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就是要推翻旧制度、打破旧秩序，建立新制度、确立新秩序，其过程必然受到旧有观念、反动势力的重重阻碍和顽固抗拒，其艰难困苦非比寻常。

然而，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以不畏艰难的乐观态度对待革命征程中的艰难险阻，始终坚信共产党带领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伟大事业，必然能取得成功，从而激发出战胜一切困难， 以弱胜强、克敌制胜，从一个胜利走向又一个胜利的伟大精神力量。

毛泽东曾经说：“不论在自然界和在社会上，一切新生力量，就其性质来说，从来就是不可战胜的。而一切旧势力，不管它们的数量如何庞大，总是要被消灭的。因此，我们可以藐视而且必须藐视人世遭逢的任何巨大的困难，把它们放在’不在话下’的位置。这就是我们的乐观主义。”

1919年5月8日，五四运动爆发后，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为抗议政府逮捕学生，提交了辞呈，并于9日晨秘密离开北京。越来越紧张的政治空气，使一批积极支持和参与五四运动的先进知识分子，特别是早已在新文化运动中脱颖而岀、时人皆知的陈独秀、李大钊等，被北洋军阀政府重点监视。在此情况下，陈独秀在上海的好友觉得他“在京必多危险，函电促其南下”。他气愤地回答说：“我脑筋惨痛已极，极盼政府早日捉我下监处死，不欲生存于此恶浊之社会也。”

6月3日，北京学生上街演说，军警疯狂抓捕学生170多人，监禁地就在北京大学法科的讲堂，其中大部分是北大学生。4日，又抓捕学生700多人，关押在北京大学理科的校舍里。一时间，全国最高学府变成了拘留所。对北洋政府的野蛮行径，陈独秀非常愤慨。为激励学生面对压迫敢斗争、面对困难不放弃，他于6月8日在《每周评论》第25号上发表了《研究室与监狱》一文，署名“只眼”。文中说：“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

这篇文章虽只有短短的83个字，但富有哲理，充满激情，通篇洋溢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陈独秀不仅是这样写的，更是敢说敢做。在当时形势日益严峻的情况下，他以一位普通战士的姿态“直接行动”起来了。就在《研究室与监狱》一文发表的当天，他与李大钊等人商量后，起草了《北京市民宣言》，并由胡适译成英文。《宣言》说：“中国民族乃酷爱和平之民族， 今虽备受内外不可忍受之压迫，仍本斯旨，对于政府提出最后最低之要求如下：1.对日外交, 不抛弃山东省及经济上之权利，并取消民国四年、七年两次密约；2.免除徐树铮、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段芝贵、 王怀庆六人官职，并驱逐出京；3.取消步军统领及警备司令部两机关; 4.北京保安队改由市民组织；5.市民须有绝对集会、言论自由权。”《宣言》还表示：“我市民仍希望和平方法达此目的。 倘政府不愿和平，不完全听从市民之希望，我等学生、商人、劳工、军人等，惟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

《宣言》印好后，陈独秀亲自岀去散发。据北大教授高一涵回忆, 陈独秀和他一起到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乘茶座上的人离开时，把《宣言》“放在没有人的桌子上，用茶杯压好，等到吃茶的人回到原桌子 ,来，看到传单，读后大声叫好，拍手欢呼”。6月11日下午，陈独秀与高一涵去新世界商场散发《宣言》传单，两人在屋顶花园，看到下一层露台上正放映露天电影，于是趁夜暗把传单从上面撒下去。不料，身着白帽西装的陈独秀被便衣暗探发现，并当即被拘捕。

12日，北洋政府逮捕陈独秀的消息，传遍了京城，也迅速传遍全国，进而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全国各界人士对陈独秀被捕事件表示极大的关注，他们有不同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学术观点，但绝大多数人是支持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的。逮捕陈独秀不仅未能阻止新文化运动、 五四运动的发展，反而在全国各界的营救活动中宣传了陈独秀在运动中的领率作用和突出功绩。

北京学生界分别致函“警察总监”和通电上海新闻界、教育界，呼吁对“提倡近代思潮最力之人”设法进行营救。李大钊在《每周评论》 第30号上发表了《是谁夺了我们的光明》，以读者来信的形式说：“我们对于世界的新生活，都是瞎子。亏了贵报的’只眼’，常常给我们点光明，我们实在感谢。现在好久不见’只眼’了，是谁夺了我们的光明？”

与此同时，国内其他团体如“国民大会上海干事部”“安徽协会”“中华工业协会”等，以及社会知名人士如胡适、章士钊、岑春煊乃至孙中山等人，也以各种形式声援和营救陈独秀。特别是孙中山，在五四运动爆发后，他满怀革命豪情高度评价这场运动说：“一般爱国青年，无不以革新思想，为将来革新事业之预备。于是蓬蓬勃勃，抒发言论”，各种刊物“扬葩吐艳，各极其致，社会遂蒙受绝大之影响……此种新文化运动，在我国今日，诚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推其原始，不过由于出版界之一二觉悟者从事提倡，遂至舆论放大异彩，学潮弥漫全国，人人皆激发天良，誓死为爱国之运动。”孙中山透过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 进一步认识到“欲收革命成功，必有赖于思想之变化”。因此，身在上海的孙中山在会见北京政府的代表许世英时说：“独秀我没见过，…… 你们做得好事，很足以使国民相信我反对你们是不错的证据。” “你们也不敢”杀死他。“他们这些人死了一个，就会增加五十、一百，你们尽做着吧！”许世英连忙说：“不该，不该，我就打电报回去。”

1919年9月16日，在被关押98天后，陈独秀被释放了出来。为庆祝陈独秀出狱，北大同学会当天召开了欢迎会，《新青年》第6卷第6号上发表了李大钊等写作的白话诗，其中李大钊的《欢迎独秀出狱》 第一首写道：“你今出狱了，我们很欢喜！他们的强权和威力，终竟战不胜真理。什么监狱什么死，都不能屈服了你；因为你拥护真理，所以真理拥护你。”

无独有偶。天津的周恩来和郭隆真等人成立了一个宣传五四新思想的社团，取名觉悟社。1920年1月，觉悟社成员参加了反日运动，周恩来在学潮中被捕了。开始他和同学们被关押在警察厅的营务处，彼此不能见面，不能交谈。反动当局采取拖延的办法，既不转交法庭公开“讯问”，又不释放，一直拖了两个多月。4月2日，周恩来和难友们经过秘密联络，发动绝食斗争。他们分别向警厅宣告：被拘70多天, 没有受到正式审判，这是违背民国约法和新刑律规定的。因此，限警察厅在三日内举行公审，否则就全体绝食。在学生的强烈要求和学校师生及律师的交涉下，反动当局迫于压力将被捕学生移送地方检察厅。送到检察厅后，学生们被拘留的条件得到一些改善。经过被捕代表的坚持斗争，除女代表两人外，大家可以同住一处，自由往来，并且能够阅读书报。这样，他们就共同议定：每天早晨做体操，晚上举行全体会议，并 且推举周恩来、马千里、于兰清三人主办读书团，议决每星期一、三、 五开演讲会，介绍各种新思潮。

于是，一种特殊条件下的学习活动开始了。他们把监狱当作学习革命理论的课堂，先讲了世界工业革命史，尔后周恩来又在5月28日、 31日，6月2日、4日、7日，分五次向大家介绍马克思学说。所讲的具体内容，有经济组织的变迁、马克思传记、唯物史观和阶级竞争史、余工余值说（即剩余价值学说）、《资本论》和资产集中说等等。在当时能作这样系统的马克思主义讲演的人并不多，而且又是在被监禁的条件下仍然坚持学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更显得难能可贵。

在建党前后，革命前辈们遇到了许许多多的坎坷曲折，但从不放弃、顽强拼搏。

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主编的《青年杂志》在上海创刊。1916年9月起改名为《新青年》。1917年初，随着陈独秀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编辑部移至北京。1920年初，陈独秀为摆脱警察追捕，从北京来到上海，编辑部也被迫转移回上海；9月，《新青年》作为中共上海发起组的机关刊物正式出版。1921年2月，上海《新青年》编辑部被法租界巡捕房查封，被迫转移至广州；7月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后，陈独秀于9月返回上海主持中共中央局工作，《新青年》月刊成为中共中央局的理论性机关刊物，又从广州迁到上海编辑；同年10月，法租界巡捕房突然搜查陈独秀寓所，没收《新青年》等印刷品，并以出售 《新青年》和“公然煽动他人”两罪逮捕陈独秀等人，法庭的判决封闭和禁止出售《新青年》月刊，陈独秀等人不久被释放。1922年7月，《新青年》月刊第9卷第6号刊登“特别启事”，称新青年社已从上海迁移至广州昌兴马路28号，在出版这一期后休刊。时隔一年多，1923年6 月，《新青年》改为季刊在广州出版，成为中共中央正式理论性和机关刊物。《新青年》正是在这些磨难曲折中，发起了新文化运动，在五四运动期间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步步发展为20世纪20年代中国极具影响力的革命杂志。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时，因被法租界警探搜查而被迫中断，面对已经被暗探叮梢、随时可能被捕的风险，果断转移到嘉兴南湖续会，在一条小船上完成了 “开天辟地”的建党大业。

1921年8月11日，为加强对工人运动的领导，我们党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总部办事处就设在上海北成都路19号（今成都北路899号）；1922年7月被英租界当局査封后迁往北京，办事处设在北京大学二院学生宿舍内（今东城区沙滩后街59号）；1923年2月又遭军阀查禁仍迁回上海，直到 1925年5月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前夕，完成其历史使命，又以新的方式延续发展。就是在这样的一次一次转移搬迁中，始终给予了北方、武汉、湖南、广东4个分部以有力指导，先后组织发动了香港海员大罢工、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开滦五矿工人大罢工、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等永载史册的工人运动。

在中国共产党创建和发展的历程中，这样不屈不挠的斗争还有很多很多，这样从不向困难低头、始终乐观面对的共产党人还有很多很多。 正如夏衍在《野草》一文中所写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精神就像野草的种子，是“有弹性，能屈能伸的力；有韧性，不达目的不止的力”。 “这种不落在肥土而落在瓦砾中、有生命力的种子决不会悲观和叹气， 因为有了阻力才有磨炼。生命开始的一瞬间就带了斗争来的草，才是坚韧的草，也只有这种草，才可以傲然地对那些玻璃棚中养育着的盆花哄笑”。

正是这种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激励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不畏艰难、 一往无前，不畏强敌、敢于斗争，完成了一个又一个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从一个胜利不断走向又一个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