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在立足国情探索中国革命新道路时，并没有封闭自己，而是以开阔的眼界、开放的思维积极走出去，学习别人的，思考自己的。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是马克思的伟大号召。列宁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的思想，又提出了 “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的著名论断。尤其是俄国十月革命前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和被压迫民族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风起云涌。

在西方，芬兰、德国、奥地利、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等国相继爆发了大规模的工人罢工运动和武装斗争，建立了一批地方性的工人苏维埃政权。列宁对这些革命风暴感到十分兴奋，并把世界革命的希望寄托于欧洲。但几个月后，这些革命风暴陆续被本国的帝国主义势力镇压下去了。这使列宁逐渐认识到，在资本主义统治力量强大的欧洲发动世界革命的时机尚未成熟。

在东方，受俄国十月革命影响，亚洲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和人民革命斗争，也迅速高涨起来。这些斗争引起了列宁的高度关注，促使他于1920年6月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提出了《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转而把世界革命的希望寄托于远东。

远东，尤其是中国，历来是各帝国主义国家重点争夺的地区之一。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趁英、美等国无暇东顾的机会，加紧在中国扩张势力，使其在华势力明显地增长。大战结束后，获胜的帝国主义国家召开了分赃的巴黎“和平会议”。巴黎和会承认了日本在中国的特殊权利，巩固了它在中国的地位。这时候，在战争期间大发横财的美国， 经济实力得到急剧增长。1919年，美国在国外投资总额达130亿美元， 成为战后最大的资本输岀国。于是，日美两国在远东地区的矛盾日益尖锐起来。英日之间、美法之间、英法之间也在这一地区有一系列矛盾和利益冲突。

为了协调帝国主义国家间的矛盾，按实力对比重新调整帝国主义国家在太平洋和中国的利益，由美国发起、英国支持，打着“维护世界和平”的幌子，于1921年11月12日至1922年2月6日，召开了美、英、 日、法、意、比、荷、葡、中九国华盛顿会议。会议有两项议程：一是讨论限制军备问题；二是讨论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的问题，主要是讨论中国问题。在会议讨论中国问题时，中国政府首席代表提出了维护中国国家主权的正当要求，但帝国主义国家不愿放弃已经到手的在华利益，使许多问题未能得到解决。只是由于美国为遏制日本在中国的扩张，扩大其在华势力，才使日本被迫于1922年2月4日与中国签订了《中日解决山东悬案条约及附约》，同意将它攫取的山东部分主权归还给中国。 会议签署了《九国关于中国事件应适用各原则及政策的条约（草案）》 （简称《九国公约》），其核心是肯定美国提出的“各国在华机会均等” 和“中国门户开放”的原则。所谓“机会均等”，是指每一个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都应得到同样的好处；所谓“门户开放”，是指每一个帝国主义国家都不能关闭它在中国所控制地区的门户而不让其他国家进来。 美国之所以提出这两条原则，根本原因是它在这九个侵华帝国主义国家中属于“迟到客”，在中国攫取的利益偏少；根本目的是想从英国、日本等国的在华利益中分得更大一块“蛋糕”。《九国公约》的实质是在确认美国所占优势的基础上，由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进行联合统治和共同控制，并限制日本独占中国的企图，防止英、日两国结盟。

华盛顿会议后，帝国主义列强极力扩大各自在华的势力范围，从经济上、政治上加强了对中国的掠夺和控制。各国输入中国商品的净值指数，以1913年为100, 1921年增至158.9, 1922年又增至165.8。中国对外贸易的入超金额，1918年至1922年的短短几年内，竟增加三倍以上。日、英、美等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新设立的工厂、银行，也迅速增加。

为了对抗帝国主义瓜分远东的罪恶行径，还在华盛顿会议筹备之时，共产国际就计划于华盛顿会议召开的当天，针锋相对地在伊尔库茨克召开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代表大会（简称远东民族会议）。但由于时间仓促、交通不便，多数代表未能按期于11月赶到， 大会只得延期举行。为了便于列宁和共产国际领导就近指导，会议地点由伊尔库茨克改为莫斯科，这就使大会具有更大的政治意义。

中国共产党对出席此次远东民族会议极为重视。1921年秋，接到参加会议的通知后，中共中央即派包惠僧、周佛海、刘仁静等人到全国各主要城市，按照会议要求秘密物色、选派代表。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还直接与设在上海的国民党总部联系，邀请该党派代表参加大会。

1922年初，在冰雪严寒中，一列从伊尔库茨克开来的火车，载着中国、朝鲜、蒙古、日本四国的178名代表，缓缓驶入人流如潮的莫斯科火车站。站台前，早已挤满了前来欢迎的人群。激昂骚亮的《国际歌》乐曲，迎风飘扬的彩旗，和一张张热情洋溢的笑脸，使每一位代表都被这绚丽的国际主义画面所感染。

1922年1月21日，在巍峨庄严的克里姆林宫斯维尔德洛夫大厅， 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隆重开幕。大会主席台正中上方是马克思的半身塑像，会场四周还有用中、朝、蒙、日等文字书写的“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解放东方劳动者”等巨幅横联， 会场内外洋溢着远东各族人民团结战斗的热烈气氛。大会由共产国际主席季诺维也夫宣布开幕，推举列宁、托洛茨基和斯大林等人为名誉主席。岀席这次大会的中国代表团由44人组成，其中共产党员14人，还有社会主义青年团代表、国民党代表，以及工人、农民、学生、妇女等革命团体的代表。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第一次正式派出代表参加大型国际会议。

中国共产党组团参加共产国际的重大活动，具有标志性的重要意义。十月革命之后，世界进入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在这一国际背景下，中国革命已经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引起了世界各国革命政党和团体的普遍关注和大力支持。

会议在共产国际的直接指导下进行。季诺维也夫在会上作了题为 《国际形势与华盛顿会议的结果》的报告，并据此在大会上通过了《华盛顿会议的结果及远东形势的决议》。《决议》强调：“远东各被压迫民族获得自由和独立的有效途径，是远东各国劳动群众与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结成联盟，并只有和他们结成联盟反对一切帝国主义者。”

随后，各国与会代表先后发言，介绍了本国的革命形势和群众运动状况。中国共产党代表张国寿作了关于中国形势的报告，介绍了中国的无产阶级状况、土地关系、农民状况、学生运动和罢工运动等情况。各国代表对本国革命情况的介绍表明，远东各国共产党人必须回答当前革命的首要任务、共产党与各民族革命政党之间的关系等一系列十分紧迫而重大的问题。

为此，共产国际东方部主任萨发洛夫作了《第三国际与远东民族问题》的报告。关于中国、朝鲜等远东被压迫民族和国家当前革命的首要任务问题，《报告》依据列宁关于民族殖民地问题的理论，明确指出： 摆在“远东劳动阶级面前的任务，第一件就是谋各被压迫国家的解放”。对中国共产党来说，“当前的第一件事便是把中国从外国的羁辄下解放出来，把督军推倒，土地收归国有，创立一个简单联邦式的民主主义共和国”。关于无产阶级和农民群众在民族解放斗争中的作用问题，《报告》强调了无产阶级在运动中的特殊作用，即要“在民族革命的运动中做领袖，当栋梁”，并特别强调把中国人口最基本的群众农民吸引 到这场斗争中来的必要性，认为若不唤醒中国的柱子——农民，民族的解放是无望的。最后，会议通过了《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宣言》深刻揭露了帝国主义华盛顿会议的罪恶图谋，号召远东各被压迫民族在俄国和西方无产阶级的援助下，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民族民主革命。

这次大会，列宁因病未能出席，但却始终关心着大会的进行。会议期间，列宁抱病接见了中国共产党代表张国焘、中国国民党代表张秋白和中国铁路工人代表邓培。当他们三人怀着激动的心情来到克里姆林宫列宁办公处的会客室时，列宁立即从隔壁的办公室走过来，和他们一 一握手。在亲切的交谈中，中国国民党代表张秋白向列宁请教中国革命问题，列宁回答说，他对中国的情形知道得很少，只知道孙中山是中国的革命领袖。他转而询问张秋白：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是否可以合作？在得到“一定可以很好地合作”的回答后，他又问张国焘，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是否可以合作，并希望张国焘告诉他一些有关中国的情形。张国焘表示，在中国民族和民主革命中，国共两党应当而且可以密切合作；在两党合作的进程中可能发生若干困难，不过这些困难是可以克服的；中国共产党应当努力促进各反帝国主义的革命势力的团结。列宁听后频频点头，表示满意。临别的时候，列宁紧紧握着邓培的手说：铁路工人运动是很重要的。在俄国革命中，铁路工人起过重大的作用；在未来中国革命中，你们也一定会起同样的或者重大的作用。列宁的亲切接见和对中国革命的宝贵指示，对于中国共产党制定正确的革命纲领具有重要的意义，对于推动中国国民党走上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的革命道路，也产生了积极作用。

大会结束后，中国代表怀着极大的热情和兴趣，到莫斯科、彼得格勒等城市参观访问，亲身观察和认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掌握政权的国家。在十月革命起义总指挥部所在地——斯摩尔尼宫，在革命时代的莫斯科地下工作纪念地，在充满活力的城市街头，他们深切感受到了革命群众的政治热情和远大理想，感受到了革命胜利的巨大喜悦和民族自豪感。这一切，都给予了中国代表以很大的鼓舞和启示。

年轻的中国共产党首次亮相国际政治舞台，积极将中国革命融入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范围，使中国革命具有了更广阔的舞台，更重大的意义。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受到列宁的亲切接见和共产国际的有力指导，坚定了理想信念，激发了前进动力，特别是对于认清中国国情和制定中国民主革命纲领，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