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区时期，是党的群众路线孕育形成的重要时期。中国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秉承一心为民的宗旨，一切为了群众，为了群众一切，在政治、经 济、文化等各个方面，采取了全方位的一系列举措，最大限度地维护了工农群众的切实利益，充分赢得了工农群众的大力拥护和支持。

一、建立工农民主政权，保障工农民主权利

政权性质代表着阶级利益。封建政权代表着封建地主的根本利益，国民党政权代表的是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而在中国近代社会，占人口80%的工农劳苦大众毫无权益可言。1931年11月7日，在中央苏区核心瑞金宣告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色政权。这是一个完全崭新的国家政权，它既不同于中国历史上以往任何形态的国家政权，也不同于与之相并存的中华民国政府，它是真正代表中国广大工农劳苦大众利益的政权。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不论是国体上，还是政体上，都体现了非常鲜明的工农民主性质。在国体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规定：“中华苏维埃政权所建立的是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国家，苏维埃全部政权是属于工人农民红军兵士及一切劳苦民众的。”这就确定了苏维埃政权为最广大的工农群众服务的性质和宗旨。在政体上，《宪法大纲》规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之最高政权为全国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苏维埃代表大会制度是苏维埃政权的根本政治制度，它是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雏形，代表了广大工农群众的根本利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开创了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天地，制定颁布了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为核心的一系列法律、法令和训令。包括“宪法大纲”在内的一些法律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法令，尽管还有照搬苏联法律和法令的印记，但在总体上形成了符合农村革命根据地实际情况的民主制度，努力切实保障人民选举权、被选举权以及监督权、言论、岀版、结社、集会等民主政治权利。

苏维埃的民主政治权利是实实在在的权利。为了让工农群众的选举和被选举权真正得到落实，苏维埃政府先后制定颁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选举细则》等10部法律训令。《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地方苏维埃暂行组织法（草案）》规定：在乡、市苏维埃政府下设立各种委员会，广泛吸收各方面的群众积极分子参加基层政权的管理工作。工农群众既可以通过苏维埃代表反映自己的意见诉求，也可以通过参加各种委员会直接参加国家的日常管理活动。

正是由于苏区工农群众享有广泛的民主政治权利，切身感受到当家作主的主人翁地位，进而革命热情空前高涨，苏区的各项事业建设得到了快速推进。

二、开展土地革命，让农民翻身做主人

中国革命的核心问题是农民问题，而农民问题的核心则是土地问题。毛泽东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武装斗争，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战争” .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工农群众开展了深入的打土豪、分田地运动，帮助贫苦农民解决土地问题，从根本上翻身做主人，不再受地主、土豪的剥削压迫。土地革命最早开始于红旗渠时期，但是，那时的土地革命还处于初始阶段，涉及的区域还很窄，开展的经验很不够，还存在着许多问题，如：规定没收一切土地进行分配，而不是只没收地主阶级土地进行分配；规定土地的所有权归工农民主政府所有，而不归农民；禁止土地买卖；等等。这些做法影响了农民的积极性，工作成效很不理想。

到了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在总结红旗渠土地革命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经过三年多的土地革命实践，从兴国土地法到二七会议、南阳会议，逐步形成了一条比较完整的土地革命路线，即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这条土地革命的路线， 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积极力量，给富农以经济出路，给地主以生活的出路，从而扩大了统一战线，调动了广大工农群众的积极性，对广大工农群众的政治地位和经济生活带来极大的变化。1930年10月，毛泽东通过调查，总结了土地革命给农民特别是贫农带来了 12项利益：包括分了田、分了山、分了谷,废除了债务，吃便宜米，“由” 了老婆（婚姻自由），死了人不要用钱了，牛价便宜，应酬废弃，迷信破除，没有烟赌盗贼，家庭能养猪，取得了政权等。同时，中农也得到了四项权利：分田不损失，婚姻自由，丧葬节俭简单，政治上有权利。

苏区时期进行的轰轰烈烈的三年土地革命，范围由小到大，群众参与由少到多，路线由模糊到清晰。整个过程，是土地路线、方针、政策不断修正的过程，是中国共产党、中国工农红军与广大农民与群众亲密接触，充分发动群众、宣传群众、教育群众、组织群众的过程，实质上就是中国共产党最大限度地维护工农大众利益、赢得工农大众的过程。它摧毁了农村封建主义的经济基础，解放了农村生产力，推动了根据地农业生产的发展，维护了农民根本利益，使中国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赢得广大农民拥护和支持。

三、开展经济建设，改善群众生活

经济是政权的基础，财政是国家的命脉。然而，中央苏区时期，国民党不仅进行了大规模的军事“围剿”，还进行了残酷的经济封锁，妄图使苏区“无粒米勺水之接济，无批蜉蚊蚁之通报”等。敌人的封锁，严重阻碍了苏区经济的发展，苏区的军需供应和群众的日常生活陷入了困境。

为了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改善工农群众的生产生活，中国共产党和心 苏维埃政府在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了《关于经济政策的决议案》，从农业、工业、商业、财政与税则、市政等方面制定了具体的经济政策，并把“保障劳苦群众的供给” “极力改良民众的生活”等作为基本原则。

1933年8月，分别在瑞金县和博生县召开了中央苏区南部17县和北部 11县经济建设大会，毛泽东在大会上作了《粉碎敌人五次“围剿”与苏维埃经济建设任务》的报告（《必须注意经济工作》一文即其中的一部分）；1934年1月，毛泽东在瑞金沙洲坝召开的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作了长篇报告（《我们的经济政策》即是其中的一部分）。以上两个报告，全面系统地提出了苏区经济建设的任务、方针和各项政策，为苏区开展各项经济建设指明了方向。

为了加强对中央苏区经济建设的领导，1933年4月，苏维埃中央政府国民经济人民委员部正式成立，邓子恢兼任部长，后由林伯渠、吴亮平继任，下设设计局、调查统计局、粮食调剂局、合作社指导委员会、国营企业局和对外贸易处等机构，具体负责苏区经济建長的各项工作，为经济建设的有序开展提供了重要组织保障。

在此基础上，苏维埃政府领导广大苏区军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经济建设，大力发展多种经济成分，为反“围剿”战争的进行提供了物质基础。

在农业生产方面，苏维埃政府把农业生产放在经济建设工作的第一位，着力解决粮食问题，衣服、砂糖、纸张等日常用品的原料，即棉、麻、 蔗、竹等的供给问题。

在工业生产方面，苏区兴办中央兵工厂、中央被服厂、中央印刷厂、 中央造币厂、中央钨砂公司等国有军事工业和出口工业，还兴办了一些公营民用工业和小型民用工厂，如造纸厂、弹棉厂、织布厂、樟脑厂、锅炉厂、斗笠厂、锅厂、碗厂、农具厂，等等，同时还大力发展交通、邮电、通信、金融等事业。

在商贸方面,为了防止和抵制商人的投机和垄断，打击奸商的盘剥， 苏维埃政府不仅大力发展公营商业，从创办公卖处到设立公营商店再到组建公营商业公司，还奖励群众发展股份制经济，创办合作社，如生产合作社、消费合作社、信用合作社等，高价收购群众的粮食、谷物等，低价卖出苏区紧缺物资如食盐、布匹等，改善了苏区经济状况，改善了劳苦群众的生活。

经过三年艰苦卓绝的奋斗，中央苏区的经济建设取得了重大成绩。据统计，1933年全苏区农业收成普遍增产一成半，“在赣南闽西区域，比较一九三二年增加了百分之十五，而在闽浙赣边区则增加了百分之二十，川陕边区的农业收成良好”.。据刘少奇《论国家工厂的管理》记载，1934年3月，中央苏区苏维埃工厂已经有32个，产业工人2000余人。苏区粮食出口，每年大约有300万担，矿石出口，每年300万担。钱之光《苏区的经济工作》一书指岀：“中央苏区每年买进食盐价值约九百万元，布每年买进价值约六百万元。”

中央苏区的经济建设，不仅打破了敌人的经济封锁，为革命战争提供了一定的军需物资，而且解决了群众生产生活方面的实际困难，赢得了广大群众对革命战争的拥护和支持。

四．大办文化教育，满足群众精神文化需求

中央苏区地处经济落后的偏僻山区，革命前，这里的文化教育完全操纵在豪绅地主阶级手中，广大农民群众及其子女根本没有受教育学文民化的权利和机会，造成了他们文化上的落后，有99%以上的农民，100％的劳动妇女不识字。有民谣唱道“扁担跌落地，不知是一字”“苏家坡、三代盲，石头烧去变灰团”。革命后，农民群众掌握了政权，有着迫切要求学习文化知识的强烈愿望。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规定：“中国苏维埃政权以保证工农劳苦民众有受教育的权利为目的，在进行阶级战争许可的范围内，应开始施行完全免费的普及教育”，以根本大法的形式保障群众的文化教育权利。毛泽东在“二苏大会”报告中也指出苏维埃“一切文化教育机关是操纵在工农劳苦群众的手里，工农及其子女有享受教育的优先权，苏维埃政府用一切方法来提高工农的文化水平” 。

为了满足农民群众在精神文化上的需求，苏维埃政府采取了种种措施，大办文化教育，取得了很大成效。主要措施有:

一是设立文化教育机构，颁布各项文化教育法令。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从中央到地方，都建立了文化教育工作领导机构，中央设有教育人民委员部，各省设有文化部、教育部，各县设有文化教育科（委员会），各区、乡设有文化教育委员会。这些部门先后做岀一系列决议和决定，发布一系列指示、训令、条例和大纲，如《教育行政纲要》《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小学校制度暂行条例》《师范学校简章》《苏维埃剧团组织法》等，保障苏区文化建设，改造旧的教育制度，努力使受文化教育成为广大群众的基本权利。

二是广泛开展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苏区时期的学校教育，主要是对儿童实行免费的义务教育。中央苏区每村设立了一所列宁小学，6岁至10岁的学龄儿童普遍进入列宁小学学习。据1934年统计，在中央苏区2931个乡中，有列宁小学3052所,学生89710人,学龄儿童多数进入了列宁小学， 入学率高达60%,比国民党白区入学率10%高得多。苏区时期的社会教育主要是夜校和识字班，主要任务是政治教育和识字扫盲。据1933年统计， 在中央苏区有夜校6052所，学生9710人。识字班要求每人识字3000个，才算已经扫盲。另外各基层还有俱乐部、列宁室、读报团等群众自我教育组织。乡村中每隔10户，街道上每隔10铺，都设立了 “问字所”,在公共场所 还设立识字牌。

三是大力兴起报刊出版、文艺创作。随着苏区人民文化水平的提高,其他各项文化事业大量涌现。红色报刊纷纷创办，1931年11月设立中共中第央出版局，中央苏区创办大小报刊34种，如《红色中华》《红旗周报》《青四年实话》《战斗》《红星报》，等等。这些报刊报道苏区生产、生活情况， “文字生动活泼，深受群众喜欢，发行量很大，如《红色中华》发行量4.4万多份，《青年实话》发行2.8万份，《斗争》发行2.71万份，《红星》发行1.73

万份。岀版社也出版了大量的工农群众和儿童所需要的教科书，如《共产主义的ABC》《列宁小学读本》《马克思主义浅说》等。在中央苏区，文
艺创作也非常活跃。1932年9月成立“工农剧社”，各县成立工农剧社（分社），各乡成立了工农剧社（支社）。各省、各县还相继成立了苏维埃剧

团。这些艺术团体，创作了大量的红色歌谣、红色歌曲、红色戏剧，为丰富群众的文化生活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四是广泛开展群众性文体活动。在中央苏区，经常用娱乐的方式深入进行政治教育，每逢纪念日和节日都要举行纪念会或文艺晚会。成立了群众性体育组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赤色体育会，经常组织开展群众性的体育活动和体育竞赛。1933年5月30日至6月3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在瑞金叶坪红军广场召开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次运动大会，盛况空前，气氛热烈，会上还成立了苏维埃体育运动的领导机构一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赤色体育委员会。从此，中央苏区的群众性体育活动更加蓬勃地开展起来。

苏维埃政府大力发展文化教育事业，成效显著。一方面农民群众的思想文化素质不断提高，愚昧落后的封建思想逐渐根除。中共赣西南特委书记刘士奇1930年10月7日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说，“苏维埃的胜利地， 斗争较久的地方，没有人敬神，菩萨都烧了，庙宇祠堂变成了农民工人士兵的政府办公室，或是游戏场。许多农民的家里以前供着家神’天地君亲师位’，现在换成’马克思及诸革命先烈精神’”，“以前买卖婚姻，现在完全废除了” 。另一方面工农群众的政治觉悟和阶级意识不断提高。苏区范围内的农民，无论男女老幼，都能明白国际歌、少年歌、十骂反革命、十骂国民党反动派及其他各种革命歌曲，群众的革命热情普遍高涨。“红军来了大翻身，穷人当家作主人，学习文化入夜校，瞎子开目见光明。” 一首山歌，道出了苏区群众获得受教育权利的欢喜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