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活动涉及面广，内容也很丰富，尤以五四运动为最。

毛泽东在其代表作《新民主主义论》中对五四运动作了深刻阐述： “五四运动的杰出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带着为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 这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 五四运动时期虽然还没有中国共产党，但是已经有了大批的赞成俄国革命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同时，他明确指出：“五四运动是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又准备了 五卅运动和北伐战争。

因此，我们应把五四运动作为建党进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开端。五四运动的开篇引领作用，标志着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勇于担当的优秀品格和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

20世纪初，中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对德宣战，与日本等协约国同为战胜国，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不仅没有收回，反而被日本乘机攫取 了。中华民族昔日的辉煌同任人宰割的现实、作为战胜国民众的正当要求与软弱无能的军阀政府之间所形成的强烈反差，使每个有血性的中国人对这种屈辱和不幸格外感到无法忍受。中国的苦难境遇激发出来的满腔悲愤和对创造新社会的强烈追求，以及俄国十月革命的震撼与鼓舞， 催生了一场反帝爱国的怒潮——五四运动。

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者陈独秀、李大钊等一大批先进知识分子参与领导，广大学生、工人和社会各阶层积极参加，使这场运动具有了空前的巨大力量，开启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斗争。

1919年5月初，中国在巴黎和会上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到国内，古都北京充满着悲愤的情绪，正在酝酿着一场震惊中外的大风暴。5月3日晚上7点左右，1000多名北大学生和13所北京高校的学生代表陆续汇集在北京大学法科礼堂。北大新闻系讲师邵飘萍首先介绍了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一个接一个热血沸腾的爱国学子上台发言，痛批列强的虚伪面孔和侵略本质，斥骂北洋政府的软弱与卖国。一个十几岁的新生拿出来一把菜刀，号啕着对在场的学长说，如果不能通过决议对政府施加压力，抗议外交失败，他就要自杀。北大法科学生谢绍敏当场咬破中指，撕下衣襟，用鲜血写下“还我青岛”四个大字，高高举起。学生们激情高呼：“决不能让山东沦入侵略者之手！” “还我青岛！还我山东!” “我们要赶快行动起来阻止卖国的行径！”把会场气氛推向了高潮。

这次紧急集会，是爱国学子事先从北大校长蔡元培那里得到中国在巴黎和会上外交努力最终失败的消息之后临时召集的。1918年11月，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德国投降而宣告结束，因为中国站在协约国一边，也是战胜国之一。国民原以为被德国强占的胶州湾和青岛这次能够归还中国了。但中国人真的是高兴太早了，幻想很快被现实击碎。

巴黎和会实质上是一战胜利后战胜国与战败国重新划分势力范围的会议。考虑到自身在远东的利益，英、法、美在日本的强硬态度下，用牺牲中国的权益换取了与日本的一致：决定把原德国在山东侵占的权益悉数转交日本，并作为正式条款写入凡尔赛和约。

期望越高，失望带来的痛苦就愈加强烈。爱国学生听到这个料想不到的消息，愤怒终于像火山一样爆发了。

在这之前，北京学生为了纪念日本向中国发出“二十一条”最后通牒的5月7日这个国耻日，计划于当天举行游行。但1919年的5月， 一耻未雪，又加一耻。愤怒的情绪使人们无法再等，5月3日夜决定将原计划在7日举行的游行提前到第二天。

5月4日下午1点左右，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帝爱国大游行正式拉开帷幕。北京十几所学校的学生3000多人，按照事先的约定从四面八方聚集到天安门前。学生们举着旗帜和标语，几位学生代表登上事先放好的桌子进行演讲。虽然当时没有扩音设备，但在场的人都能感受到发言者激昂、悲愤的情绪。爱国学生还散发了许多传单。《北京学界全体宣言》写道：“现在日本在万国和会要求并吞青岛、管理山东一切权利， 就要成功了！他们的外交大胜利了！我们的外交大失败了！山东大势一去，就是破坏中国的领土！中国的领土破坏，中国就亡了！所以我们学界今天排队到各公使馆要求各国出来维持公理，务望全国工商各界，一律起来设法开国民大会，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中国存亡，就在此一举了！今与同胞立两个信条：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 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国亡了，同胞们起来呀！”会后， 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向东交民巷的使馆区行进，许多前来围观的群众都跟着一起参加了游行。

当学生队伍游行至东交民巷西口，就被铁栅栏挡住了。美、英、 法、意四国使馆的工作人员都说公使外出了，不能接收支持中国人民收回山东权益的意见书。学生代表就同巡捕交涉，要求让游行队伍从使馆区通过。巡捕却说，必须大总统同意才行，要用电话与总统府联系，但去了两个小时也没见回来。

学生们顶着日头晒，站了两个小时，情绪开始越来越激动。现在国家还没有亡掉，自己的国土已不能通行，自己的政府还要来阻碍。将来亡国，更何堪设想？这时有人高喊：“大家往外交部去！到曹汝霖家找卖国贼算账去!”这一提议马上得到响应，游行的人群转向位于赵家楼胡同的曹汝霖家。

曹汝霖在袁世凯时代先后任外交次长和外交总长，“二十一条”的谈判，他是主事人。这个政坛不倒翁早先是留日学生，与日本金融界和政界往来密切。当天曹汝霖不在家，大总统徐世昌为刚刚归国的驻日公使章宗祥接风，曹汝霖作陪。当时席间其他人都劝曹汝霖暂时不要回去，先躲避一下，但曹汝霖却认为，一群赤手空拳的学生不能把他怎么 样，还邀了章宗祥去他家一叙。

4点多钟，游行的学生到达赵家楼胡同。一边高喊：“卖国贼曹汝霖滚出来!” 一边砸门。军警们上前阻拦，这时，人群里突然有人喊：“进去了！进去了！”

最先闯进曹汝霖家的是匡互生，当时是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毕业班一学生，22岁，湖南邵阳人，自小习文练武，有一身好功夫。在同学们和军警吵嚷之际，他挥拳打碎围墙窗户上的玻璃，用力拉弯窗栅上的钢筋，翻进了院子。院内军警没想到学生会釆取这样的行动，惊慌之余连忙上前阻拦。匡互生激动地说：“弟兄们，中国要亡了！我们是来找卖国贼曹汝霖讨公道的。希望你们站在民族大义的立场上不要干涉！”

军警被学生们的勇猛与爱国热情所感动，加上外面人群和口号声的震慑，就站在旁边观望起来。翻墙进来的学生立即打开大门，把潮水般的人群放了进来。正在客厅里的曹汝霖等人听到学生们闯进来，一下慌了神。情急之下，曹汝霖躲进卧室旁边的箱子间，章宗祥被一个仆人拉着藏进曹家的地下锅炉房。

学生们涌进曹宅，不见曹汝霖，就一边高喊：“卖国贼在哪里？” 一 边到处寻找。尤其令人气愤的是看到曹家摆设的到处是日本货，墙上还挂着日本天皇像。一些学生喊：“把这个贼窝给烧了，看卖国贼往哪儿躲！”几个学生就卷起一块地毯点着了，又有人从车库找来汽油倒在地毯上，火势越发大了起来。这就是“火烧赵家楼”事件。

躲在锅炉房里的章宗祥看到浓烟，立刻从地下室里跑了出来，想从后门向外逃。学生们看他身穿西装，误以为是曹汝霖，就高喊：“曹贼在这儿！” 一边喊，一边冲上去用小旗、拳头猛打。不一会儿，大批带着武器的军警赶到，学生们大多撤离。最后，有32名没来得及撤走的学生被带进了警局。

为营救被捕同学，5月5日，北京学生举行总罢课，并通电全国， 各地学生纷纷罢课响应。同学们的正义斗争获得了各阶层群众的广泛同情。军阀政府害怕5月7日这一天会有全国性行动，不得不在5月6日释放被捕学生。这些被捕的学生在狱中表现非常勇敢。警察轮流传讯， 问谁是这次行动的主谋，他们都坚定地说就是他们自己。当同学们来接他们出狱时，有的坚决不肯出去，说要再多住几天，“学生多拘一天， 则国民多一次刺激，甚至我32人被杀，其刺激甚大”。后来经同学们劝说才肯返校。

十几所高校的学生们像迎接英雄一样，把32位同学接回了学校。 但事情还远没有结束。

5月9日，军阀政府以为风潮已过，下令为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 陆宗舆辩护，并传讯被释放的学生，追究5月4日行动的主使人。爱国学生团结一致，勇于担当，当局仍然问不出结果，一无所获，草草收场。在此前后，郭钦光事件，又引发一波新浪潮。

郭钦光是北大的预科生，5月4日当天，抱病参加了游行示威活动。 他曾患过肺病，在5月7日病愤交织，吐血身亡，成为五四运动期间的第一位烈士。5月18 日, 5000多名各校学生在北大法科礼堂举行郭钦光追悼大会。

郭钦光去世的消息传开后，全国各地相继举行悼念活动。在北大法科礼堂郭钦光的遗像两旁，写着“力争青岛，死重泰山”八个大字，社会各界送来了3000多副挽联。北大学生代表、留日学生总代表、妇女团体以及各校爱国师生代表，都参加了追悼会并上台演讲。最后发言的一位妇女代表在演说之际放声痛哭，引得全场人泪如雨下。一位学生演讲结束时，把自己所戴的当时最流行的东洋草帽当众扯碎。顿时，有数百人扔掉了自己的日式帽子，高呼“中华民国万岁！” “抵制日货！”等口号，全场口号声响成一片。不久，广州50余所学校5000多名学生， 在广东高等师范学校冒雨举行郭钦光追悼大会。上海学生及匚商界也相继汇集在西门公共体育场，悼念郭钦光。一位爱国学子故去，激励了千万人奋起，推动着反帝爱国斗争进一步高涨。

5月19日，北京25000名学生举行总罢课，并组织时事演讲团。学生们毎十人一组，号称“十人团”，上街宣讲青岛问题和中国政治形势。学生们的演讲受到各阶层民众的欢迎，每次听众都会越聚越多。有许多人边听边感动得流泪，还有不少百姓为他们送茶慰问。

5月19日，北京学生界联合商界成立了国货维持会，向群众宣传爱国用国货，迅速波及全国。上海、杭州、武汉等地都举行规模超过万人的焚烧日货的集会。北京总商会还召开全体大会，共同决定“一律停止贩运日货，违者从重议罚” “不用日钞” “不阅读日本人办的报纸”和 “不在该报登广告”等项规定。北京的学生还成立了护鲁义勇队,在校内进行操练，准备武力保卫山东。清华的学生还聘请了教官讲授枪法、 战术等军事学理论。

天津、上海、南京、杭州、重庆、南昌、武汉、长沙、厦门、济南、开封、太原等地学生，在北京各校学生罢课以后，先后宣告罢课， 支持北京学生的斗争。

学生的爱国行动，赢得了全社会民众普遍的支持，也引起北洋政府和外国列强的恐慌。5月21日，日本公使向北洋政府提出居高临下、 蛮横无理的照会，说北洋政府若放任学生的反日风潮，将“不仅酿成贵国内政上意外之扰乱，且引起两国国家上重大之交涉，深堪忧虑。兹特照请贵国政府，于此时深加考量，速筹适当之处置”。

从5月25日这一天开始，北洋政府以大总统名义向全国下了一道严厉镇压爱国运动的命令。军警的马队天天在街上严加巡逻，再次开始逮捕演讲、集会的学生。学生们并没有屈服，不能上街演讲，他们就去街上卖国货抵制日货。许多学生在公园、市场里边，手拿布袋，写着“提倡国货”四个字，游客之中，十个总有八个人买的，学生的爱国行动感染了许多民众。

6月1日，北洋政府以大总统名义接连下了两道命令，一道是为曹、章、陆等卖国贼辩护;一道是诬蔑学生爱国斗争已构成非法行为，企图彻底取缔学生运动。卖国竟然有功，爱国反倒有罪。学生们对北洋政府的倒行逆施非常愤怒，决定从6月3日起恢复一度中断的街头演讲。如果当局要抓演讲学生，就决心加倍出动，哪怕反动军警把全体学生都捕完，也决不放弃斗争。

6月3日，2000 多名学生涌向街头，开展大规模的公开演讲活动，被反动军警速捕 170 多人。北大法科被当作临时监狱，学校附近还驻扎着大批军警，戒备森严。6月4日，又有4000 多名学生上街演讲，被军警速捕700 多人，北大法科容纳不下，又将北大理科当作临时监狱。

军阀政府大肆逮捕爱国学生的消息，迅速传向全国。从北到南，从东到西，爱国运动的浪潮在20多个省份的150多个大中小城市掀动起来。

在全国行动最早、发动最深人、斗争最坚决的是中国产业工人最集中的地区——上海。上海工人很快发起了反帝爱国大罢工。6月5日，上海日商的内外棉第三、第四、第五纱厂和日华纱厂、上海纱厂、商务印书馆的工人全体罢工，参加的有两万人以上。6月6日。7日和9日，上海的电车工人、船坞工人、清洁工人、轮船水手也相继罢工。罢工工人总数前后约有六七万人之多。日资工厂的工人表现得最踊跃，他们提出:“不给仇人做工。”其实，从始至终没有学生，也没有别的人动员工人罢工，上海工人完全是主动投入的。他们说:“我们都是穷人。但我们绝对不要我们的国家变成朝鲜第二，那里的一片景象是惨不忍睹的。我们当前所进行的运动，乃是世界史上一件最为惊人的运动。这是一个全民的运动，不是任何武力所能压制得了的。”这表明，这次工人罢工从以前的经济斗争开始转向政治斗争。

工人罢工后，就和学生一道展开各种爱国活动，散发宣传品、上街游行。他们在罢工的过程中团结一致，打破了原来行帮厂会间存在的隔阂，共同商议斗争的步骤与策略。工人们在罢工期间拿不到工资，还主动捐出自己的血汗钱来支援爱国运动。当时的求新机器厂的工人看到旗机上写的标语很容易坏，就向各界募捐，在机器厂街口修建了一座高六丈、宽五丈的铁木牌楼，上面题着四个大字“毋忘国耻”，每个字有三尺宽。上海工人直接投入斗争，对五四运动胜利产生了重大影响。

上海大、中、小学全部罢课。学生们走上街头，挨家挨户地动员商户罢市。如果有店主不愿关门罢市，他们就跪在店门前，哭着求店主为国家民族的危亡而参加爱国行动。到6月5日上午12点，上海所有商铺全部罢市。一些理发店贴上了这样的标语：“国事如此，无心整容， 请君不必光顾”。有家商店的经理强令伙计开店营业，伙计们却说，我们情愿被扣薪水来弥补店里的损失。经理没有办法，只好关门了。有一 个店的店员还写了一张血书标语贴在店门上，标语上写着“学生一日不放，本店一日不开”。从6月5日罢课开始，各学校的学生担心商家不能坚持到底，每天上街维持秩序，督促商家坚持罢市，“自晨至晚奔走呼号”，连全市的小学生也在教员的率领下，手拿“誓杀国贼，唤醒国魂”的旗帜奔走于大街和商铺。至此，上海形成了全市性罢工、罢课、 罢市的“三罢”局面。

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此时发生了质的变化，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以六五罢工为标志，五四运动的中心由北京转到上海，主力由学生转变为工人。罢工的斗争像野火燎原一般地在全国燃烧起来。沪宁铁路和沪杭铁路工人、京汉铁路长辛店工人、京奉铁路唐山工人、天津人力车夫、杭州工人、九江工人等大小近百个城市的工人先后举行罢工。中国工人开始以独立的姿态、以大规模的行动走上政治舞台，这又是中国历史上破天荒的大事。

五四运动的广泛性是前所未有的，反帝爱国浪潮推进到全国各地， 覆盖了大江南北的150多个城市。五四运动不仅地域广泛，而且涉及各界人士，社会名流、公务人员甚至军警官兵都以不同方式参与或支持反帝爱国运动。当五四运动进入关键时刻，在青年中拥有很高声望的陈独秀、李大钊不仅积极号召而且直接投入到反帝爱国的行列中。他们亲自参与拟定《北京市民宣言》，这个宣言比起五四当天学生们起草的《北京学界全体宣言》要深刻多了。6月11日，陈独秀等携带印有宣言的传单，来到前门外的“新世界”游艺场向人群抛撒，混杂在游客中的便衣侦探抓捕了陈独秀。陈独秀被捕的消息，迅速传遍各地，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和义愤，使五四运动岀现了又一个高潮。

这时上海、天津的地方大员都急电北京当局，建议迅速满足学生和民众要求，否则社会将出现大乱，无法收场。政局动荡震慑了北洋政府，6月10日，北洋政府迫于压力公开宣布罢免曹、章、陆。至此， 五四爱国斗争取得了阶段性胜利。

罢免卖国贼曹、章、陆的目标实现后，人们又把关注点集中到《巴黎和约》的签订上。6月17日，北洋政府正式通电巴黎的中国代表团， 令中国专使在和约上签字。这件事被报纸披露出来后，立即引起全国震动。全国各界再次涌现出以拒签和约为目标的爱国运动髙潮。全国各地的电报纷纷飞向北京和巴黎。据《每周评论》报道，巴黎代表团曾收到7000多封来自国内各界的电报。

五四运动一开始就得到了海外侨胞和留学生的声援和支持。东京、巴黎、旧金山、秘鲁、古巴等地的侨民都相继组织集会和游行，支持国内人民的斗争。

6月28日，是《巴黎和约》的签字日。这一天天还没亮，中国驻巴黎的各专使寓所就被旅法的中国工人和留学生们团团围住了。工人和学生们不准专使出门，并说：“如果有专使要出门，不管是不是赴会, 将立即被杀。今天绝不允许有一个中国代表岀现在巴黎和会的签字现场。”为了防止有人临场退缩，他们事先开会签好一份名单。如果真的有专使出来被杀，他们就按名单签字的顺序去抵命。每一个专使的命用三个人的命去偿还他。这种气势和决心，最终把中国专使都留在了巴黎和会的签字会场之外。

6月28日下午2点，在巴黎凡尔赛镜宫的签字会场，代表们发现中国全权代表的席位空着。到午后3点和约签完，那两个座位仍然空着。就在对德和约签字的时候，一份说明中国代表拒签原因的声明被送到各国代表手中。在各国代表们收到这份声明的同时，巴黎的各大报馆也收到了同样的文件。中国代表拒绝签字的举动立即引起了全世界的轰动。

中国自进入近代以来，在帝国主义的威迫之下，签订了一个又一个不平等条约，列强提出的丧权辱国的条件，中国代表只有接受，而决不允许降低，更不能拒绝。这次巴黎和会签字仪式上，中国代表拒绝到会、拒签和约，是一个反抗帝国主义箱权的壮举，成为中国人民觉醒的重要标志。

从5月4日北京学生运动的爆发，经过6月5日“三罢”斗争迫使6月10日曹、章、陆被免职，再到6月28日中国代表在巴黎和会拒签和约，中国人民的反帝爱国斗争最终取得了重大胜利。

五四运动以过去不曾有的姿态，宣告中国革命新阶段的到来，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新文化运动只局限于上层知识分子，而五四运动是一次伟大的群众性反帝爱国运动，“三罢”的实现使整个社会都动了起来。 五四运动第一次以学生、工人和其他阶层人民联合的方式，成功地进行了一场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反封建的运动，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开辟了中国革命的新纪元。就在学生运动爆发的那几天，世界著名哲学家约翰·杜威正好在北京访问。他在6月1日给友人的信中说：“我 们正目睹一个国家的新生，而岀生总是艰难的。”

五四运动是一场深刻而又彻底的思想解放运动。经过一场暴风雨式的群众运动的冲刷，常常可以使人们短时间内在思想上发生剧烈而巨大的变动。社会思潮空前活跃，改造社会的呼声四起。五四运动后的一年间，据不完全统计，全国新增出版物400余种，新出现的进步社团300多个。更可喜的是先进知识分子与民众相结合，显示出巨大的革命力量。五四运动中学生们去街头演说，到工人中进行调查，举办平民学校，冲破以往知识分子的狭小圈子，接触社会，发现在自己周围还存在 一个更加广阔的天地，开始看到自身存在的弱点，提出要把“小我”融于“大我”之中，奉献给“大我”。这种成千上万人的思想大变动，在 一般情况下往往多少年也难以达到，也不是几个刊物或者几次演讲的影响所能相比的。

当时中国具有初步共产主义觉悟的先进分子，几乎没有谁不曾深受这场反帝爱国斗争的影响，从这个角度来说，1919年以后的中国历史， 深深打上了五四运动的烙印。一大批先进知识分子先后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信仰，在五四运动中看到了民众的力量，认识到中国革命必须走与民众结合的道路，成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先驱力量。总之，五四运动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作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揭开了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序幕。

春去秋来90多载，关于这场运动的方方面面早已被世人熟知。但它的光芒却依然不减当年，照亮了一代又一代青年人。2013年五四青年节，习近平总书记在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时，讲了一段极有文采且极富人生哲理的话：“人的一生只有—次青春。现在，青春是用来奋斗的；将来，青春是用来回忆的。”时代变了，唯一不变的是青年们对这个国家、这片土地的情感和责任，梦想和希望！爱国、进步，民主、 科学的五四精神将在神州大地上永远承继和发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