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五四运动前后，中国正处在时局大动荡和思想大解放的时期，新思潮来势汹涌，冲开了传统的思想禁锢，使中国人的思想得到空前解放，又难免沉渣泛起，泥沙俱下。

当时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传入中国的同时， 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互助主义、新村主义、合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等思潮也纷纷流入。五四运动后，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个探索救国方案和研究宣传新思想的潮流。特别是十月革命的胜利，使“社会主义”在中国成为了流行语，各种各样的人甚至军阀、政客等都以谈论社会主义为时尚。但众说纷纭，社会主义到底是什么样子，它是否符合中国国情、能否救中国于危难之中，人们还是“隔着窗纱看晓雾”，心朦胧、意朦胧，并不十分清晰。

马克思主义要祛除迷雾、尽显真理，还必须通过与其他思潮的交锋，才能绽放其独特的魅力与真理的光芒。围绕对马克思主义的不同态度，先后发生了三次论争。

第一次是“问题与主义”之争。

1919年6月，陈独秀因在五四运动中散发传单而被捕李大钊也因避免被捕准备离开北京，于是胡适接替陈独秀主编《每周评论》。7月，他在《每周评论》上发表文章《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由此挑起“问题与主义”之争。

胡适在文中坚决反对宣传马克思主义，他说：“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鹦鹉和留声机器都能做的事”，“是没有什么用处的”。他充分发挥其老师杜威的实用主义思想，主张一点一滴地对社会进行改良，反对在中国进行革命。他“奉劝”谈马克思主义的人们“多提出一些问题，少谈一些纸上谈兵的主义”。“请你们多多研究这个问题如何解决，那个问题如何解决，不要高谈这种主义如何新奇，那种主义如何奥妙。”他认为必须解决的现实问题有人力车夫的生计问题，卖淫问题、大总统权限问题等等。这实质上是要用实验主义、改良主义来取代马克思主义进行社会革命的理论。

胡适的谬论发表不久就受到批驳。正暂住河北昌黎五峰山的李大钊，很快发表了《再论问题与主义》的文章，对胡适的反马克思主义言论进行反击。他明确指岀，“问题”与“主义”有不能分离的关系，解决“问题”离不开“主义”。必须首先有共同的理想和主义，对社会作根本解决，具体问题才有解决的希望。他指岀，“大凡一个主义，都有理想与实用两面”，社会主义也有适用于实际的可能性，并非只是空谈。

李大钊旗帜鲜明地宣称：“我是喜欢谈谈布尔什维主义的”，“布尔什维主义的流行，实在是世界文化上的一大变动。我们应该研究他，介绍他，把他的实象昭布在人类社会，不可一味听信人家为他们造的谣言，就拿凶暴残忍的话抹煞他们的一切。”

李大钊还指出，对于一个没有组织、没有生机的社会，“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他还依据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出“社会上法律、政治、伦理等精神的构造，都是表面的构造。他的下面，有经济的构造作他们一切的基础”。“经济问题一旦解决，什么政治问题、法律问题、家族制度问题、女子解放问题、工人解放问题，都可以解决”，而解决经济问题必须展开阶级斗争， 必须进行革命。

随后，《每周评论》等报刊又发表了几篇争论文章。有些团体还就此展开了激烈的讨论。1920年12月，陈独秀在《新青年》上也发表了 《主义与努力》一文。他指出，马列主义好比行船的方向，“改造社会和行船一样，定方向与努力二者缺一不可”。

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论争，不是个人之间的学术争论，其实质是中国需要马克思主义还是实用主义、解决中国的问题是通过革命还是改良的问题。这场论战以马克思主义的胜利和实用主义的失败而告终。通过论战，李大钊、陈独秀等人捍卫了马克思主义，进一步扩大了其在中国的影响。

第二次是关于社会主义之争。

1920年11月，张东荪发表了《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12月发表了《现在与未来》两篇文章，公然反对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极力歪曲中国的阶级关系，鼓吹救中国只有一条路，就是增加富力，空谈社会主义必定是无结果。1921年2月，梁启超也发表了《复张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等文章，支持并阐发张东茹的论点。张、梁口头上也讲社会主义，而实际上反对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他们认为中国经济落后，“缺少真正劳动者”，大多数人民没有知识，因此中国“绝不能建设劳动阶级的国家”，也不能建立共产党，社会主义的宣传也要少做，否则就是制造“伪劳农革命”。按照他们的主张，救治中国的唯一办法是依靠“绅商阶级”，发展资本主义，协调劳资关系，开办公共事业，和平地走向社会主义。

李大钊、陈独秀等为代表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这些错误观点给予了坚决的反击。1920年至1921年，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开辟了 “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专刊，专门汇集各种言论。 李达发表了《张东荪现原形》《劳动者与社会主义》《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等文章，李大钊发表了《中国的社会主义与世界的资本主义》， 何孟雄发表了《发展中国的实业究竟要釆用什么方法？》，蔡和森也从法国寄来《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无产阶级》。

针对张东荪、梁启超所说的中国没有劳动阶级的观点，陈独秀说， “中国若无劳动者，先生吃的米、穿的衣、住的房屋、乘的车船，是何人做岀来的？先生所办的报，是何人排印出来的？”李达在文章中说， “就中国说，是国际资本阶级和中国劳动阶级的对峙。中国是劳动力过剩，不能说没有劳动阶级，只不过没有组织罢了。”他们还指出，中国社会的黑暗已经达到极点，要想推翻反动统治，改变中国的社会状况， “除了中国劳动者联合起来组织革命团体，改变生产制度，是无法挽救 的”，“只有劳动团体能够达到中国独立之目的”，必须“结合共产主义信仰者，组织巩固之团体，无论受国际的或国内的不断改进势力的压 迫，始终为支持共产主义而战”。

关于要不要激烈的阶级斗争的问题，陈独秀和李达等人指岀，资本家的本质就是唯利是图，让他们从“觉悟”上认识到善待工人，只能是 一句空话。资本家所以能“宽待”劳动者,“无非是免得受罢工的损失， 而可以安稳的扩张资本势力”，因此，调和劳资矛盾的改良主义是行不通的。李达还指出，劳动阶级要谋求解放只能采取“最普遍最猛烈最有效力的一种非妥协的阶级争斗手段”，即“直接行动”。

他们针对张东荪等人关于中国当前任务是发展实业的说法指出，发展实业固然重要，但如果“只顾增进物质文明，却不讲适当方法去分配物质文明，使多数人都能享物质文明的幸福，结果物质文明还是归少数人垄断，多数人仍旧得不着人的生活”。因此，李达强调，“就中国现状而论，国内新式生产机关绝少，在今日而言开发实业，最好莫如釆用社会主义”，“采社会主义方法开发中国产业，努力设法避去欧美资本制度产业社会所生之一切恶果”。

这次论争持续一年多才取得了胜利，其实质是一次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要不要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争论。经过一年多的关于社会主义辩论，更多的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有了进一步了解，从而站到了支持马克思主义理论一边，而张东荪、梁启超等极力主张阶级调和的改良主义的人也因理屈词穷而失去听众。从1920年底到 1921年的辩论，正是中国共产党筹备成立的时期，一批原本认识并不太清晰的建党积极分子，在辩论中进一步坚定了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毛泽东曾在给蔡和森等人的复信中指出，现在资本家握着政权也握着教育权，“要资本家信共产主义是不可能的事”，因为“历史上凡是专制主义者，或帝国主义者，或军国主义者，非等到人家来推倒，决没有自己 肯收场的”。“我看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我觉得俄国的革命，和各国急进派共产党人数日见其多，组织日见其密，只是自然的结果。”

第三次是反对无政府主义之争。

无政府主义是-种小资产阶级的思潮，从欧洲传入中国比马克思主义还早，在广大青年中很是流行，甚至已经具有初步共产主义觉悟的先进分子也或多或少受过无政府主义的影响。无政府主义在反封建的斗争中曾起过积极作用，但是，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有着根本不同的立场。

1919年至1921年，以黄凌霜、区声白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者，相继发表《马克思学说的批评》《我们反对“布尔什维克”》等文章，攻击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在政治上，无政府主义者反对一切国家和权威，反对一切政治斗争和暴力革命，主张实行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人道主义，提倡个人主义和绝对自由；在经济上，无政府主义者主张生产上的自由联合管理，反对集中、反对有计划的生产，主张立即实行“各取所 需”的分配方式。

面对无政府主义者的进攻，陈独秀、李大钊、施存统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从1920年9月起，进行了坚决的反击。

《共产党》月刊创刊号就曾写道：“无政府主义者诸君呀！你们本来也是反对资本主义反对私有财产制的，请你们不要将可贵的自由滥给资本阶级。一切生产工具都归生产劳动者所有，一切权都归劳动者执掌， 这是我们的信条；你们若非甘心纵容那不肯从事生产劳动的资本家作恶，也应该是你们的信条。”

关于自由问题，李大钊指出：“试想一个人自有生以来，即离开社会的环境，完全自度一种孤立而岑寂的生活，那个人断没有一点的自由可以选择。”也就是说，世上没有脱离社会关系的自由。陈独秀则巧妙地说，社会是由许多团体结合而成的。在一个团体中，各人有各人的意见，在一个社会中，也各人意见不同。如果在一个团体中人们意见不和可以退出团体，那一个社会中成员意见不合时，要怎样退出社会？由此说明绝对的自由是不可能达成的。

关于生产和分配原则，陈独秀指出，实现社会主义并不是打破集中的大生产，而是改变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所有制。如果按照无政府主义的观点，将生产机关委派给个人，将不能应付最复杂的近代经济问题, 更不能实现中国的农业和工业的社会化。李达也指出，在生产水平发展不够高的情况下，实行按需分配是绝对办不到的，这势必会破坏社会经济秩序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关于无产阶级的国家，施存统撰文指出，我们的最终目的，也是没有国家的。不过我们在阶级没有消灭以前，却极力主张要国家，而且是主张要强有力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的。这个国家的目的是用来撤废一切阶级的。不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资产阶级也不会复辟的说法，是完全错误的。

这次论争，其实质是要不要暴力革命、组织纪律和无产阶级专政。 对于有革命热情而误信无政府主义的青年很有教育意义，帮助他们提高认识、澄清迷雾。

马克思主义是具有强大生命力的真理，必然会在中国近现代思想运动中成为主导思想。从五四运动到建党期间的三次论战，是占据着政治舞台的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文化思想与先进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政治交锋。通过三次论战，马克思主义者击退了非马克思主义者在理论上的进攻，确立了其在指导思想上的优势，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阵营。同时， 马克思主义者在反复的斗争中，自身的理论水平也得到了提高，政治立场更为坚定。

他们一边在论战中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同时推进着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创造了理论和思想上的条件。

尤其是，在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同非马克思主义者的论争中，一批青年人逐步划清了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界限，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是改造中国社会的必然选择，从而坚定了社会主义的信仰，集合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之下。由此，一批激进的知识分子开始了从民主主义者迅速向共产主义者转变的伟大思想历程。

中国社会在较短时间内迅速出现了一个以李大钊、陈独秀为代表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觉悟的知识分子群体，在他们之中，有毛泽东、邓中夏、张国焘、高君宇、何孟雄、罗章龙、陈潭秋、董必武、王尽美、邓恩铭、俞秀松、张太雷、包惠僧、何叔衡、施存统、张闻天、恽代英等；有留日的李汉俊、李达、陈望道等；有旅欧的蔡和森、李维汉、周恩来、向警予、李立三、赵世炎、陈公培、聂荣臻、王若飞、李富春、 刘清扬、陈延年、蔡畅、陈毅、邓小平等；有留俄的瞿秋白、任弼时、 萧劲光、刘少奇等。正是这批最早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先进分子，成为创建中国共产党的中坚力量，最终肩负起了拯救中华民族于危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