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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天辟地,担当民族复兴使命四放眼世界寻找良方

2021-05-08
08 2021-05

09:46

正当中国自救无路、彷徨而不知所措的时候,十月革命一声炮响, 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先进分子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真理中看到了解决中国问题的出路。

 

以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为标志,世界进入战争与革命的时代。无产阶级革命的潮流改变了世界,引发了席卷全球的革命风暴。 欧洲爆发了德国、芬兰、匈牙利、斯洛伐克等国的工人革命和苏维埃运动,发生了法国工人的“五月战斗”丨亚洲发生了中国的五四运动,日本的“米骚”,期鲜三•一起义以及印度、阿富汗反对殖民统治的斗争。随着这股潮流,革命的中心由西方转到东方,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世界,共产党在各国相继建立。


新的世界潮流如狂飙突进。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十月革命,建立了第 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为全世界被压迫阶级和被压迫民族指明了获得解放的道路。原来向西方寻求出路的中国先进分子也开始把视线转向东方,从苏俄的榜样作用,看到了中国的岀路和前途,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才是救国救民的真理。


中国共产党人将中国革命纳入到世界革命的全局中去。把握世界潮流,就是把握社会历史发展的主导趋势,从中找到中国革命前进的大方位和总目标。毛泽东指出:“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和第一次胜利的社会主义十月革命,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方向,划分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时代。”发生在此后的中国革命,只能是一种全新的民主革命,它的历史范畴、领导阶级和发展方向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它属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为帝国主义所反对,而为世界无产阶级所支持。自此世界叩开中国的大门,使中国共产党人主动地把民族命运与世界联接在一起。


1920年元旦,《星期评论》的“新年词・红色的新年”写道:

 

朦朦胧胧的张眼一瞧,

黑暗里突然的透出一线儿红。

这是什么?

原来是北极下来的新潮,从近东卷到远东。……



 远在北方的列宁,一直关注着中国的政治变动和革命形势的发展。


早在1900年12月,列宁就在《中国的战争》一文中,严厉谴责了沙皇俄国对中国义和团、东北边疆人民镇压和血腥屠杀的罪行。辛亥革命后,他满怀激情地祝贺中国革命成功, 在《关于中国革命》《中国的民主主义与民粹主义》《新生的中国》《中华民国的大胜利》等文章中,高度评价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并指出革命中存在的不足和弱点,表示相信中国无产阶级必将迅速成长起来,成为革命的领导者。1919年3月,列宁主持召开 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由于此时中国共产党尚未成立,加之西伯利亚地区正在进行苏俄国内战争,中俄边境被中国北洋政府封锁,无法与中国国内革命同志取得联系,大会特别邀请旅俄华工联合会会长刘绍周和莫斯科分会会长张永奎,以“中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名义出席大会,列宁亲切会见了他们。6月,列宁指示在俄共(布)西伯利亚委员会内设立有中国等东方国家代表参加的东方局,以推动东方各国特别是中国革命运动的发展,并决定派出代表团前往中国,帮助组建共产党组织。此时,苏俄已经公开宣布废除沙俄和中国缔结的一切不平等条约, 赢得了中国人民和先进分子的好感。


在此前后,中国先进分子已经认识到了建党的重要性,并开始酝酿准备。


1920年2月的一个晚上,北京朝阳门驰出一辆旧式带篷骡车,正在通往天津的土路上缓缓行进。这种骤车是北方最为常见的代步工具, 车上有两个人,坐在车篷里的一位,40岁左右模样,长袍外套着一件棉背心,头上低低地压着一顶毡帽,看上去像是个土财主;驾辕的一位,年龄看上去要小一些,他身材魁梧,一袭便装,随身携带一个手提包,包里像是装着满满的账本,看上去俨然是一个年前外出收账的账房先生。


两个人一边赶路,一边思考,而且在作深沉的交谈。


“仲甫,你看我们中国是否也走苏俄的道路,成立苏俄式的政党?”


 “好啊。我以前是反对成立为一个阶级服务的政党的。倘若那个时 候你要我成立一个新党,我是不干的,现在该考虑了。”


被称为“仲甫”的人,便是当时大名鼎鼎的陈独秀,和他说话的是时任北大图书馆主任的李大钊。李大钊和陈独秀,不仅是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领军人物,而且是传播马克思主义、组建中国共产党的关键性人物。20世纪20年代初期,当时社会上就有“北李南陈,两大星辰; 茫茫黑夜,吾辈仰辰”的说法,还流传着一首嵌名诗盛赞两人曰:“北大红楼两巨人,纷传北李与南陈;孤松独秀如椽笔,日月双悬照古今” (李大钊曾用笔名“孤松”)。


他们在李大钊家乡河北乐亭歇了一宿,在这三天旅途中的充分交谈,成就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段佳传一“北李南陈,相约建党”。


1920年2月19日,正是“新桃换旧符”的除夕,陈独秀悄然来到上海。


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是中国拥有229万人口的第一大城市。 此时正逢新春佳节,街头到处响着噼噼啪啪的鞭炮声,酒吧、饭馆里传出划拳声,舞厅、戏院飘出乐曲声,石库门房子里传出哗哗的麻将声。一切似乎和往年春节没有什么不同。但后来的历史表明,在这欢庆的新年声里,中国工业和工人运动的中心上海,即将成为红色中国的起点。


陈独秀离京前,李大钊发电报给上海的朋友,托他们帮助陈独秀找一所居住的房子。几位志同道合的朋友听到陈独秀要来上海,都非常兴奋,立即行动起来,在法租界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找到一个公寓。这里原是国民党元老柏文蔚一所闲置的公馆。柏文蔚当年曾任安徽都督,辛亥革命后,陈独秀还给他做过一段时间的秘书长。如今,陈独秀避难到上海,柏家人便一口应承了下来。


陈独秀避居上海后,《新青年》杂志也由北京转移到上海出版,陈独秀仍担任主编。这份已经有着广泛社会影响的进步刊物,这时更加热情地宣传社会主义,赞颂俄国十月革命,政治倾向更为鲜明。陈独秀还在上海广泛联络进步人士,共同探讨改造中国社会的方向和途径。


一天晚上,陈独秀正在书房为《新青年》奋笔疾书的时候,响起了咚咚的敲门声。打开门,一位中等身材、体格强健的俄国青年出现在面前。这位目光深邃、充满热情的外国人,带着一个秘密使命来到中国,这个使命将对中国革命产生重大影响。


这位俄国青年,中文名叫吴廷康,公开身份是一名新闻记者,实际上是经共产国际批准,俄共(布)远东局海参威分局外国处派出的全权代表维经斯基。


原来,1920年4月,俄共(布)派出的代表团从海参威绕道日本来到北京。为了掩护政治身份,代表团成员对外公开身份是俄文《生活报》的记者,前来中国筹办“俄华通讯社”事宜。代表团一行5人, 负责人名叫格列高里•纳乌莫维奇・维经斯基,他还取了一个中文名字叫吴廷康。随行有他的夫人库兹涅佐娃、秘书马马耶夫及夫人马马耶娃,以及一名翻译中国人杨明斋。他们此行的任务是了解中国国内情况,与中国的进步力量建立联系,考察是否有可能在上海建立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


维经斯基一行到达北京后,通过在北京大学任教的俄国人柏烈伟和伊凤阁的介绍,会见了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人物李大钊。维经斯基中等身材,态度谦和,文质彬彬,有学者风度。两人见面交谈很是默契,特别是建立中国共产党组织的共同意愿,与李大钊和陈独秀的想法不谋而合,这使李大钊更是兴奋不已。此后,维经斯基又与参加过五四运动的主要活动分子,在北大图书馆李大钊办公室召开了几次座谈会。 会上,他介绍了苏俄十月革命的情况,宣传了马克思主义在苏俄取得的伟大胜利,并指出中俄两国国情有许多相似之处,摆脱落后局面,唯一 的办法就是要像苏俄那样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而走十月革命的道路,就必须创建苏俄那样的布尔什维克党。他的谈话亲切而有感染力,也说出了参加座谈的许多人的心里话。

 

以哪里为中心开展建党活动呢?李大钊向维经斯基介绍说,北京是当时中国北洋军阀盘踞的反动堡垒,没有很发达的工业,工人阶级的队伍不够强大,工人运动尚处在初级阶段。但是,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工业中心和中国工人阶级最早的集中地,工人运动开展得比较好,特别是从北京去上海的陈独秀,团结了一批倾向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有更好地开展共产主义运动的条件。所以他建议维经斯基到上海找陈独秀进一步商谈在中国创建共产党组织的问题。


1920年5月,带着李大钊的亲笔信函,维经斯基一行到达上海。 很快,他们就在法租界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陈独秀的住处见了面。陈独秀本有建党的意图,维经斯基的到来,使他喜出望外。他与维经斯基两人一见如故,进行了多次长谈,就中国革命问题充分交换了意见。维经斯基根据在北京和上海的所见所闻,依据苏俄革命的经验,认为组建中国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是中国革命的当务之急,否则就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同时,他认为中国已经具备了建立共产党的条件,建议陈独秀加快创建中国共产党的步伐。此外,为了协调和联络各革命社团,陈独秀介绍并安排维经斯基与《星期评论》社的戴季陶、沈玄庐、李汉俊, 共学社创办人、《时事新报》负责人张东荪,以及陈望道、俞秀松、施存统、邵力子等进行了多次座谈。在维经斯基等人的帮助下,陈独秀加快了建党工作的步伐。作为建党的第一步,1920年5月,陈独秀与李汉俊、陈望道、俞秀松、沈雁冰、邵力子、杨明斋等人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加紧研究、翻译、宣传马克思主义,并以此为基础,通过讨论社会主义、加紧社会改造的方式展开建党准备。这些人经常在一起,反复地谈,越谈越觉得有组织中国共产党的必要。但张东荪在参加过一次酝酿建立党组织的座谈会后就退出了,并很快暴露了他的假社会 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真面目。戴季陶最初还表示同意,但真要建立共产党组织时,他借口不能同孙中山及其领导的国民党脱离关系,也退出了。这样,研究会的组织成分更加纯洁了,留下来的一批共产主义者更加坚定不移,决心依照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所提出的建党原则,在中国组建共产党。


6月,陈独秀与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等人开会商议,决定成立共产党组织,初步定名为社会共产党。此后不久,围绕着究竟是用“社会党”还是“共产党”命名的问题,陈独秀写信征求李大钊的意见,李大钊主张定名为“共产党”,陈独秀表示完全同意。8月,经过一番酝酿和准备之后,在陈独秀主持下,俞秀松、李汉俊、陈公培等人在上海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开会成立了中国的第一个共产党组织,陈独秀担任书记,点燃了在中国大地上创建共产党的火种。


1920年秋,为培养革命干部和输送革命青年去苏俄学习,维经斯基在上海创办了外国语学社,由杨明斋和库兹涅佐娃讲授俄文、李达教日文、李汉俊教法文、李震瀛教英文,学生多时达五六十人,其中有刘少奇、罗亦农、任弼时、萧劲光、王一飞等。同时,在维经斯基的指导下,又设立了华俄通讯社,翻译和报道来自共产国际和苏俄的大量材料,先后在《新青年》《民国日报》等报纸杂志上发表了许多有影响的报道,如《新俄国组织汇 记》《布尔什维克沿革史》等,对于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建党工作, 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俄共的热情帮助和有力推动,加快了中国创 建共产党组织的发展进程。


历史告诉我们,民族复兴是一个历史进程。一个民族由盛而衰,再由衰落中重新崛起,参照的坐标是世界,是走入现代文明、跻身现代化行列的历史进程。一个党的建立,一个民族的复兴,最大的契机是世界进步的潮流,顺应了潮流就抓住了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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