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区干部艰苦朴素、清正廉洁作风，让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得以升华。与过去所不同的是，他们在条件极其艰苦、环境十分险恶的情况下， 处处以身作则，异常勤劳朴素,倾力克己奉公，使“苏区干部好作风”闻名遐迩，形成了独特的时代特征。

—、同甘共苦，相濡以沫

同甘共苦，相濡以沫，是一种优良风范，是苏维埃政府密切联系群众,干群鱼水关系的重要体现。

1929年2月10日,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转战赣南、闽西，来到瑞金大柏地。为摆脱尾追之敌刘士毅部的穷追堵截，在王家祠主持召开红四军排以上干部会议，研究部署战斗计划。当晚，毛泽东、朱德、陈毅与战士一道借用群众门板搭成简易床铺，与其他工作人员一样一 同住在王家祠厅内。正因为红军将领与普通战士同甘共苦，在一路缺衣少粮的情况下，红军仍然保持着高昂的士气，对取得大柏地战斗的胜利产生了重要影响。在中央苏区，无论是苏区干部和红军将领，吃的是一样的饭菜，住的是一样的茅草房，睡的是一样的干稻草铺设的门板床。

1933年7月，身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的毛泽东，在长胜县铲田区调查，区政府为招待毛泽东午餐时悄悄加了几道菜，毛泽东发现后批评说：“我们有的干部官不大，架子不小,下乡来本是联系群众，但有的同志却要兴师动众，而区乡干部对于上级领导来检查工作，不去准备点好吃的东西来招待领导，心里总觉的不是滋味，要知道，现在是革命战争年代，任务是发展苏区经济，支援革命战争,改善群众生活。”一席话，博得了区乡干部的喝彩。次日，毛泽东返回瑞金时，嘱咐警卫员到区财政部结清食宿账，并交代随同的江西军区参谋长陈奇涵：“这件事就拜托了，一定要把它办好。我们是党的干部,应该带头廉洁奉公，才能真正维护广大群众 的利益。”至今，这张伙食账单仍保留在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博物馆内,它记载着苏区干部清正廉洁的公仆情怀。

在中央苏区，由于国民党严密的经济封锁，红军每人每月只有三钱食盐。周恩来与大家一样，过着“有盐同咸，无盐同淡”的生活。警卫员卢正标考虑到周恩来的健康状况，要求司务长在他的菜里偷偷多放一点盐，后被周恩来发现。他对卢正标说，要记住，我们共产党人，是人民的公仆，只有为人民多做工作的义务，没有向人民索取多一些享受的特权。

正是因为有同甘共苦、相濡以沫的精神，鼓舞着苏区干部清正廉洁， 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才能赢得广大苏区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才能取得革命斗争的胜利。

二、厉行节俭，反对浪费

如何保障革命战争？早在1932年2月17日，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项英在《红色中华》发表《发展生产、节约经济来帮助红军发展革命战争》一 文中指出：“各级政府和各群众团体，一切费用都要十二分的节俭，不急用的费不要用，要用的就要节俭，不要浪费一文钱，滥用一张纸，多点一点油……我们要知道节减一文钱即是对革命有一文钱的帮助，谁要浪费一文钱就等于革命的罪人。”苏维埃政府和干部厉行勤俭节约，反对浪费。 中共中央机关博古、陈云、罗迈、邓颖超、潘汉年、陆定一、毛泽覃等23位同志带头响应开展节约运动，1934年3月20日《红色中华》进行了报道，强调“每天节省二两米，使前方红军吃饱饭，好打胜仗”；“今年公家不发我们热天衣服，把这些衣服给新战士穿”；等等。

全总苏区中央执行局委员长刘少奇节约粮食，经常用红薯叶和野菜代替大米充饥。为了不让其他人知道，每当食堂用餐时他便躲到伙房的小灶间吃。有的同志议论开了，便分头去找，以为他在吃“小灶”，后来发现了真相。刘少奇吃“小灶”的故事便在苏区广泛流传起来，感动了所有的人。江西省苏维埃主席曾山，有一次患了痢疾，日渐消瘦，警卫员买来了猪肉煮汤，给他补充营养。他批评说，现在苏维埃财政紧张，要节约每一个铜板支援红军，怎么可以随便花钱买肉呢？警卫员申辩说，这不是公家的钱，是大家凑的。曾山听了硬要还钱，否则就不喝汤。

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中重申：“应该使一切政府工作人员明白，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 “必须反对贪污浪费现象，因为这种现象不但是苏维埃财政经济的损失，并足以腐化苏维埃工作人员，使他们对于工作失去热忱与振奋精神的元素。苏维埃必须领导群众来最大限度利用各种物质上的便利（开会地点、印刷机关、报刊、书局等），引导群众应积极参加政治生活……”在苏区干部的带领下，广大苏区军民勤俭节约，清正廉洁，更加激发了革命热情和创造精神。

三、大公无私，先人后己

中央苏区斗争非常艰苦，生活极端困难。对苏区干部来说，能否跨过大公无私、先人后己这道“坎”，是检验和衡量是否忠诚革命事业的头等大事。有的为了倡导这种精神，大义灭亲；有的则把困难留给自己，把方便让给其他人。

在中央苏区第二次反“围剿”关键时刻，蒋介石为了分化红军，委任黄公略的堂叔黄汉湘为宣抚使，同行的还有黄公略的大哥黄枚庄，带着蒋介石的亲笔信，劝降黄公略。黄公略接到彭德怀、滕代远的来电，“令兄黄枚庄来黎川，为蒋介石充当说客，如何处置，请电示。”黄公略激愤异常,立即回电：“大义灭亲，就地正法！ ”黄公略也给毛泽东发了一封电信：“在红军的沉重打击下,蒋介石为挽救他的失败，釆取分裂红军的可耻阴谋。我黄公略坚信革命必定成功，对蒋介石不抱任何幻想。我义无返顾与黄枚庄一刀两断，并请求将黄枚庄处以死刑，将黄枚庄的口供印发各军，借以教育提高警惕。”根据黄公略的要求，红军砍下了黄枚庄头颅，并写了“蒋贼卖国，罪当刀期，枚庄甘当走卒，还尔狗头”的信带给蒋介石。中央苏区军民从这件事中受到深刻教育，信心百倍地投入到反“围剿”战争。毛泽东知道这件事后，高度赞扬了黄公略公正无私的革命行动。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马是中央苏区的主要交通工具。刘少奇下基层做调查研究，经常天不亮就出去，便对其他产业工会的同志说：“今天我没事，用不着，你们骑去吧！ ”他总以各种借口先考虑别人、把马留下来让给其他同志用，自己则徒步下乡，体现了人民公仆的本色。

苏区时期，盐是非常紧缺的东西。有一天，在前线的罗荣桓给在瑞金的中央领导同志送来了两挑子海盐。中央政府总务处给毛泽东分了三小包。当毛泽东警卫员陈昌奉高兴地把盐送到毛泽东跟前时，没想到毛泽东拿过盐看了看，说：“你把这个盐送回去，让总务处的同志送到我们的医院里，给伤病员用。” “前方的同志打仗那么苦还想着我们，我们有点硝盐吃就可以了嘛！”陈昌奉只好拿着盐不高兴地来到总务处，说明了毛泽东的意思，把盐倒回到盛盐的夢筐里。毛泽东退盐的事，很快被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知道了。他们也叫自己的警卫员将盐送回了总务处。送盐的民工只好将两挑食盐转送到中央红色医院。正是像毛泽东这样一大批苏区干部先人后己，廉洁奉公，把困难留给自己，把好处留给别人，才团结和凝聚起了革命和建设的磅礴力量。

四、严守纪律，不谋私利

不谋私利，是中央苏区一条铁的纪律。早在湘赣边秋收起义时，1927年10月，毛泽东在江西遂川动员部队向红旗渠进发，就规定了行动听指挥，不拿群众一个红薯，打土豪要归公三大纪律。到1928年1月，提出六项注意：上门板，捆稻草，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同年3月，毛泽东正式宣布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三大纪律是：行动听指挥，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打土豪要归公。六项注意是：上门板，捆铺草，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在此基础上，根据形势的发展和部队的实践经验，到1929年以后，又将“行动听指挥”改为“一切行动听指挥”；“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改为“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打土豪要归公”改为“筹款要归公”，后又改为“一切缴获要归公” 。六项注意也逐步补充为八项注意：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不打人骂人，不损坏庄稼，不调戏妇女，不虐待俘虏。从当初统一的红军纪律到成为苏区干部的优良作风，纪律严明、不谋私利是贯彻党和苏维埃政府政策和完成各项任务的重要保证。由于有严明的纪律，有效遏制了少数不良作风，对于损害群众利益的，做到了严惩不贷。“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去办公。”这首流传至今的民谣，是苏区干部真心实意为群众谋利益的历史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