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是流血的改革，改革是不流血的革命，两者都是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手段。马克思主义认为，一切反动落后的统治阶级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都不会轻易地退出历史舞台，都会竭力反抗进步阶级的革命，千方百计地维护自己的统治。在这种情况下，进步阶级只有通过暴力革命才能达到变革社会制度的目的。革命是激烈的、剧烈的，是新事物与旧事物的生死对决。

因此，干革命，必然要冒极大的风险，随时可能牺牲生命。革命者，必须具有不怕牺牲的英雄胆魄，始终满怀激情豪情，有血性、有担当。正如毛泽东所说：“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一百年来，其优秀人物奋斗牺牲，前仆后继，摸索救国救民的真理，是可歌可泣的。”

1923年2月，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直接触犯了帝国主义利益，各国驻北京公使团召开紧急会议，要求北京政府立即用武力镇压罢工。吴佩孚下令调集军队对罢工工人进行血腥屠杀。

1923年2月7日，农历腊月二十三，正是过小年的时候，反动军警在京汉路沿线的江岸、长辛店、郑州等主要站区，同时开始了对罢工工人的屠杀。全路工人先后被惨杀52人，伤300余人，被捕工会骨干60余人，开除或被迫外逃1000多人，造成震惊中外的二七惨案。

在军阀的血腥屠杀面前，铁路工人表现出英勇顽强的大无畏精神， 有的赤手空拳与反动军警搏斗，有的不惜牺牲自己生命保护工会。共产党员、罢工领导人林祥谦被捕后，坚贞不屈，光荣牺牲，以自己的鲜血为二七大罢工染上了悲壮的色彩。

林祥谦，福建省闽侯县人，1922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是京汉铁路总工会江岸分工会委员长，江岸地区罢工总负责人。2月7日，罢工进入紧要关头。林祥谦深知形势严峻，他对妻子陈桂贞说：“咱工人争自由、争人权是光明正大的。但敌人不会甘心，会下毒手的，咱要有思想准备。死了一个工人，会有千百万工人站起来，革命最终一定会胜利。”下午6点多，林祥谦不幸被捕。这时，北风呼啸，雪花纷飞，整个江岸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湖北督军署参谋长张厚生下令，将林祥谦等13名被捕的工人代表五花大绑地捆在江岸车站的电线杆上。林祥谦的妻子陈桂贞已经怀孕，马上就要临产了，她也赶到车站，哭喊着丈夫的名字。林祥谦透过层层刀枪，看着他朝夕相处、共同战斗的战友和相濡以沫的妻子，心中虽有留恋，但决不因私情而忘大义。为了罢工工人的整体利益，他毫不犹豫地牺牲小我，英勇反抗，无所畏惧。

这时，张厚生提着一盏马灯走到林祥谦面前，命令手下人割断绳索，奸笑着说：“林会长，受委屈 了，你现在唯一的出路是下令工人赶快上工，这样做，保准有你好处， 不然，就性命难保。”他看林祥谦不动声色，以为他心动了，接着又问道：“你还不下复工的命令吗？”

林祥谦很从容地回答说：“我下命令给谁？”

张厚生指着火车司机说：“下命令给他们和纠察队。”他进一步劝说道：“识时务者为俊杰，林会长”

林祥谦对着凑过来的那张丑恶的嘴脸，唾了一口唾沫：“呸！你们妄想!”张厚生退后了一步，掏岀手绢擦脸，奸笑道：“你别不识相！街上的血你也不是没看到。你想落个一样的下场吗？还是下令复工吧！”

林祥谦轻蔑地看了他一眼，激愤地高声说道：“你们蛮不讲理，暗无天日，要杀就杀，老子无话可说。”

张厚生一挥手，匪兵们如狼似虎地冲上前，又把林祥谦绑在电线杆上。他见威逼不成，立即凶相毕露，叫道：“林祥谦，我劝你还是好好考虑考虑！ ”

“没什么好考虑的！”林祥谦斩钉截铁地回答。

张厚生气得满面通红，命令刽子手朝林祥谦左肩上砍了一刀，顿时 血流如注，鲜血染红了对襟蓝上衣，不时滴落在洒满雪花的站台上。

林祥谦咬着牙忍着剧痛，巍然屹立。

张厚生又对林祥谦嚎叫：“上不上工？”

林祥谦瞪圆双眼，坚定地回答：“不上！”

张厚生又气又恼，命令刽子手朝林祥谦右肩又砍了一刀，歇斯底里 地狂叫：“你到底下不下复工令？”

此时的林祥谦已经浑身是血，但他仍然坚定地问答：“上工要总工会下命令，我头可断，血可流，工不可复！”刽子手又在林祥谦身上连砍了七刀。他还嫌不解恨，又命刽子手当着众人的面，把林祥谦的头割下来，挂在车站“示众”。

林祥谦，这位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英勇地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这时，他正当31岁的盛年。

与林祥谦同时被绑的其余12名工人，也都被乱枪打死在江岸车站 的血泊中。

后来，工友们抢回了林祥谦的尸首。林祥谦的妻子陈桂贞表现得非常坚强，她缝合了丈夫的头颅，并在黎明的曙光之中生下了一个儿子。 人们寄希望于这个在危难时刻诞生的英雄后代，踏着父辈的足迹，继续完成未竟的事业。

二七大罢工中遇难的还有工运领导人、著名共产党员施洋。施洋是湖北省竹山县人，他从湖北法政学校法律专业毕业后，在武昌从事律师职业。他经常替劳苦大众伸张公理，被广大平民誉为“劳工律师”。他先后参加并领导过武汉大大小小十数次工人运动，是湖北省工团联合会的法律顾问。京汉铁路大罢工时，他担任京汉铁路总工会法律顾问，与林祥谦一道，被指定为江岸地区罢工总负责人。

1923年2月7日晚上，施洋在家中被捕。在法庭上，他据理力争，坚持斗争。审判长问：''你既然当了律师，理应安心执行律师职务，为什么参加那些’各界联合会’呢？”

施洋答：“各界联合会是爱国组织，吴佩孚曾发表通电表示支持。爱国是国民的夭职。我作为国民一 分子，为什么不能参加？参加了，犯什么罪？”

审判长又问：“武汉律师这么多，为什么工人、工会不请别人'都请你呢?”

施洋答道：“武汉各机关所以注意我，是因为1919年以来，所有爱国运动我都参加。他们注意我，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 

施洋善于辞令，勇敢善辩，逻辑严谨，说得审判长无言对答。

但是，凶残的敌人未等法庭审理正常结束，便在2月15日凌晨将施洋执行了死刑。这一天是农历大年三十。

临刑前，行刑官问施洋要不要写家信，有什么遗言。施洋坦然回答：“中国就是我的家，有什么信可写！只希望中国的劳动者早点起来, 把军阀、官僚资本家和你们这般替他们做走狗的人，一起食肉寝皮！”他还说：“我的遗嘱就是：不怕人，不怕事，不怕死！堂堂做人！反对强暴！你们杀了一个施洋，还有千百万的施洋。”行刑官恼羞成怒，连喊开枪、开枪，施洋高呼：“劳工万岁！”光荣就义，将34岁的青春永远定格在了农历新年前的那个血色黎明，更表现出一个共产党员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

京汉铁路其他站点，还有不少工会骨干和先进工人与敌人进行了英勇的斗争。长辛店是吴佩孚镇压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最先开始的地方， 京汉铁路总工会长辛店分会委员长史文彬被抓进监狱，工人纠察队副队长葛树贵等10余人牺牲。反动军警抓捕工人，断绝粮食供应，妄图用这些手段强迫工人复工。但是，罢工工人仍然坚持“非得总工会命令决不复工”。郑州警备司令强行“宴请”郑州分会委员长高斌，要求他给工人下令复工。高斌回答：“各分工会只有罢工权，没有复工权。没有总工会的命令，我们决不复工。”敌人把高斌毒打一顿后，给他戴上手铐、脚镣，游街示众，后来又关进了监狱。这些英勇斗争、昂然就义的工人，充分表现了中国无产阶级的伟大革命气概。

在我们党成立之初，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不仅有冲在一线、领导 罢工运动的工人领袖党员，更有运笔如枪、传播真理的知识分子党员。 其中，最突岀的代表就是中国共产主义的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 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李大钊。

1923年12月，李大钊发表了一篇题为《艰难的国运与雄健的国民》的散文，他写道：“历史的道路，不全是坦平的，有时走到艰难险阻的境界。这是全靠雄健的精神才能冲过去的。” “我们的扬子江、黄河，可以代表我们的民族精神，扬子江及黄河遇见沙漠、遇见山峡都是浩浩荡荡的往前流过去，以成其浊流滚滚，一泻万里的魄势。目前的艰难境界，哪能阻抑我们民族生命的前进。我们应该拿出雄健的精神，高唱着进行的曲调，在这悲壮歌声中，走过这崎岖险阻的道路。要知在艰难的国运中建造国家，亦是人生最有趣味的事……”

他不仅是这样写的，也是这样做的。

1926年3月12日，日本军舰掩护奉系军阀两艘军舰驶入天津大沽口，炮轰冯玉祥的国民军，国民军奋起还击。16日，恼羞成怒的日本帝国主义，纠合英、美、法、意、荷、比、西班牙等国公使，向北洋政府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国民军撤去大沽口防御设施。同时，在大沽海面集结了 20多艘军舰，对北洋政府实行武力威胁。这一行径激起中国人民极大愤慨。

3月18日，中共北方区委、北京总工会、学生联合会、国民党北京示执行部等60多个团体与80多所学校共约5000多人在天安门举行大会，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大会结束后，李大钊率领游行队伍，到铁狮子胡同的段祺瑞执政府门前广场请愿。军警开枪扫射示威群众，造成当场死亡47人、伤200多人的“三一八”惨案。鲁迅称这一天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并连续发表7篇悼文，包括著名的《纪念刘和珍君》。

面对反动政府的血腥镇压，头部和双手受伤的李大钊为了使革命群众减少损失，不顾个人安危，冒着枪林弹雨，指挥示威群众疏散。直到绝大部分群众脱离险境，李大钊才随着群众朝胡同东口走去。军警见到他，用枪口对者他的胸膛，厉声喝道：“你是干什么的？” “做买卖的。” 李大钊从容不迫地回答。军警信以为真，便用力推操了一下他的肩膀说：“做买卖的到这里来干什么？滚你的罢！”李大钊机智地躲过了敌人的检查。

3月19日，段祺瑞执政府对李大钊等5人发出通缉令。李大钊等人接受了苏联同志的建议，于“三一八”惨案两天后，将国共两党在北京的领导机关迁入位于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西院的旧俄兵营内。4月' 奉系军阀张作霖的军队开进北京，白色恐怖更加严重。不久，国共两党 大部分中坚力量相继离京、调往南方。中共中央致信李大钊，要他和罗章龙前往武汉，党内外许多同志和朋友也劝李大钊暂时离开北京。李 大钊却总说：“我不能走，我走了，北京的事谁来做?”所以，他安排罗章龙去武汉，自己带着部分同志和一家老小留守北京。在革命的危急关头，他把危险留给自己，把安全让给同志，以对革命负责到底的大无畏精神，坚守岗位，坚持开展党的工作。

李大钊的表姑曾经问他：“你们老搞这事，也不怕吗？人家那样厉害，兵权在手，今日赶，明日捉，把你们从这儿赶到那儿，你们不是自讨苦吃吗？"李大钊答道：“他们就好比是一堵墙，我们捣来捣去总会把这堵墙给捣垮的。”又说：“怕什么！早晚我们是要胜利的。我们的主义，就像庄稼人的种子一样，到处都撒遍了，他们是破坏不了的。他们破坏了这儿，还有那儿长起来，没有关系。”

1927年4月6日，天清气朗。-早起来，李大钊夫人赵韧兰带着女儿炎华去兵营空场上散步，女儿星华坐在外间长椅上看报’李大钊在里屋伏案工作。上午11时许，150多名警察、100多名宪兵全副武装直扑东交民巷。李星华后来在回忆录里清晰记录了父亲被捕时的情景： “'不要放走一个！’粗暴的吼声在窗外响起来，喊声未落，穿着灰制 服、长筒皮靴的宪兵们，穿便衣的侦探和穿黑制服的警察就蜂拥而入， 一瞬间挤满了这座小屋 .....一个坏蛋立刻冲到跟前把父亲的手枪夺过 去了。

李大钊被军阀张作霖逮捕后，举国震惊，中共党组织、工人群众、 知识分子和各界进步人士千方百计进行营救。李大钊是我国工人运动的先驱，北方工人运动特别是铁路工人运动是在他亲自关心和直接领导下开展起来的。因此，当北方铁路工人知道他被捕的消息后，计划劫狱营 救李大钊。这个计划通过党组织传到狱中后，李大钊感谢同志们对他的爱护，但他看出当时完全没有实现这个计划的可能，他不愿工人同志做 无益的牺牲，使革命力最再遭受损失，因此不同意这个行动。党组织接受了李大钊的意见，取消了劫狱的计划。当党组织把李大钊的意见转告给铁路工人的时候，工人们都为自己领袖的高尚品德而感动得落泪。

李大钊被捕后，奉系军阀对他进行了多次审讯。据当时4月8日的《顺天时报》报道，李大钊“精神甚为焕发，态度极为镇静，自承为马克思学术之崇信者”“对于其他之一切行为则谓概不知之”。李大钊在狱中共22天，面对敌人的轮逼审讯、威胁和利诱，他始终大义凛然，坚贞不屈，没有一句有损中国共产党的荣誉、有损革命利益的“供词”，也没有向敌人泄露中国共产党的任何机密。

在狱中的最后时刻，他绝笔写道：“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励行其所知，为功为罪，所不暇计。”

1927年4月28日，是刻骨铭心的一个日子。由于害怕李大钊在群众中的威望，害怕人民的力量，张作霖不敢举行公开审判，于是偷偷摸摸地导演了一出“军法会审”的丑剧。上午11时，由安国军司令部、京畿卫戍司令部、京师高等审判庭和京师警察厅组成的特别法庭，在警察厅南院大客厅正式开庭，整个“会审”没超过70分钟，就仓促宣布判处李大钊等20人死刑。当日下午，李大钊等20名革命志士就被秘密押解到西交民巷的看守所。李大钊身着棉袍，在镜头前留下了最后的一张照片：头发剃去了，宽阔的额头，浓黑的双眉，两眼目光淡定，脸上泰然自若，宛如平日。只是，在他那满是皱褶的灰布棉袍之下，挂着又黑又粗的铁链。下午2时，李大钊视死如归，大义凛然，第一个缓步登上绞刑台，神色未变，从容 就义。

李大钊牺牲时，年龄尚未满38岁。同时遇害的还有范鸿劼、谢伯俞、谭祖尧、莫同荣、路友于、邓文辉、张挹兰（女）、姚彦、张伯华、杨景山、陶永立、方伯务、吴平地、李昆、郑培明、阎振三、李银连、谢承常、英华等19人。

20位烈士英勇牺牲的噩耗传出，全党为之哀悼。党的机关报《向导》发表悼念文章，称李大钊是"最勇敢的战士”，他的名字将为中国人民“牢记不忘”。许多受到李大钊教育影响的青年，在他革命精神的激励下，加入到革命的行列中，继续他未竟的事业。

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者李大钊英勇牺牲了，但共产主义理想、中国共产党不怕牺牲的奋斗精神，如同红花的种子，撒向了全国各土也，播在了一代代共产党人的血脉之中，扎根发芽，茁壮成长，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红色基因和如磐初心。

对共产党人牺牲精神的最好描述，是李大钊在1920年写的一篇散文。他说:“人生的目的，在发展自己的生命，可是也有为发展生命必 须牺牲生命的时候。因为平凡的发展，有时不如壮烈的牺牲足以延长生命的音响和光华。绝美的风景，多在奇险的山川。绝壮的音乐，多是悲凉的韵调。高尚的生活，常在壮烈的牺牲中。”

这不仅是他的散文，更是以李大钊为代表的革命先辈们的人生观念、信仰追求。今天读来，仍感人至深、发人深省，值得我们每名共产党员认真学习思考，以强壮精神之“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