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什么主义，高举什么旗帜，是20世纪初进步青年探索人生道路、寻求国家岀路所面临的首要问题。

1920年3月，面对当时社会上乱花迷眼的各种新思潮、新理论， 不经过自己的深思熟虑和透彻了解，就不肯轻易作出判断的青年毛泽东在给友人周世钊的信中写道：“老实说，现在我于种种主义，种种学说， 都还没有得到一个比较明了的概念”。经过半年多的学习、比较和实践， 毛泽东的思想认识有了一个重大飞跃，逐步从一个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同年11月25日，他在给罗章龙的信中明确提出：“要有 一种为大家共同信守的’主义’，没有主义，是造不成空气的。……我想我们学会，不可徒然做人的聚集，感情的结合，要变成主义的结合才好。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能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

理想是一个政党的精神旗帜。为了广泛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统一 建党思想，在上海、北京党组织的推动下，各地早期党组织也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建党理论宣传工作。

武汉党组织建立后，继续加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把“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作为公开活动的团体。参加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约20余人。 从五四运动以来涌现出来的先进知识分子如陈潭秋、恽代英、林育南、 黄负生、刘子通、施洋等都是研究会的成员，其中许多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董必武、陈潭秋等人常在研究会上报告自己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经验的心得体会。研究会其他成员流动性较大，为求方便，分成几个小组分散学习或举行集体讨论。

武汉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周围，还有许多小团体，如利群书社、学生中的“读书会” “学生会”等。利群书社是马克思主义的宣传阵地，研究会通过书社活动联络进步分子。他们还出版过两种刊物：一种是《我们的》，一般在利群书社内部发行.一种是《武汉星期评论》，创刊于1921年春，原属启蒙性刊物，黄负生、刘子通担任编辑工作。由于他俩先后加入共产党，所以这个刊物是在党的领导下编辑发行的，实际上已成为武汉党支部的机关刊物。

陈潭秋还亲自写了《妇女运动》《五一略史》《快！起来呀》等短文， 通俗易懂，观点鲜明，深受读者的欢迎。《武汉星期评论》致力于宣传辩证唯物论观点，讲解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呼吁改造社会、改革教育、妇女解放，并深刻揭露和批判军阀的反动统治，当时在武汉地区有很大的影响。

长沙党组织成立后，釆取多样形式继续加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他们努力办好文化书社，巩固和扩大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阵地。俄罗斯研究会的活动也有进一步的开展，经常举办演讲会、讨论会，大力宣传社会主义在苏俄所取得的成就，引导人们走十月革命的道路。

当时，毛泽东与湖南《大公报》主笔龙兼公、张平子是同乡，往来甚密。他常向《大公报》推荐马克思主义文稿，先后刊登了李大钊的《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中俄通讯社发的《布尔什维克略史》以及《共产党》月刊上的《俄国共产党的历史》《列宁的历史》等重要文章，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和苏俄革命斗争在湖南的影响。有了马克思主义旗帜的指引，才能凝聚成一个团体，造就成一种声势，使大家明了走什么路、向何处去。1921年元旦，新民学会在长沙召开新年大会。重要议题之一是选择主义，经过讨论并付诸表决，结果是赞成布尔什维主义的12人，赞成民主主义的2人，赞成罗素主义的1人，主义未定者3人。可见，正确选择理想和主义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要有一个逐步认识、反复比较、明确决断的过程。

济南党组织成立后，把传播马克思主义和从事工人运动结合起来。 他们的主要工作之一是出版通俗刊物，向工人传播马克思主义。为了启发工人的阶级觉悟，1921年“五一”劳动节，王尽美、邓恩铭、王翔千创办了《济南劳动》周刊，其内容大量刊载了工人的痛苦生活，报道了各地工人运动的情况，很受工人群众的欢迎。但出版不久，因经费困难停刊。后来，决定由王翔千在《大东日报》的副刊上开辟《山东劳动》周刊专栏。该刊曾用诗的形式反映工人生活的苦难：

无情最是东流水，

日夜滔滔去不停；

半是劳动血与泪，

几人从此看分明。

济南党曲还创办了《晨钟报》，从主编到编辑全是共产党员，由王翔千任总编辑，王尽美经常撰写社论。《晨钟报》深受人民群众的欢迎，也引起了反动当局的注意，多次勒令停止发行，甚至阻止报童叫卖。面对当局的压制，王尽美、邓恩铭、王翔千等夜晚编印报纸，白天送邮发行，有时亲自上街出售，前后坚持了两年多时间。

广州党组织成立后，以《群报》为党的机关报，并强调了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方针，新增一些专栏，有“评论” “杂著”“马克思研究”“特别记载” “工人消息” “留法通讯”等等。有关马克思和列宁的传记、俄国共产党的历史、第三国际的文件，都曾在报上连续刊载。报纸办得生动活泼，是广州党组织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阵地。

1921年2月，由沈玄庐主编的《劳动与妇女》在广州出版。这是陈独秀等在广东扩大马克思主义宣传的一项重要工作，其目的是要把广大劳动妇女也发动起来、组织起来，依靠集体力量去谋自身的解放。陈独秀在广东女界联合会上就曾以《女子问题与社会主义》为题发表演说，号召女子和男子一样，都要联合起来，反对强权压迫，致力于社会主义的前景。

为了扩大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广州党组织发起成立了 “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会员约有80人，其中百分之二十是法政专门学校的学生, 百分之二十是高等、中等院校的学生，其余是各个不同职业的人士。他们还创办了 “宣传员养成所”，每期招收专门班和通俗班各30人，由陈独秀从省教育委员会拨出经费，这些宣传员经训练以后，就分派到基层。通过这些活动联系广大群众，以增强对社会主义的信念。

旅法共产党早期组织建立后，利用欧洲的便利条件，大量收集、阅读和介绍马克思主义著作，介绍共产党的知识，多方面了解国际工人运动的状况和经验，在旅法的中国学生和劳工中开展革命宣传工作。他们还组织领导了勤工俭学学生和华工同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社会民主主义作斗争，为建党作理论宣传。

为了加强学习和宣传工作，中共旅欧党组织专门成立了 “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先后创办了《少年》《赤光》刊物。周恩来等在《少年》刊物上发表了大量宣传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的文章。他以“伍豪”的 笔名在《少年》第二期上发表的《共产主义与中国》一文中指岀：“共 产主义之为物，在今日全世界上已成为无产阶级全体的救时良方”，“世界上只有一个共产主义能使这个责任无国界无种界地放在无产阶级的肩上，也只有他能使中国民族得列于人类中间彼此一视同仁”，系统地阐明了只有共产主义能够救中国的深刻道理。

1924年《少年》专刊改为《赤光》半月刊，周恩来任主编，在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同时，更加强了党的纲领的宣传。在《赤光宣言》中，周恩来明确宣布：旅欧共产主义者的战斗任务就是“反军阀政府的国民联合，反帝国主义的国际联合”。在《军阀统治下的中国》和《革命救国论》等文章中，他对敌我友进行了分析，指出：“我们须看清我们的敌人和我们的革命势力究竟何在，且谁又是我们真实的友人”，“所有待以救中国的，只有全中国的工人、农民、商人、学生联合起来，实行国民革命”，从而阐明了中国革命的对象、动力和性质，提出了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的一些基本思想。 《赤光》在宣传马列主义和党的纲领、路线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邓小平、李富春都参加了《赤光》的编辑和刻写工作。 

早期党组织及其成员所作的宣传工作，为我们党初创时期的理论建设作了奠基性工作，不仅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得到广泛传播，在中国大地落地生根，更使共产主义理想深深刻入中国共产党人的血脉基因，成为我们党历久弥坚的信仰和初心。从此，中国人民经过挫折与失败，终于找到了争取国家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强大思想武器。

马克思主义一旦为革命者所接受，就显示出强大的精神威力。以马克思主义来指导中国革命，中国人民就有了新的斗争纲领、新的斗争策略、新的革命前途；中国革命就有了正确方向，有了胜利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