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是历经磨难、不屈不挠的伟大民族。面对近代中国严重的民族危机和深刻的社会危机，中国人民不甘愿被侵略、被奴役，为反抗外敌和改变现状，纷纷踏上了救亡图存的漫长道路。

中国的出路何在？

为了民族复兴，中国社会的各阶级从各自的立场出发，提出了自己的不同主张，进行了各式各样的尝试；无数仁人志士不屈不挠、前仆后继，进行了可歌可泣的斗争，但终究未能改变旧中国的社会性质和中国人民的悲惨命运。

最先起来反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压迫的是农民。在封建制度压迫下的中国农民有着强烈的反抗心，他们自发进行的斗争给了外国侵略者和中国封建统治势力以沉重的打击，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太平天国农民运动和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

从鸦片战争开始，清政府的军费开支和战争赔款逐年增加，这些沉重负担必然转嫁到劳动人民身上，加之地主官僚的剥削压榨，广大农民生活难以为继，甚至家破人亡，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反抗斗争此起彼伏。据统计，从1841年至1850年的10年间，各地就发生农民起义110多次；到1851年，终于爆发了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农民运动。

太平天国运动领袖洪秀全原是广东花县的一个农村知识分子，做过村塾老师，深知农民疾苦。他多次参加科举考试，屡试不中，绝意仕途，又面对外国入侵和清廷腐败，更激起不满和反抗。1843年，洪秀全创立拜上帝会。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领导约2万人在广西桂平县金田村起义，建号太平天国,起义部队称太平军。清政府急忙从各省调集大批军队前往镇压。太平军英勇作战，一路诛杀贪官污吏，焚烧地契债券,受到广大农民的欢迎和支持,踊跃参军助战，从而打破了清军的多次围攻。1852年6月，太平军打岀广西，进入湖南。1853年1月，一举攻克武汉三镇，兵力迅速增至50万人。而后，分水陆两路，沿长江东下,于3月19日占领南京，改称天京，建立起太平天国农民政权。

太平军在定都建国后，进行了北伐、西征，继续向各地进军，并与北方的捻军和西南、西北的少数民族起义，以及上海小刀会、湖南天地会起义等遥相呼应。一时间，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席卷全国,震惊中外。1853年冬，太平天国正式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提出了以解决土地问题为中心的农民革命纲领，从根本上否定了沿袭几千年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制定了全面的社会改革方案，希望建立起一个“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社会。这一土地纲领反映了千百年来农民要求得到土地的强烈愿望，对于发动和鼓舞广大农民起来参加反封建斗争起了积极的作用，但这种绝对平均主义的方案因带有很大的空想色彩而在实践中难以施行。

1856年上半年，太平军打破了包围天京的“江南大营” “江北大营”，军事上达到鼎盛时期。但这些农民领袖被胜利冲昏了头脑，领导集团内部发生了内江，东王杨秀清、北王韦昌辉先后被杀，翼王石达开负气带领20万将士出走。至此，太平天国元气大伤，一蹶不振。清军乘机大肆反攻，并重建“江南大营” “江北大营”，围困天京。

1859年4月，洪仁玕被封为干王，总理全国政事，他提出了一个改革内政和建设国家的新方案——《资政新篇》。这是太平天国后期的重要文献，是近代中国先进人士最早提出的发展资本主义的近代化纲领，但由于农民阶级自身的局限性以及没有付诸实践的客观环境，对太平天国革命的发展未能产生显著作用。

1861年，曾国藩率领湘军、淮军分三路围攻太平军，并联合英、 法、俄、美等国在华的武装力量，共同打击太平军。1864年7月，天京陷落，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在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镇压下终于失败。

太平天国运动，历时14年，席卷18个省,攻克600多座城市，建立了与清王朝相对峙的太平天国政权，颁布了中国农民运动史上第一个完整的土地纲领——《天朝田亩制度》，规模之大，发展之快，组织制度之完备，斗争威力之大，都达到了中国旧式农民战争的巅峰，沉重打击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显示了农民在革命斗争中的强大力量。

1898—1900年，在帝国主义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之际，在中国北部地区，爆发了一场以农民为主体的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 震撼了中国大地。他们凭借最原始的大刀长矛，以异乎寻常的勇敢精神同拥有先进武器的八国联军进行殊死搏斗，使本来把中国看作可以任意宰割的帝国主义者，做梦也没想到中国社会底层竟蕴藏着如此巨大的反抗力量。他们不得不承认：如此“民气坚劲”的中国是不可征服的，“无论欧美日本各国，皆无此脑力与兵力，可以统治此天下生灵四分之一也”。

但是，农民是封建私有制度下的小生产者，受到落后的生产方式的限制，看不清社会和革命的发展前途，提不出科学的有远见的斗争纲领，不可能战胜强大的敌人，不可能领导中国近代革命取得彻底胜利。在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镇压下，农民起义一次又一次的以失败告终。太平天国和义和团的历史悲剧有力地证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农民固然是一支强大的反帝反封建的主力军，但如果没有先进阶级的领导，是不可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的。

清朝统治集团内部的洋务派官僚为挽救时局危机，也曾做过许多努力。鸦片战争的失败在死水一潭的中国封建社会激起轩然大波。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看起来很奇怪的是，鸦片没有起催眠作用，反而起了惊醒作用。”面对资本主义入侵这一中国“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林则徐、魏源等有识之士开始深刻认识到中国的封闭落后，倡导睁眼看世界，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和太平天国运动的打击，促使统治集团中的开明派提出“自强”“求富”的口号, 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发起了洋务运动，企图在维护中国腐朽的封建主义社会制度和伦理原则的前提下，引进西方新的军事和生产技术。随着洋务运动的发展，清政府建立了在当时世界海军中占据一席之地的北洋海军，民用工业和新式交通运输业也发展了起来，奠定了中国近代工业的基础。然而，在1894年至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中，洋务派苦心经营的中国新式陆海军完全溃败，也标志着35年的洋务运动宣告破产，成为一场由封建大地主统治阶级领导的失败的自救运动。

根据中日甲午战争之后签订的《马关条约》，中国被迫割让台湾； 向日本支付2.3亿两白银的巨额赔款；日本得到了西方列强在华已有的一切特权。甲午战争的失败给中国人带来极大的刺激，中国的有识之士悲愤难抑，谭嗣同更是奋笔写下：“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亲身经历过这段历史的吴玉章后来回忆说：“我还记得甲午战败的消息传到我家乡的时候，我和我的二哥（吴永银）曾经痛哭不止。” “这真是空前未有的亡国条约！它使全中国都为之震动。从前我国还只是被西方大国打败过，现在竟被东方的小国打败了，而且失败得那样惨， 条约又订得那样苛，这是多么大的耻辱啊！”

中日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加速了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的进程，亡国灭种的危急形势迫使一些先进的中国人开始寻找新的救国救民道路。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以“救亡图存”为号召，于1898年（农历戊戌年）发动了一场颇具声势的变法维新运动。他们试图按照英、日等资本主义国家的模式，在中国实行以建立君主立宪制、发展资本主义为最终目标的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在短短的103天中，维新派通过光绪皇帝发布了 100多道变法诏书、谕令，内容包括保护和奖励农工商业、废除八股文、裁汰冗员、澄清吏治、广开言路、准许组织学会和开设报馆、给予岀版言论自由等。但是，由于持续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势力的强大、 资产阶级维新派自身力量的弱小，加之维新派所依靠的光绪皇帝又无实权，变法维新运动最终被封建顽固派所扼杀。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抱着“有心杀贼，无力回天”的遗憾，血洒京城菜市口。戊戌维新运动的失败表明，在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道路是根本行不通的。

19世纪末，几乎与资产阶级维新运动发初的同时，资产阶级革命派开始从事以推翻清王朝专制统治为目标的革命斗争。1894年2月， 孙中山上书直隶总督李鸿章，寄希望于洋务派官僚走资本主义和平改良道路，但却不被理睬；11月，他在美国檀香山创立兴中会，第一次响亮地喊出“振兴中华”的口号，走上了反清革命道路。1898年戊戌变法的失败，使孙中山等革命党人认识到，寄希望于清政府体制内的自我改革是不可取的。因此，怎样唤醒民众起来反抗，推翻满清政府和封建帝制，就成为当时革命志士苦苦探索的问题。不久，邹容的名著《革命军》出版，他在该书中慷慨陈词：

“呜呼，我中国今日不可不革命！我中国今日欲脱满洲人 之羁缚，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独立，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与世界列强并雄，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长存于二十世纪新世界上，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为地球上名国、地球上主人翁，不可不革命……革命者，天演之公例也；革命者，世界之公理也”。

邹容以情感激愤、脍炙人口的文字，发出强烈的革命呼声，使中国思想界为之震撼，推进了先进中国人以革命手段再造中国的理想与激情。

1905年，孙中山在日本东京发起成立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制定了 “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十六字革命纲领，首次提出以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取代腐朽专制的清封建王朝的革命目标。不久，他又将其概括为以民族、民权、民生为核心内容的“三民主义”革命纲领。三民主义，是一个比较完整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纲领，反映了当时中国民众要求民族独立和民主权利的迫切愿望。孙中山敏锐地发现并抓住了封建制度的“命门”、在中国这个农业大国发动革命的关键点——土地问题，提岀“平均地权” “耕者有其田”的响亮口号，使其革命主张的内涵更丰富、目光更深邃。对此，孙中山曾总结说：

“我们革命的目的，是为众生谋幸福，因不愿少数满洲人专利，故要民族革命；不愿君主一人专利，故要政治革命；不愿少数富人专利，故要社会革命。这三样有一样做不到，也不是我们的本意。达了这三样目的之后，我们中国当成为至完美的国家。”

孙中山在1905年成立同盟会后，领导革命党人进行广泛的革命宣传和鼓动工作，并积极联络会党和新军，先后在各地组织和发动了一系列武装起义，如广东潮州黄冈起义、惠州七女湖起义、钦（州）廉 （州）防城起义、广西镇南关起义、云南河口起义，以及著名的广州起义等。这些起义由于是脱离广大群众的单独军事行动，因而很快失败, 但它反映了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反对封建专制的革命精神，在全国民众中不断扩大了革命的影响，促进了革命高潮的到来。

1911年（农历辛亥年）10月10日，湖北革命团体文学社与共进会， 在同盟会的推动下，以湖北新军为主力，发动武昌起义，并迅速获得成功，各省纷纷响应，进而掀起全国的革命风暴，终于推翻清王朝，建立中华民国。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标志着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诞生。新政府制定了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性质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颁布了多项政策和法令，推行了改用阳历、男子开始剪辫、女子开始放足、下级对上级政府官员不再行跪拜礼等一系列充满民主共和精神、废除封建陋习的革新措施，反映出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除旧布新、矢志共和的革命精神。

但是，由于帝国主义的干预和革命力量与北洋军阀相比尚处于劣势，加上革命派内部的动摇，在袁世凯表示“拥护”共和并逼迫清帝退位后，孙中山提岀辞职。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终于被袁世凯篡夺，中国从此进入了北洋军阀统治时期。

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后，实行独裁专制，向资产阶级革命派开刀，暗杀了主张政党政治、坚持议会斗争的国民党政治活动家宋教仁，镇压了孙中山领导的“二次革命”，与日本签订了灭亡中国 的“二十一条”，并最终于1915年12月12日上演了一幕称帝的丑剧。 1916年，当了83天皇帝的袁世凯死后，中华民国虽然名义上只有一个总统，却已经陷入了四分五裂的军阀割据和军阀混战局面，封建的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仍然占据着统治地位。北洋军阀分化为直、皖、奉三系。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以日本帝国主义为靠山，掌握北京中央政权，并统治山东、河南、安徽、福建、浙江等省。以冯国璋和他的继承人曹锟、吴佩孚为首的直系，则以英、美帝国主义为后台，统治直隶（1928年改称河北）、江苏、江西、湖北等省，并同皖系争夺对北京中央政府的控制权。以张作霖为首的奉系，统治东北三省，并在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扶植下，逐渐把势力扩张到关内，同直、皖两系争夺北京中 央政权。为了巩固和扩大地盘，争夺对北洋政府的控制权，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各派军阀之间进行着频繁的争夺以至战争，不仅使国家陷入长期的分裂和动乱之中，而且为了支撑战争不断通过出卖国家利益向列强借款，从而使中国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中愈陷愈深了。正如当时人们对军阀所作所为的描述：“这些人，什么事也不做，只晓得坐坐汽车，借借外债。他们的第一件事，是卖国，一点一点地卖给外国强盗；他们的第二件事，是每天、每小时、每分钟他把自己卖给外国强盗。”

毛泽东指出：辛亥革命“有它胜利的地方，也有它失败的地方。你们看，辛亥革命把皇帝赶跑，这不是胜利了吗？说它失败，是说辛亥革命只把一个皇帝赶跑，中国仍旧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之下， 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并没有完成”。

“无量头颅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辛亥革命后的一系列历史事实证明，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不可能在帝国主义和地方军阀买办统治下的中国实现。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已经走到了穷途末路，中华民国只剩下了一块招牌而已。一位清朝遗老编了一副对联，讽刺此时的“民国”现状说：

民犹是也，国犹是也，何分南北？

总而言之，统而言之，不是东西。

这种局面，使中国的先进分子和对资产阶级革命充满期待的人们深受打击，沉浸在极度的苦闷和彷徨中。毛泽东曾描述当时的情况说: “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在这样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之下，近代中国民族民主革命所面临的反帝反封建的任务，更加迫切地摆在中国人民面前，谁能够领导中国人民，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谁就将成为中国革命的领导阶级。

农民起义的路走不成，改良主义的路走不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路走不通，中国救亡图存的责任历史性地落到了新兴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肩上。正如林伯渠在回顾自己的思想历程时说的：“辛亥革命前， 觉得只要把帝制推翻便可以天下太平，革命以后经过多少挫折，自己所追求的民主还是那样的遥远，于是慢慢地从痛苦经验中，发现了此路不通，终于走上了共产主义的道路。这不仅仅是一个人的经验，在革命的队伍里是不缺少这样的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