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20年代初，国内政局不断发生变化，各派军阀之间的斗争进一步扩大。究其原因，就是中国军阀是国际帝国主义与国内封建主义势力相结合的产物，每个军阀背后都有帝国主义后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帝国主义之间对中国的争夺，从过去的直接冲突转变为通过各自支持的代理人一中国军阀的内战来实现。因此，各帝国主义国家争夺中国的加剧，必然导致中国军阀之间矛盾的激化。

袁世凯死后，北京中央政权一直被日本帝国主义支持的皖系军阀所操纵。1920年7月，英、美帝国主义支持的直系军阀，联合奉系军阀发动直皖战争，打败皖系军阀主力，控制了北京中央政权。日本为了夺回控制权，极力支持奉系军阀张作霖夺取和掌握中央政权。在华盛顿会议期间，奉军大批进入山海关内，企图消灭直军。1922年4月、5月间， 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奉军失败，被迫退回关外。从此，直系军阀独占北京中央政权，几乎控制了华北和华中的全部省份，并野心勃勃地把它的势力向南方扩张。中国政局陷于内争迭起、战乱绵延的境地。

军阀之间的争夺和混战，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灾难。国家财力消耗巨大，人民生活愈加艰辛，战火所到地区更是民不聊生。在这种形势下，对于中国的出路问题，国内各派政治势力及其代表人物纷纷提出各自不同的主张。

武力统一，是控制中央政权的直系军阀的主张。依靠武力达到政治目的，是北洋军阀吞并异己、实现专制独裁统治的传统方式和惯用手段，袁世凯、段祺瑞等大军阀就是靠推行武力起家的。直系军阀取得北京政权以后，吴佩孚在洛阳的一次军事会议上公开提出武力统一的主张，妄图依靠帝国主义的支持，采取武力政策，向北扩展消灭奉系军阀张作霖部，向南勾结粤军陈炯明部反对孙中山的南方政府，并策动孙传芳、杨森等军阀进攻福建、湖南、四川等地，以期统一全国。

联省自治，是地方军阀和政客的主张。联省自治的主张，最早是由湖南军阀提出的。1920年，湘军总司令谭延闿在赶走军阀张敬尧后， 提出“湘人治湘”的口号，11月又通电主张“联省自治”，企图以此来对抗直系的“武力统一”主张。1921年，四川军阀刘湘通电宣告“川省完全自治”；4月，贵州军阀卢春通电主张“由各省自治，进而为联省自治”；奉系军阀张作霖在直奉大战中失利后宣布东北三省自治。随后，许多省份军阀为图自保，先后宣布自治或主张联省自治；各地自治运动的团体也纷纷产生，如北京成立了江苏、安徽等15省市参加的自治联合办事处，上海成立了旅沪各省区自治联合会等，从而形成了一股有很大社会影响的声势。但实质上，喧嚣一时的“联省自治”运动只不过是地方军阀和政客打着保境安民的招牌，对抗中央军阀武力统一、维护自身利益的一种权宜之计和手段而已。

好人政府，是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主张。1922年5月，胡适、梁漱溟、王宠惠等人在《努力》周刊上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一文，提出只要由国内的优秀分子出来组织一个“好人政府”，中国就能得救。同年9月，在直系军阀吴佩孚的支持下，所谓无党无派的“好人”王宠惠、罗文干、汤尔和等入阁，并以王宠惠为国务总理，组织所谓的“好人政府”，而实权仍掌握在直系军阀手中。这个沦为军阀捞取政治名声的傀儡政府并没有做出什么实际的好事来，仅仅存在三个多月后就寿终正寝，宣布解散了。残酷的事实说明，“好人政府”的主张只是一部分不满现状而又不赞成革命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地主阶级中的开明派和上层小资产阶级的政治幻想，在军阀连年混战、国内政治经济危机日益严重的现实中根本行不通。

孙中山虽然仍坚持民主主义的革命立场，但却提不出足以动员群众奋起斗争的革命纲领。1920年11月，桂系军阀势力被粤军逐出广东后，孙中山从上海回到广州，重新树起“护法”的旗帜。1921年4月， 在广东召开的国会非常会议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孙中山原打算依靠陈炯明的武力，以广东为基地举行北伐，统一中国。然而， 表面上陈炯明虽是国民党人，支持孙中山的事业，甚至还标榜奉行社会主义，但实际上他暗中接受帝国主义者的策动，并和直系军阀相勾结。 1922年6月，陈炯明公开发动武装叛乱，暴露了他作为帝国主义工具的反动面目。孙中山被迫离开广州，护法运动虽作出很大努力还是失败了。

中国向何处去？中华民族的前途在哪里？许多爱国志士为此而苦恼、彷徨和忧虑。

在各种政治势力探索救国道路的过程中，年轻的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初步结合起来，积极思考和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纲领。

1920年11月，陈独秀主持起草的《中国共产党宣言》作了一次尝试。但毛泽东后来对此写过一段批语：“不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只提社会主义革命，是空想的。作为社会主义革命的纲领是基本正确的。但土地国有是不正确的。没有料到民族资本可以和平过渡。更没有料到革命形式不是总罢工，而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基本上是农民战争。”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共产党人就抱着为推翻反动阶级的黑暗统治、 实现社会主义而奋斗的信念，立即深入到实际斗争中去。但他们很快发现：在半殖民地半封建条件下，中国的迫切任务并不是立即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党在一大提岀的“推翻资产阶级的国家政权，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最终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纲领，与当时的中国现实情况并不适宜。由于外国资本控制着中国大部分近代工业，无论是上海、长沙、香港日益高涨的罢工斗争，还是其他城市的工人运动，都不可避免地同帝国主义发生冲突。即使工人要求改善生活条件的经济斗争，也很容易转变为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政府的政治斗争。帝国主义势力和封建军阀总是互相勾结，千方百计地破坏以至武力镇压这些群众斗争。中国共产党人在现实的斗争中认识到，中国革命如果不首先进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封建军阀统治的斗争，国家就不能独立，人民就不能解放，也就谈不到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中国共产党同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派在革命斗争目标上有着某些一致的地方。这种在实践中产生的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进一步认识，推动中国共产党人为实现社会主义理想而确定现实的奋斗目标和相应的斗争策略。特别是在得到列宁和共产国际的帮助指导后，中国共产党进一步找准了中国革命前进的方向，不断提出新的口号，积极探索切合中国实际的革命纲领。

1922年5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广州组织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会议提出了 “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口号，提出“我们面前的敌人是很多的，国际帝国主义和本国军阀也是我们的敌人”。 同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更是明确提岀了 “铲除武人政治和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在党指导下召开的这两次大会提出的口号，表明党认识到了中国现阶段革命的对象已经不是资产阶级，而是国际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军阀，标志着党对民主革命的认识已经进入了新的阶段。

随着国内局势的发展，中共中央认识到，作为一个新兴的无产阶级政党，在政局动荡、思潮迭起的纷乱中，有必要发表一个对时局的主张，以阐明中国共产党的立场，亮明自己的旗帜，为中国人民指明革命前进的方向。当时，上海的党员建议中央尽快发表一个对时局的声明， 而不必等到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于是，推举陈独秀起草了文件，经中央局讨论修改后一致通过，并派专人送往北京征求了李大钊和北京党组织的意见，得到一致赞同。

1922年6月15日，中共中央公开发表了著名的《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就中国民主革命的重大问题，向社会各界公开自己的政治主张，也是党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分析中国社会状况、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新起点。

《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分析了近代中国的政治状况和社会性质，充分肯定了辛亥革命在反帝反封建斗争中的积极作用和重大意义。同时指出，资产阶级民主派因“屡次与封建的旧势力妥协”，革命的果实落到了封建军阀的手中，而“执政的军阀每每与国际帝国主义互相勾结”，使得中国处于国际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军阀的双重压迫之下，成为“半独立的封建国家”。该《主张》还对当时甚为流行的“武力统一” “联省自治” “好人政府”等论调逐一进行了分析和批判，深刻指出这些空想的改良主张决不是挽救时局的正确主张，并提醒工人、农民、学生、小资产阶级万万不可听从资产阶级学者政客的妥协伪和平论，必须认清“军阀政治是中国内忧外患的源泉，也是人民受痛苦的源泉”，挽救中国时局的“唯一道路只有打倒军阀建设民主政治”。由此 进一步提岀了 11条目前的奋斗目标，核心内容是“取消列强在华各种治外法权“肃清军阀，没收军阀官僚的财产，将他们的田地分给贫苦 农民”等。

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从秘密状态、不为人知，第一次公开发表政治主张，鲜明提出中国现阶段的奋斗目标，拟定摆脱国内困境的正确方案，立即引起了中国政界、知识界等社会各阶层的高度关注，造成了强烈反响，使国人看到了中国革命的希望。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主张与当时形形色色的政治主张相比，敢为人先，独树一帜。在当时军阀高压统治、帝国主义强权横行的社会现实下公开自己的政治主张，是需要巨大的革命勇气的。党的政治主张，对于进入新民主主义革命不久的中国人民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表明，中国共产党对革命的对象和应釆取的策略已经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初步提出了民主革命纲领的基本原则，为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完成制定党的民主革命纲领的历史任务奠定了理论上和思想上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