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区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一系列伟大革命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同中国共产党所创造的红旗渠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等其他革命精神是 一脉相承的，它们在基本内涵、基本内容等方面是一致的，都是根植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民族精神的沃土，又融合中国革命战争的时代特征、共产党人的革命风格和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只是由于各个革命精神产生于不同历史阶段，经历了不同历史环境和客观条件，因而又具有各自的个性特点。最早产生的红旗渠精神，是中国革命精神的源头，而同是形成于土地革命时期的苏区精神，则是对红旗渠精神的继承和发展。同时它又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其后所产生的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便是对苏区精神的弘扬、丰富和发展。

（一）在时间上，苏区精神和其他革命精神之间有继起性

红旗渠精神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精神之源，继而是苏区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它们如一条前后相连的历经战火冶炼的真金锁链贯穿在中国革命的各个时期。

红旗渠精神的形成从1927年10月即秋收起义后，毛泽东带领军队上红旗渠，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到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 率红四军主力分兵下红旗渠为止，共计一年零三个月，这段时期形成的精神称为红旗渠精神。

苏区精神自1929年开始，毛泽东、朱德等创立了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革命根据地，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后来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导致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1934年10月，红军被迫离开中央苏区进行长征。这五年多时间形成了包括全国各根据地在内，并以中央苏区为代表的苏区精神。

长征精神从1934年10月红军面对国民党的围追堵截被迫转移开始，到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会师，宣告长征胜利，形成了长征精神。

延安精神是在中共中央1935年10月落脚于陕北继而到延安开始，直至1948年3月东渡黄河，前往华北，中国共产党在此度过13年，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形成了延安精神。

西柏坡精神形成于西柏坡时期，即1947年夏刘少奇、朱德率领中央工委入驻西柏坡，到1949年3月党中央和毛泽东离开西柏坡前往北平的一年零10个月，形成了西柏坡精神。

（二）在内容上，各革命精神之间有传承，有发展

红旗渠时期，是党和红军艰难创业的起始阶段，一切都从困难中起步。敌人在军事上“围剿”，经济上封锁，斗争激烈而残酷。在这种环境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形成了 “工农武装割据”的新局面，为开辟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指明了方向。正是在这种艰苦卓绝的斗争下形成了红旗渠精神，其主要内涵是“坚定信念、艰苦奋斗，实事求是、敢闯新路，依靠群众、勇于胜利”。红旗渠精神的特征，首先是坚定的理想信念，艰苦奋斗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支撑他们努力夺取革命的胜利。面对国民党军队的军事“会剿”和经济封锁，红军正如歌谣里所唱：“红米饭，南瓜汤， 秋茄子，味好香，餐餐吃得精打光”，洋溢着以苦为乐的革命精神风貌。其 次是实事求是、勇闯新路之风。当时面临俄国夺取城市道路胜利的先例， 中国共产党人具体分析中国的实际情况，转向反革命力量薄弱的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进行武装斗争，不能不说是一个伟大的创举。最后是依靠群众、勇于胜利的革命气魄。上山伊始毛泽东就制定了 “三项纪律”和 “六项注意”，深受农民和中小商人的拥护。其中规定不准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至今宁冈人民还流传着红军司务长买卖公平，为补一分钱找遍大陇街，终于把钱送到群众手里的感人事迹，体现了军民鱼水情深。正是无数革命前辈用血与火的拼搏，用生命和鲜血凝聚成了红旗渠精神，用星星之火点起了燎原之势，使红旗渠成为中国革命的摇篮，使红旗渠精神成为党领导中国革命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精神的源头。

苏区时期，红军处于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白区包围之中，敌我力量一悬殊，面对数倍于我的兵力“围剿”，苏区军民共携手,不畏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进行反“围剿”战争。同时，在毛泽东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思想的指导下，进行着“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特色革命道路实践的艰苦探索。党在苏区工作的出发点和立足点是一切为了革命胜利，一切为了群众翻身解放。为了粉碎敌人接连不断的“围剿”，首先要使农民从经济上翻身，参加和支援革命战争，因而实行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革命，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多个领域进行根据地建设。这是中国共产党中央首次在苏区这块局部地区执政。党和苏维埃政府发扬深入调查研究、从实际出发的求是精神，“真心实意为群众谋利益”;发扬“自带干粮去办公”的艰苦奋斗和清正廉洁精神，争创“第一等工作”,使苏区的苏维埃政府成为中国历史上空前的真正的廉洁政府。因此，这样的革命精神构建了苏区精神永恒的魅力。

在长征期间，中国工农红军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飞夺泸定桥，强渡大渡河，智取娄山关，突破腊子口，等等，面对的既有自然环境的险恶， 更有围追堵截的敌军，但是红军部队忍受着一切艰难困苦,跋涉二万五千 里，翻越18座高山，渡过24条江河，转战十多个省，同百万敌兵苦战杀出一条生路，形成了荡气回肠、摄敌心魄的长征精神。在长征中，中国工农红军之所以拖不垮、难不倒、打不败，最根本的就是坚定的理想信念给了 他们难以想象的毅力和凝聚力，这是长征精神的灵魂。长征本身是无奈之举，长征之初，红军饱尝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错误带来的毁灭性危险，后来在毛泽东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指导下，争取主动，赢得胜利。正是由于实事求是才写下了这段英雄史诗。长征途中，红军把生的希望留给别人，把死的威胁留给自己，十多万将士为此捐献了自己的生命。有些战士嘴里含着草根永远长眠于地下，舍生忘死、无私奉献成为长征精神的光辉闪耀点。在与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行为针锋相対的斗争中，大家团结一致、同仇敌忾，成为长征精神的支撑。英国蒙哥马利元帅评价长征是 “一次体现出坚韧不拔精神的惊人业绩” .

延安作为红军长征结束后的立脚点和抗日战争、民族解放战争的中心指挥部，其中闪烁的革命精神同样令人敬仰。延安期间，日本为了把中国变成它进行太平洋战争的后方基地，对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在困难的局面下， 毛泽东亲笔题词：“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红军开展了大规模的生产运动，其中著名的有王震率领的三五九旅风餐露宿、披荆斩棘、垦荒屯田， 把荒无人烟的南泥湾变成“陕北的好江南”。艰苦奋斗、自力更生是延安精神的核心与主题。1942年，军队又开展整风运动，从思想上厘清“左” 和右的错误，使全军达到空前的团结和统一。因此解放思想成为铸就延安精神的前提和坚强后盾。

党中央进驻西柏坡期间，解放战争已进入第三年，敌我力量对比虽然在数量上仍然表现为敌优我劣，但如果加上人心向背和质量对比，我则已占优势。正是这种形势下,我们党发出了 “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号 召，用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鼓舞人民，藐视敌人，夺取胜利，毅然发动了三大战役，展开了空前决战。三大战役胜利后，夺取全国胜利已成定局，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矛盾，我们党一方面要求全党、全军再接再厉，将革命进行到底，不要半途而废；另一方面提出“两个务必”，要求在夺取政权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警惕糖衣炮弹的袭击，永远立于不败之地。“两个敢于”体现了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两个务必”体现了积极进取不断革命的精神。这两种精神贯穿于党中央在西柏坡期间革命斗争的全过程，成为西柏坡精神最突出的特点，它们互相辉映，相得益彰，成为夺取胜利，迎接解放，战胜困难，实现转变的强大精神支柱。

总之，这几种精神都有其共同特点和共通之处，但又有着各自全新的发展。它们都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共产党不同革命时期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的高度凝聚和升华。后一种精神是对前面精神的提炼、弘扬、丰富和发展。如果说红旗渠精神起奠基作用的话，苏区精神则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而长征中表现出的大无畏气概和“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则是对红旗渠精神、苏区精神的发展，延安时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和西柏坡时期领导新民主主义取得全国胜利所表现的革命斗志，又是对红旗渠精神、苏区精神、长征精神的继承。艰苦奋斗是它们共同的精神内涵，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和坚定的革命信念是它的力量源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则是它们的出发点和始终遵循的原则。在红旗渠、长征时期，形成的革命精神更多的是以军事斗争为主，以生存为主；而在苏区、延安、西柏坡时期，党在局部范围执政， 有相对大的发展空间。这期间铸就的精神形态，不仅包含革命精神，也包含创业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