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人们迫切期待读到马克思的原著。 当时，大多数人还不具备直接读外文原著的能力，翻译中文译本成了当务之急。马克思主义众多著作中，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是开山之作，最有标志性和指导性，中文全译本就从这里启动。由此,还引出了一段党史上的佳话。

1920年早春时节，中国南方山区分外湿冷，在浙江义乌一个叫分水塘的小山村里，两张长凳架起一块木板权当书桌。在这样简陋的条件下，一个面庞清癯的青年时而停笔沉思，时而奋笔疾书，正在艰难地翻译一本外文书籍。

母亲包了粽子并附上一碟红糖，端来放在桌上，心疼地叮嘱儿子趁热吃。放下粽子仍不放心的母亲在屋外喊：“红糖够不够，要不要我再给你添些?”正忙着翻译的儿子应声答道：“够甜，够甜了！”谁知，过了一会儿，当母亲进来收拾碗筷时，却发现儿子的嘴角满是墨汁，红糖一点儿没动。母子二人相视大笑。原来，儿子竟然是蘸着墨汁吃掉粽子的！

这个蘸墨汁吃粽子还连声说甜的青年就是陈望道， 时年29岁，他专心致志翻译的小册子名叫《共产党宣言》。

陈望道，原名参一，笔名陈佛突、陈雪帆，1891年1月18日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曾就读于义乌绣湖书院、金华中学、浙江之江大学。1915年赴日本留学，先后在早稻田大学、东洋大学、中央大学学习文学、哲学、法律，成绩优异，收获丰硕。在日本期间，陈望道结识了日本著名进步学者、早期社会主义者河上肇、山川均等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有了一定的了解。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陈望道返回祖国。同年6月，他任教于杭州的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教授语文课，与进步师生一起积极投身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反对旧道德、旧文学，提倡新道德、新文学。不久，即遭到迫害，被强扣上“非孝、废孔、共产、公妻”的罪名。反动当局责令校长将他革职查办。此令受到一师校长和全校师生的坚决反对。反动当局随即出动警察包围学校，从而酿成了著名的浙江“一师风潮”。这一风潮得到全国声援，最终迫使反动当局收回成命。

在这次风潮中，陈望道通过革命烈火的磨炼受到深刻的教育。他进一步认识到，改良是无济于事的，必须对旧制度进行根本的改革。

恰在此时，上海党组织正在为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理论原著中译本而犯难。这是因为，1920年以前的中国，马克思、恩格斯基本著作的中文全译本一部也没有，列宁的文章也没有一篇被完整译成中文。正如李达回忆所说：“当时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很少翻过来，我们只是从日文上看到一些。中国接受马克思主义得自日本的帮助很大，这是因为中国没人翻译，资产阶级学者根本不翻译，而我们的人又都翻不了。” 陈独秀也“感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基础薄弱，至今连马克思的资本论都没有中文译本” 。

1920年初，当上海党组织将翻译《共产党宣言》全文提上日程并讨论人选时，《民国日报·觉悟》主编邵力子说：“能承担此任者，非杭州的陈望道莫属。”因为陈望道留学日本期间阅读过进步学者译介的马克思主义著作，还精通英文，国文素养也很好，而且在轰动全国的“一师风潮”中成为受到当时先进知识分子群体所关注的风云人物。

正因如此，这项光荣的任务就历史性地落到了陈望道的肩上。

1920年早春，身在杭州的陈望道，收到了上海《星期评论》杂志社发来的全文翻译《共产党宣言》的邀约，既意外，又感到兴奋。不久后他收到了翻译底本—上海寄来的日文版《共产党宣言》。这时他因为支持-师进步学生闹学潮，被迫离开学校，就带着日文版的《共产党宣言））回到家乡。陈望道为了借助多种文本准确翻译，专门托陈独秀通过李大钊从北京大学图书馆借了一本英文版《共产党宣言》作参照。

陈望道回家时已经临近春节，为了不被拜年的客人打扰，冒着寒冷躲进自家老屋旁的柴房里。柴房的半间堆着柴禾，没有桌椅可用。他就找来两条长板凳，上面横放了一块铺板当作书桌，拎了几捆稻草，就算是凳子了。陈望道废寝忘食地投入翻译工作，经常在油灯下工作到深夜。马克思深邃的思想和激情澎湃的语言震撼着他，“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外面的世界似乎已经完全与他隔绝了。

1920年4月，《共产党宣言》的翻译完成后，陈望道在家乡收到《星期评论》杂志社发来的电报，邀请他到上海任该刊的编辑。陈望道喜出望外，立刻收拾行装出发了。但是，令他没有料到的是，到上海没多久，《星期评论》就被北洋政府勒令停刊，准备连载的《共产党宣言》也没法落实了。陈望道把译好的书稿拿给李汉俊和陈独秀, 请他们帮着校译。陈独秀非常欣赏陈望道深厚的语言功底，并充分意识到出版中文全译本《共产党宣言》的重要意义。

当年8月，在陈独秀的帮助下，《共产党宣言》单行本正式出版, 很快风靡革命青年和知识分子群体。第一版共千余册立即销售一空，同年9月又应读者要求再版。有学者做过统计，到1926年，《共产党宣言》已印刷十七次，累计数十万册，在北伐军队中据说人手一册。

《共产党宣言》中译本之所以能够一俟发行就受到热烈欢迎，是因为当时中国正在兴起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研究热,许多人希望从原著中了解马克思主义的真实要义。其实，关于马克思及其观点的介绍早就在中国出现了。19世纪末，西方人在华发行的报纸杂志最先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西方思潮向中国人介绍。有段时间把马克思翻译为“麦客士”，后来才逐步统一译名。20世纪初，中国旅日、旅欧的留学生和学者开始从外文版书籍中接触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并向国内作了介绍。当然，他们并不都是出于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而是把它们作为改造社会的方案参照。

《共产党宣言》中译本正式出版时，“陈望道”这个名字也正式使用。“参一”改名“望道”，为的是表明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 以及热切瞻望中国走上共产主义革命道路的迫切心情。由此，陈望道获得了 “传播《共产党宣言》千秋巨笔”的美誉。

《共产党宣言》单行本出版后，陈望道给鲁迅寄了他的译作，鲁迅当天就饶有兴趣地读起来，并对家人说：“现在大家都议论什么‘过激主义’来了，但就没有人切切实实地把这个‘主义’真正介绍到国内来。其实这倒是当前最紧要的工作。望道在杭州大闹一阵之后，这次埋头苦干，把这本书译出来，对中国做了一件大好事。”

毛泽东在1936年接受美国记者斯诺采访时说，“有三本书特别深刻地铭记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到了1920年夏 天，我已经在理论上和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而且从此我也自认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毛泽东所说的三本书就是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考茨基的《阶级斗争》和柯卡普的 《社会主义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