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的复兴与中国共产党的使命担当和领导作用紧密地联结在一起，党生则希望生，党强则民族兴。

1921年7月23日，一个盛夏的夜晚，身着长衫、中山装、西装的 10多位有志之士，怀着对马克思主义的憧憬，从四面八方赶到上海法租界的一个幽静小院，轻轻叩响铜环。在一间只有18平方米的小屋, 他们决意向黑暗宣战，立誓担当起救国救民的历史使命，决心为中华民族摆脱苦难、走向复兴而拼搏。

1920年夏至1921年春，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中国工人运动的蓬勃兴起，作为两者结合产物的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在上海、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广州以及赴日、旅欧留学生中相继成立，建党条件基本成熟，召开全国代表大会也在建党骨干中开始酝酿。

1921年6月3日，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取道欧洲来到上海，与从西伯利亚南下的另一位共产国际代表尼科尔斯基会合。他们很快与陈独秀离沪期间主持上海党组织工作的李达、李汉俊取得联系，并交换了情况。共产国际代表建议及早召开党的代表大会，宣告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

李达、李汉俊在征询陈独秀、李大钊的意见并获得同意后，分别写信给北京、长沙、武汉、广州、济南及日本留学生中的共产党组织，通知他们各派两名代表来上海，出席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1921年7月中下旬，设在法租界白尔路389号（今太仓路127号） 的博文女校，住进了一批教师、学生模样的青年人。这群人对外声称是 “北京大学师生暑期旅行团”。他们的真实身份是各地共产党组织派来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的。

博文女校怎么会成为中国共产党一大代表们的“招待所”呢？这是因为博文女校比较隐蔽，距一大会址很近，步行几分钟就能到达，另外李达、李汉俊都与这所学校的校长黄绍兰颇熟。

时值暑假，学校空着。当黄绍兰听李达夫人王会悟说“北京大学师生暑期旅行团”要借此住宿时，便一口答应下来。王会悟将外地来沪代表安排在博文女校，还在街上买了些芦席铺在楼板上作为床铺。王会悟无意间做起了中共一大会务工作。

各地代表到齐后，便在住处召开了一次简短的预备会。来自各地的代表，有的原来就相互认识，有的第一次见面，大家聚集在一起，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相互问候和交换意见，并一致认为应立即举行党的第 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1921年7月23日，一个中国革命历史上意义深远的日子。在朦胧的夜色中，各地代表先后来到了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现为兴业路76号）李汉俊的哥哥李书城住宅。

这是一座砖木结构的两层楼房，为上海典型石库门式样建筑，外墙青红砖交错，镶嵌白色粉线，门楣有矶红色雕花，黑漆大门上配铜环，门框围以米黄色石条，门楣上部有拱形堆塑花饰，有一种朴实典雅之感。

会议室的陈设简朴而庄重，正中是一张长形大餐桌，四周放着小圆凳；桌上摆着简单的茶具、两只紫铜烟缸；东、西墙边各安放着一只茶几和两张椅子，北面的红色板壁旁边放着一张小桌子。唯一光鲜亮丽的应当算是餐桌上的那只粉红色的荷叶滚边玻璃花瓶，还有瓶中新鲜的花朵，充满勃勃生机。

在那张大餐桌四周,坐满了出席会议的13位代表。他们是：

李汉俊，1890年出生，31岁，湖北潜江人，商务印书馆编译，上 海代表。

李达，1890年出生，31岁，湖南零陵人，商务印书馆编译，上海 代表。

张国焘，1897年出生，24岁，江西萍乡人，北京西城区文化补习学校数理教师，北京代表。

刘仁静，1902年出生，19岁，湖北应城人，北京西城区文化补习 学校英语教师，北京代表。

毛泽东，1893年出生，28岁，湖南湘潭人，湖南第一师范附属小学主事（相当于校长），长沙代表。

何叔衡，1876年出生，45岁，湖南宁乡人，湖南第一师范附属小 学教师，长沙代表。

董必武，1886年出生，35岁，湖北黄安人，武汉中学校长，武汉代表。

陈潭秋，1896年出生，25岁，湖北黄冈人，武汉中学英文教师， 武汉代表。

王尽美，1898年出生，23岁，山东诸城人，济南一师学生，济南代表。

邓恩铭，1901年出生，20岁，贵州荔波人，济南一中学生，济南代表。

陈公博,1892年出生,29岁，广东南海人，广东政法专科学校教授， 广州代表。

周佛海，1897年出生，24岁，湖南沅陵人，日本第七高等学校（相当于中国大学的预科）中国留学生，旅日留学生代表。

包惠僧，1894年岀生，27岁，湖北黄冈人，无固定职业，当时由陈独秀通过《新青年》杂志发行人苏新甫介绍暂到报馆工作，为陈独秀指派代表。

此外，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荷兰人）和共产国际远东局书记处兼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尼科尔斯基（俄国人）出席了会议。

这13位中国代表代表着全国50多名党员，他们的身份大都是编辑、 记者、学生或教师。代表中最年长的何叔衡45岁，最年轻的刘仁静19岁。平均年龄为28岁，正巧是毛泽东当年的岁数。

陈独秀和李大钊因事难以抽身未出席会议，然而，在代表们的心目中，他们仍是党的主要创始人和领袖。会议开始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尼科尔斯基热情致词，由李汉俊、刘仁静即席翻译。马林首先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具有重大的世界意义，共产国际增添了一个东方支部，苏俄布尔什维克增添了一个东方战友；希望中国同志努力工作，接受共产国际的指导，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作出自己的应有贡献。尼科尔斯基介绍了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情况，建议中国共产党将代表大会进程及时报告远东局。接着，代表们商讨了会议的任务和议题， 一致确定先由各地代表报告本地工作，再讨论并通过党的纲领和今后工作计划，最后选举中央领导机构。

24日，举行第二次会议，各地代表报告本地区党团组织的状况和工作进程，并交流了经验体会。25、26日休会，起草党的纲领和今后工作计划，主要由张国焘、李汉俊、刘仁静、董必武等参加。27日至29日，连续三天举行会议，主要是讨论党的纲领和今后的实际工作。 讨论认真热烈，大家各抒己见，既有统一的认识，又在某些问题上争论不休，会议未作出决定。

29日晚上，马林曾提议第二天的会议应更换一个地方，以免引起巡捕的注意。大家并没有引起警觉，认为反正明天只有一晚，一时又不易我到合适地方，于是决定仍在原地开会。

30日晚，举行第六次会议，原定议题是由共产国际代表讲话，对会议讨论的各项问题发表意见，然后通过党的纲领和决议，选举中央机构，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

当晚的会议尚未开始，一个身穿灰色长衫的中年男子，突然闯入李公馆，向室内张望。这个陌生人的突然出现，引起了大家的警觉，当即质问：“你是干什么的？”他含糊地回答：“我找社联的王主席”，接着又说，“对不起，找错了地方”，就匆忙退了出去。此处附近确实有个社联，但并没有设主席，也没有姓王的人，这更引起大家的怀疑。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有着丰富的秘密工作经验，当机立断地说：“一定是密探！ 我建议会议立即停止，大家迅速离开!”

代表们离开会场不到一刻钟，法租界巡捕房派出的两辆警车在望志路口停下，车上冲岀十多人包围了会场，如临大敌，气氛骤然紧张起来。三名法国警官带领四个中国密探进入室内搜查和盘问，除了査到一些介绍和宣传社会主义的书籍外，并没有发现什么有价值的证据。室内桌子抽屉里放着的一张党纲草案，因为涂改很乱，字迹不清，搜查中幸未引起巡捕的注意。法国警官开始询问，李汉俊用法语沉着应对，加之又得知此处房子是李汉俊的哥哥、曾任北洋政府陆军总长的李书城将军的公馆，气氛开始有所缓和。临走时，法国警官用一种警告的口吻对李汉俊说：“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大概有某种政治企图。但现时中国的教育尚未普及，民众也没有什么知识，谈不到有什么革命的举动。希望你们今后多在教育上下工夫。”法国巡捕走了，但在四周却布下了暗探。

有惊无险，幸好代表们撤得快，不然就会给建党活动带来重大损失。一场虚惊过去，很长时间留下了一个“谜”，最初闯进会场的密探是谁？现在“谜”底已经揭开，这人叫程子卿，1885年生于江苏镇江，读过三年私塾，又在米店当过几年店员，炼就了过人的臂力，与上海江湖红人黄金荣结拜兄弟，被后者引荐到法租界巡捕房，先做巡捕，后升至探长。程子卿在法租界巡捕房期间，也做过一些有益于进步的事。1949年以后，宋庆龄向有关方面说明了情况，程子卿没有遭受过多的责难，1956年病逝于上海，终年71岁。这桩“公案”也就告结了。

中共一大会场被搜查看似偶然，实则事出有因。要知其原委，还得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来华说起。

马林在莫斯科作了必要的准备后，于1921年4月初动身来华。他没有走通常共产党人往来的远东秘密通道，而是绕行欧洲来到上海，其行踪已被几个国家的警方掌握，并相互致函通报，载入档案。几十年后，有关档案终于解密，大白于天下。原来马林持荷兰护照进入维也纳时，已被当地警察局拘捕。维也纳当局派岀官员带着马林的护照，专程来到荷兰王国驻奥地利大使馆。荷兰大使明确告知斯内夫利特（即马林）是共产党。经多方营救，马林才获释，随即被奥地利政府驱逐出境。维也纳警察局致函荷兰大使馆，详细通报了马林的行踪：1921年4月16日离此前往意大利威尼斯市，并拟自威尼斯乘直达上海的轮船继续旅行。

荷兰、英国、日本等国驻奥地利大使都密切关注著名“赤色分子”马林的动向。荷兰大使馆发岀密电将马林的去向通知荷兰驻上海领事馆，并通报给荷属东印度（今印度尼西亚）’英国大使也密电通知英属斯里兰卡、新加坡、中国香港以及英国驻上海领事馆。日本驻奥地利大使馆则立即将此情报电告东京。

此时各国驻北京大使馆也纷纷行动起来，相互通报，商量对策，并提请中国政府注意马林的活动。虽然各国使馆不知道马林是来担任共产国际驻华代表，但他们已从其身份和经历，分析出这位共产国际的使者肩负着远东的特殊使命。从马林进入上海开始，租界巡捕就进行跟踪。 由此可见，一大会址遭到法租界巡捕房监视、侵扰和搜查事出有因，不足为奇了。

为了安全，必须改变开会地点。转移出来的部分代表当晚集中于李达寓所，一致认为一大会议不能继续在上海召开了。在商讨新的会议地点时，有人提议去杭州，但代表们感到杭州虽好，却太惹人注目而被否决。在场的李达夫人王会悟提议：“我老家桐乡不远的嘉兴有个南湖， 不像杭州那样人多热闹，离上海也更近，往返方便，容易隐蔽。在那儿我们可以租船扮作游客，在船上开会既安全又方便。”大家都觉得这个 安排比较妥当当即决定明天就前往嘉兴南湖继续开会。就这样，王会悟作为具体安排会务的工作人员，成为南湖游船上中共一大召开时唯 一 一位非代表成员。

7月31日晨，代表们分批来到上海北站。经过昨晚法租界巡捕房的侵扰，与会人员的警惕性大有提高，并采取了相应的安全措施。为了缩小目标以免引人注意，代表们分成两批乘车南行，各自买票分散在不同车厢，相互之间装作不认识。

国际代表马林和尼科尔斯基，因是外国人，途中难免引人注目，因而未去嘉兴出席会议。陈公博则由于昨夜在李汉俊家受了一场虚惊，加上黎明时他所住的大东旅馆又发生了枪击杀人案件，一夜之间两起突然事件，吓得他不敢再在上海停留，嘉兴南湖的会议也不参加了，当天就和新婚妻子乘车避走杭州。

浙江嘉兴是一座古代名城，秦朝时称由拳县。到了三国时，吴国设嘉兴县。京杭大运河流经嘉兴，又是沪杭交通的枢纽，自然就兴旺发达起来。南湖是嘉兴胜景，因地处嘉兴城南而得名，与杭州妩媚的西湖、 绍兴秀气的东湖，并称为“三大名湖”。

王会悟在南湖附近的鸳湖旅馆定下两间客房，又委托旅馆账房代租了一艘画舫。上午10时左右，代表们先后到达嘉兴车站，第一批代表到达嘉兴后，王会悟带领他们先到鸳湖旅馆，作为落脚的地方，等待其他代表的到来。因时间尚早，王会悟叫旅馆账房租到一条中型游船，她陪同董必武、何叔衡、陈潭秋、毛泽东等，乘船来到湖心岛。这个湖心岛建于明代嘉靖年间，岛中建有一座烟雨楼，因唐代诗人杜牧诗句“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而名声大振。信步登上烟雨楼，只见湖面淡淡的薄雾与天色混成一片，大家一面欣赏湖光山色，一面仔细察看了画舫划行路线和停泊地点。第二批代表到达以后，大家一起来到湖畔，通过摆渡的小船，登上了事先租好的画舫。

南湖的画舫是一种陈设比较考究的游船。宽平的船头搭有凉棚，便 于遮阳挡雨，观赏风景。中舱设有桌椅，便于游人饮茶用饭。后舱是供游客小憩和船工住宿的地方。为了会议的安全，代表们带着乐器和麻将牌，并在中舱的桌上备有酒菜，以游山玩水作为掩护。王会悟还装扮成歌女模样，坐在船头遥望，充当会议的“哨兵”。

11时许，中共一大最后一天的会议，就在缓缓划行的画舫上开始了。南湖会议继续着上海30日未能完成的议题，先讨论并通过《中国 共产党第一个纲领》，这份15条约700字的简短纲领，是党的第一个正式文献，确定了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接着讨论并通过《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与党纲规定的目标相适应，提出党要集中力量领导工人运动，并对开展工人运动的组织和宣传工作，作出了具体规定。

下午，南湖天气开始转晴。就在会议继续进行之时，湖面上传来一 阵“突突突”的响声，一艘快艇向着画舫驶来，代表们经过上海的一场虚惊，警惕性提高了，会不会是警察局的汽艇？大家赶紧收起刚刚讨论通过的文件，“哗啦哗啦”搓起麻将来。“突突突”声由远而近，汽艇从画舫一侧一掠而过，并未前来找“麻烦”。经向船工了解，得知那是嘉兴城里一个大户人家为孩子做满月的游艇，与警察局无关，大家不由得松了一口气。

会议接着讨论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宣言》。由于党处于秘密状态，《宣言》后来并没有公开发表。会议最后选举产生了党的中央领导机构。大家一致选举陈独秀为中央局书记，并选举了李达为宣传主任，张国焘为组织主任。

下午6时左右，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告闭幕。“让我们再喊一遍口号吧！记得声音要轻一点。”代表们一齐轻声呼喊：“中国共产党万岁！”……这呼喊声低沉却铿锵有力，至今仍在人类历史的舞台上回响。

由此，中国共产党顺应求民族独立、谋人民解放的历史使命，勇立社会历史发展的潮头，在南湖红船上宣告成立了 ！

小小红船承载千钧，播下了中国革命的火种，开启了中国共产党的跨世纪航程。

35年后的1956年，董必武回到上海兴业路76号（一大召开时为望志路106号，1943年改名）一大会议旧址，感慨万端，借用《庄子•人间世》中的话，挥毫题词：“作始也简，将毕也钜”，意思是当年的起始似乎简单，也并不起眼，后来声势浩大、惊天动地。

42年后的1963年，董必武重游嘉兴南湖，忆起往事，欣然命笔题联：“烟雨楼台革命萌生，此间曾著星星火；风云世界逢春蛰起，到处皆闻殷殷雷。”

今天已有8900多万名党员的大党，正是从这里走出来的。令人叹为观止的是，这13个人的小型秘密聚会，成为改变占人类五分之一人口前途的标志性事件，成为改写中华民族历史的里程碑。

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

之所以说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是因为在中国近代这个政治大舞台上，为着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各个阶级都出场过了，各种政治力量也都表现过了，真是你方唱罢我登场，最后都以失败而告终。不论是民族独立，还是人民解放，一个也没有解决。民族仍在沉沦，人民仍在期待。新生的中国共产党开始时虽然人数不多，又处于秘密活动的状况, 但这个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自己，以工人阶级作为阶级基础，代表着新的生产力，能提出解救民族危亡的良方，拥有改天换地的远大志向，具有战天斗地的革命精神。中国共产党创建伊始，就以救国救民为己任，毅然决然地担当起民族复兴的艰巨使命。因此，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时代的呼唤、人民的重托、历史的必然，是开天辟地的伟大壮举。

这一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犹如初升的红日，开始照耀沉沉黑夜的中国大地，给黑暗的中国带来了希望。

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就有了科学的指导思想。党的一大通过的党纲，明确以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为党的奋斗目标， 表明中国共产党从一诞生就同一切资产阶级政党及其他非无产阶级政党有着根本的区别，是中国大地上完全新型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

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就有了新的领导核心，新兴的无产阶级就有了自己坚强的战斗司令部，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就有了可以信赖的领导者和组织者。中国人民过去的革命斗争屡遭失败，根本原因就是没有一个先进的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

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的解放运动就成为世界社会主义革命运 动的一部分。从此，中国革命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紧密联系在一起。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得到了世界无产阶级的广泛援助，使中华民族争取独立和解放的斗争有了更加光明的未来。

一条小船，走出一个大党。一大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也标示了中国梦的新起点。正如毛泽东所说：“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了。”

南湖红船点燃的星星之火，形成了中国革命的燎原之势，使四海翻腾，五岳震荡。我们党从这里走向红旗渠，走向延安，走向西柏坡，走进了北京城由一个领导人民为夺取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义无反顾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团结带领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谱写了气吞山河的壮丽史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