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年6月，35岁的陈独秀从日本返回上海，对北洋政府与日本刚刚签订的“二十一条”卖国条约十分愤怒。但与一些激进的爱国青年不同的是，他没有停留在抗议和反对上，而是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要进行政治革命，必须“从思想革命开始”，首先“要革中国人思想的命”；“要改变思想，须办杂志"

每当社会发生大变革的时候,总要有一个与之相适应的强大思想运动。

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以资产阶级文化对抗封建文化，使革命观念深入人心，在其引导下发生的辛亥革命，不仅推翻了满清政府，结束了持续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而且奠定了新的共和体制。但由于实力的悬殊，也由于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妥协性，辛亥革命的果实很快就被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代表袁世凯篡夺了。通过暴力手段推翻一个政权容易，但改造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思想却既艰难又漫长。

辛亥革命虽然废黜了坐在皇宫龙椅上的满清皇帝，但封建思想和帝王意识仍盘踞在人们的头脑中。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果实、爬上正式大总统宝座后，一心想当专制独裁、权力世袭的皇帝，为此在文化上大搞尊孔复古。一些清朝遗老、封建文士相继组建了 “孔教会” “孔道会” “孔圣会” “孔社”等团体，还发行《不忍》等刊物，大肆攻击民主共和，宣扬孔孟之道和封建伦常，甚至成立“上海灵学会”，出版《灵学丛志》，公然宣扬封建迷信。但此时的民族资产阶级由于既失去了政治领导权、没有革命武装，又不能号召广大群众参加革命，再加上内部的不团结，处于组织涣散和软弱无力的状态，导致“二次革命”失败。虽然护国运动把袁世凯赶下了台，但军阀割据、内战加剧的局面日益严重。实践证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救国方案是行不通的，民族资产阶级在思想文化战线上也难以对抗国内封建残存势力和国外侵略势力的联合。

对此，毛泽东曾深刻指出：“因为中国资产阶级的无力和世界已经进到帝国主义时代，这种资产阶级思想只能上阵打几个回合，就被外国帝国主义的奴化思想和中国封建主义的复古思想的反动同盟所打退了， 被这个思想上的反动同盟军稍稍一反攻，所谓新学，就偃旗息鼓，宣告退却，失了灵魂，而只剩下它的躯壳了。”

民族资产阶级和辛亥革命没有完成的历史使命由谁来接续奋斗？

一批经历了辛亥革命痛苦失败的激进民族主义者和先进的知识分子，在深刻反思中认识到，辛亥革命的失败，根本原因在于没有唤醒多数国民的思想觉悟，而没有唤醒多数国民思想觉悟的根本原因又在于没有破除封建思想文化的桎梏、树起新思想文化的大旗。

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次年2卷1号起改名为《新青年》杂志，以此为标志，掀起了一场新文化运动，对封建主义思想、道德、文化发起了猛烈进攻。

一是宣扬民主科学，以坚决彻底的革命精神反对君主专制和军阀独裁。陈独秀在《青年杂志》创刊号上发表的《敬告青年》一文中说: “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 “科学者何？吾人对于事物之概念，综合客观之现象，诉之主观之理性而不矛盾之谓也。”所谓科学，就是要大力倡导科学精神， 反对主观臆断、迷信盲从、蒙昧无知。所谓民主，就是提倡个性解放， 摆脱被奴役的地位，成为自主自由之人。科学、民主两面大旗，直指封建腐朽文化的要害，展现了前所未有的坚决、彻底反封建的革命精神。

二是批判礼教纲常，用决裂的态度挣脱封建道德的束缚。1916年1月，袁世凯称帝时，陈独秀在《新青年》发表《一九一六》一文， 批判儒家的“三纲”和“忠、孝、节、义”等封建道德。2月，他发表《吾人最后之觉悟》，强调中国必须抛弃数千年相传的“官僚的专制的个人政治”，实行“自由的自治的国民政治”；强调对封建伦理道德，如“不攻破，吾国之政治、法律、社会道德，俱无由出黑暗而入光 明”。1916年秋，康有为上书黎元洪、段祺瑞，主张定孔教为国教，并列入宪法。对此，陈独秀在《新青年》连续发表了《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宪法与孔教》《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三篇文章，以进化论为武器进行批驳。李大钊对封建伦理道德也进行了深刻而猛烈的抨击，他在 《民彝与政治》一文中指出：“民与君不两立，自由与专制不并存，是故君主生则国民死，专制活则自由亡。”当然，他又说：“余之掊击孔子， 非掊击孔子之本身，乃掊击孔子为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权威也；非掊击孔子，乃掊击专制政治之灵魂也。”这些激烈的文字和深刻的见解， 根本目的就是要彻底打破封建文化束缚中国民众思想的一切旧主宰和 旧偶像，努力使人们在科学与民主的指引下，成为掌握自己命运的新国民。

三是发动文学革命，用通俗易懂的白话文取代文言文，用民主主义的新文学反对封建主义的旧文学。旧文学与旧道德，往往相依为命。因为长期以来，在封建文人眼中，只有用文言文创作的古文、诗、词、赋 等才是文学的正宗，属于上等社会的人；而用白话俚语创作的戏曲、小说等则是旁门左道，属于下等社会的人。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 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提出新文学应当言之有物、不摹仿古人、讲求方法、不作无病之呻吟、务去烂调套语、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等八项主张。2月，陈独秀发表了《文学革命论》，提出“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 “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的文学革命三大主义，从而发起了文学革命。此后，钱玄同、刘半农、鲁迅等积极响应，把思想解放运动引向广大普通民众。特别是鲁迅发表了《狂人日记》《孔乙己》《故乡》《药》 等优秀白话文小说，以犀利的文字和深刻的思想，对封建“吃人”制度进行了血泪控诉，成为文学革命的旗手。

关于白话文运动，还有这样一则轶事。一次，胡适在北大讲课时， 一些醉心古文的学生对他有抵触情绪，向胡适提问说：“胡先生，白话文就没有丝毫的缺点吗?”胡适很肯定地说：“没有。”学生不服气地道： “白话文不精练，打电报花钱多。”胡适则柔声细语地说：“不一定吧。 前几天行政院有位朋友给我打电报，邀我做行政院秘书，我不愿从政， 回电拒绝，用白话文很省钱。同学们如有兴趣可以用文言文编一则附电。”十分钟后，大家挑选岀一篇字数最少的电文：“才学疏浅，恐难胜任，不堪从命。”胡适看了一下，微笑说：“这是12个字，可我只用了 5 个字，'干不了，谢谢!

新文化运动高举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大力倡导新思想、新生活、 新文学，以决裂的革命精神抨击封建纲常礼教和专制独裁统治，给了封建腐朽文化以沉重打击，在促进广大民众思想觉醒上发挥了重大作用， 为后来传播马克思主义奠定了文化基础，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起到了思想启蒙作用。

1917年，俄国爆发十月革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这使中国人不仅看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巨大威力，更在辛亥革命失败后的苦闷彷徨中看到了中华民族自救复兴的曙光。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才开始抱着殷切的希望认识和研究马克思主义。

1918年7月，李大钊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一文，指岀：“俄罗斯之革命是二十世纪初期之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是社会的革命而并著世界的革命之采色者也”，从而深刻阐明了十月革命的重大政治意义和历史意义。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宣告结束，在协约国列强及中国北洋政府高举人道和公理的大旗肆意庆祝的时候，李大钊却发出了催人猛醒的质问：这场战争获胜的究竟是哪一个？随后，他在《新青年》接连发表了《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两篇文章，直面十月革命后的世界革命形势，满怀信心与激情地写道：“由今而后，到处所见的，都是战胜 Bolshevism 的旗。到处所闻的，都是 Bolshevism的凯歌的声。 人道的警钟响了！自由的曙光现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在号召中国人民沿着十月革命道路前进的同时，他 进一步深入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

1919年5月5日，是 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创始人卡尔·马克思的诞辰日，而这一天恰逢中国五四运动的浪潮正风起云涌。北京《晨报》副刊在李大钊的指导下，从5月5日至11月11日开 辟了 “马克思研究”专栏。这一大胆的创举，前后持续了半年，产生了重大的社会影响。李大钊为了进一步探讨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把他自己主持的《新青年》的第六卷第五号编辑为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刊登了《马克思学说》《俄国革命之哲学的基础》等八篇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他亲自撰写了两万多字的长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分两期刊登。这篇文章详细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唯物史观、 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并指出“这三部理论，都有不可分的关系，而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 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第一次对马克思主义作了比较系统的介绍，起到了开创性的作用。在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李大钊成为在神州大地上举起马克思主义大旗的第一人。

在南方，陈独秀、李达、李汉俊、杨匏安等也热情传播马克思主义。这样就形成了两个传播中心，北方的中心在北京，南方的中心在上海。南北呼应，形成了较大的传播声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