德的官僚主义。同时，无论在从事工人运动的时候还是领导农民运动的时候，他时时处处都模范带头，亲身投入到革命洪流中去，踏实苦干，忘我工作。用毛泽东后来的话说，到大海中去游泳，在游泳中学会游泳。

在党和苏维埃政府的大力倡导和毛泽东等领导人亲自带动下，各级工作人员及红军将士不断改进工作作风，纷纷投入到苏区伟大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真抓实干，奋勇争先，努力创造“第一等工作”，涌现了各条战线的模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