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进性和纯洁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特征，也是立党为公的必然要求。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创建共产党的特殊性、艰巨性世所罕见，确保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更是充满挑战考验。

建党初期，由于中国特殊国情和所处的历史条件，封建专制统治和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延续了几千年，生产力水平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缓慢，造成了中国社会“两头小，中间大”的状况，即无产阶级和地主资产阶级都只占少数，而绝大多数是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包括小知识分子、小商人、手工业者和自由职业者）。在这样一个落后而又复杂的社会环境中建立无产阶级政党，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罕见的。

列宁在谈到东方各国共产主义者的革命任务时指出：“你们面临着全世界共产党人所没有遇到过的一个任务，就是你们必须以共产主义的一般理论和实践为依据，适应欧洲各国所没有的特殊条件，善于把这种理论和实践运用于主要群众是农民、需要解决的斗争任务不是反对资而是反对中世纪残余这样的条件。这是一个困难而特殊的任务，但又是一个能收到卓著成效的任务”。列宁对东方国家建党活动的特殊性、艰巨性所作的深刻论述，正是中国共产党在创建过程中所面临的而且是必须予以回答的重大问题。

由于旧中国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民族矛盾、社会矛盾日趋白热化，人民大众热切期盼能有一个先进政党尽早站出来救国救民，担当起领导中国革命的重任，摆脱中华民族的危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特别是当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传来，国内先进分子的大力推动和共产国际的热情指导，使得中国共产党的建党进程发展很快，而不是按部就班地等到建党条件完全形成之后再展开建党活动。针对中国社会的特点，早期共产党人首先注重从思想上建党，坚持一边进行思想上、理论上的探索，一边进行组织上建党，将建党思想的求索、建党的组织活动与实际工作紧密结合、同步推进。虽然理论准备上显得较为仓促，但是建党过程的实践性和针对性却增强了，从最高纲领的提出到现阶段反帝反封建纲领的制定过程就是一个证明。

中共一大制定了直接进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纲领，提出了共产主义的最终奋斗目标。从党的性质来说，这个纲领无疑是正确的。一大召开后不久，党在革命斗争实践中意识到，这个纲领没有能够回答中国现阶段革命最急迫的实际问题。从1922年初开始，中国共产党站在推进中国近现代革命发展的前列，采取多种方式积极探求适合中国国情的现阶段斗争目标。7月，党的二大终于完整地制定出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两次代表大会时间相隔只有一年，党能够对斗争纲领的认识产生一个飞跃，开始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初步结合起来，首次明确提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创造性地正确回答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怎样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重大时代课题，领导中国人民先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再转入社会主义革命，将党的先进性体现于革命阶段性之中，转化为社会形态的先进性, 使我们党从建党时起就走在了时代前列，牢固确立了党的先进性。

保持党的先进性必须要有思想上、组织上的纯洁性作保证。中国共产党在建党过程中坚持思想先行的理念，釆取多种方式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批驳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思潮，用无产阶级思想改造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把农民、小资产阶级的革命热情引导到无产阶级的轨道上来。

中国共产党筹备建党时期，在确立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关键时刻，以李大钊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曾和胡适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在讨论中国改造的道路和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时候，陈独秀、李达等人又和张东荪、梁启超进行了尖锐的斗争；而争论时间更长、范围更广的还是马克思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分歧。要不要实行和坚持无产阶级专政，这是关系党的指导思想和斗争纲领的原则问题，也是建党之初对党性和纪律的一次重大考验。

众所周知，五四时期是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年代，国内外各种思潮都以不同形式顽强地表现自己，要在社会上争得一席之地。其中，既有封建残余思想，又有西方意识形态，还有庞杂的混合理念，而在当时的中国传播早、影响大的要数无政府主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开始形成主流地位之前，流传相当广泛的是无政府主义。无政府主义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社会思潮，于20世纪初传入中国，主张无政府、无国家，反对剥削，废除私有制，个人绝对自由。中国是个小资产阶级人数众多的国家，因而很容易接受这种思想。无政府主义者成立了许多小团体，出版了不少刊物，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北京大学学生组织的实社及其1917年出版的《自由录》，主要撰稿人黄凌霜、区声白也都是北大的学 生。无政府主义的小团体都是自由结合成的，没有统一的领导和严格的组织纪律，因此这些小团体忽生忽灭，时合时散。但由于其在反对封建专制方面具有进步意义，当时不少先进知识分子在不同程度上都受到了 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

当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的时候，无政府主义者就从反封建的斗士演变为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先锋，甚至开始攻击马克思学说。由于他们打着反专制、争自由的幌子，喊着动听的口号，很能迷惑人，一度使早期共产党人分辨不清真假社会主义，造成思想上的混乱，尤其是对建设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无产阶级先进政党具有负面影响。为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必须与无政府主义展开坚决的斗争。

1919年5月，《新青年》五卷五号上发表了黄凌霜的《马克思学说批评》一文，污蔑苏俄无产阶级专政“无非建立私权，保护少数特殊幸福的机关”，攻击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原则是“强有力的，将享最高幸福；能力微弱的，将至不能生活”。而无政府共产党的主张是“由平民自己建立各种团体社会，如办教育就有教育会，办农业就有农业会等等……去除一切强权，而以各个人能享平等幸福为主”，根本不需要实行什么无产阶级专政。对此，由于当时具有初步共产主义觉悟的知识分子，正处在对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流派的了解、观察和鉴别时期，没能及时给予有力批驳和反击，导致在北京、广东等地成立共产党组织时， 不可避免地掺杂进了一些无政府主义分子。

1920年8月，中国共产党上海早期组织成立，会议“首次决议推陈独秀担任书记，函约各地社会主义分子组织支部”。时隔不久，中共上海党组织成员便同无政府主义者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思想斗争，他们在《新青年》《共产党》上发表了许多文章，捍卫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和共产党的组织原则。陈独秀在1920年9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八卷一号上发表的《谈政治》一文，就是当时一篇观点鲜明、具有较高马克思主义水平的战斗檄文。

陈独秀指明无产阶级专政的必然性，批驳无政府主义者不分青红皂白，反对一切强权和国家。陈独秀说：“我以为强权所以可恶，是因为有人拿他来拥护强者、无道者，压迫弱者与正义。若是倒转过来，拿他来救护弱者与正义，排除强者与无道，就不见得可恶了。”“此时俄罗斯若以克鲁巴特金的自由组织代替了列宁的劳动专政，马上不但资产阶级要恢复势力，连帝政复兴也必不免。”无 政府主义者抹杀强权的阶级性，“闭起眼睛反对一切强权，像这种因噎废食的办法……绝不是科学的”，无政主义者“倒算是资产阶级底朋友了。

陈独秀在文章的结尾郑重宣称：“我承认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创造那禁止对内对外一切掠夺的政治法律， 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

9月，张申府因接待著名学者罗素来到上海，住在陈独秀家中。他们对建党问题进行了研究，一致认为应当把能入党的人，最好都吸收到党内来，并希望李大钊在北京加速建立共产党的组织。9月下旬，张申府从上海回北京后，把与陈独秀谈的情况告诉了李大钊，两人一致认为要尽快发展党员。10月初，张国焘从南洋参加全国学联募捐回到北京， 于是第三个党员就发展了张国焘。1920年10月，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三人成立了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

11月，张申府到法国里昂大学任教，这时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就只剩下李大钊和张国焘，李大钊便吸收黄凌霜加入。黄凌霜是北大学生，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但是标榜自己信仰共产主义，赞成社会革命。受黄凌霜影响，又有陈德荣、袁明熊、张伯根、华林、王竟林等5 名无政府主义者加入。紧接着，又有北大学生罗章龙、刘仁静加入。这样，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便扩大为10人，其中无政府主义者6人，占 当时组织成员的多数。

党组织扩大后，曾在北大图书馆李大钊的办公室举行会议，以自认公议的方式，对各项工作进行了分工：李大钊主持全面工作，并从个人薪俸中每月捐出80元作为党的活动经费；张国焘负责工人运动；刘仁静、罗章龙负责青年团；黄凌霜、陈德荣创办工人通俗读物《劳动音》, 负责编辑和发行。

没过多久，黄凌霜等无政府主义者因不赞成临时纲领中写有无产阶级专政的条文，于11月间与李大钊等马克思主义者发生了严重分歧。 分歧主要有两点：一是组织问题。无政府主义者根据他们自由联合的观点，不赞成党有严密组织和统一领导，反对职务分工和党内纪律；二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无政府主义者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认为权力、法律及政府是一切罪恶的根源，因而反对一切政府包括无产阶级专政的政府。他们一度使党组织无法开展工作。经过一番争论，无政府主义者除陈德荣外，其他都退出了党组织，《劳动音》周刊由罗章龙接办。 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在无政府主义者退出后，将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骨干邓中夏、高君宇、何孟雄、缪伯英（女）等转为党员。由此，缪伯英成为我党第一位女党员。

党的一大召开时，北京代表提交的《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有这样一段话：“在去年十月这个组织成立时，有几个假共产主义者混进了组织，这些人实际上是无政府主义分子，给我们增添了不少麻烦，可 是由于过分激烈的言论，他们使自己和整个组织脱离了。他们退岀以后，事情进行得比较顺利了。”

11月，与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相呼应，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正式定名为“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一致推选李大钊为书记。张国焘负责组织工作，分管职工活动；罗章龙负责宣传工作，分管出版党刊。北京党组织有了完整的组织体系，思想也更加纯洁了，各项工作就生机勃勃地开展起来：有组织地宣传马克思主义，积极发动和组织工人运动，建立和领导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联络和引导进步社团，帮助北方主要城市建立党团组织，加强与共产国际的联系。由此，北京成为创建中国共产党的北方中心，与上海一样在建党中起了重要作用。

建党初期，广州的情况则更为复杂，维护党组织先进性和纯洁性的斗争更加激烈。

1920年秋，俄国人米诺尔和别斯林在广州设立了罗斯塔（即塔斯社前身）分社。到广州前，米诺尔和别斯林先到北京找了李大钊，通过李大钊又认识了无政府主义者黄凌霜。黄凌霜把他们介绍给了广东的无政府主义者。当时，无政府主义者在广东很活跃，而且大多以极“左” 的面目出现，高唱“革命”论调，“拥护”社会主义，鼓吹无政府共产主义。所以，苏俄代表在广东首先接触的是无政府主义者梁冰弦、黄鹃声、区声白、刘石心和谭祖荫等。为了联络倾向革命的力量，苏俄代表和他们交谈了几次，“就被无政府主义者包围了”，并在9月间成立了广东共产党早期组织。这个组织的成员有9人，其中7人是无政府主义者，只有俄国的米诺尔和别斯林是共产主义者。所以，“尽管组织了共产党，但是与其称作共产党，不如称作无政府主义的共产党”。

1920年10月，粤桂战争爆发。粤军司令陈炯明打败桂军，占领广 州，孙中山任命陈炯明为广东省省长兼粤军总司令。陈炯明赶时髦追时尚，自我标榜为“社会主义者”，对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陈独秀格外青睐。 11月1日，他郑重发岀邀请信，请陈独秀岀任广东省政府教育委员长兼预科大学校长。陈独秀对广东素有好感，认为它是革命的策源地。但作为上海党组织的书记，他没有贸然成行。经与共产国际代表商议，又致函北京党组织征求李大钊的意见，大家一致认为广东是条件较好的革命根据地，应当去那里发展党组织，开展革命工作。于是，陈独秀决定接受聘请。

1920年12月16日，陈独秀把上海党的工作交给李汉俊代理，由上海启程赴粤。陈独秀一行到达广州后，知道当地已经成立了党组织， 便决定以此为基础扩大党组织。他首先和米诺尔、别斯林取得联系，接着就同梁冰弦、黄鹃声、区声白、谭祖荫等一起共同研究党组织问题。 结果，陈独秀发现广州党组织成员中真正信仰共产主义者不多，基本上都是无政府主义者。为了统一组织，陈独秀拿出一份党纲来讨论。这份党纲是上海党组织成立后，为了规范各地党组织成立和吸纳党员，由陈独秀领导、在维经斯基帮助下起草的，其中强调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无政府主义者自然不愿意接受这些条文，经过两次讨论，意见针锋相对，争论激烈，没有调和余地。于是，陈独秀提出：既然大家主义不 同，很难联合，终究是要分的，即使暂时联合起来也会因活动手段、策略不同，引起争论，不如现在就分，各走各的路。几个无政府主义者见状，也同意分开。这样，他们便退出了。

在无政府主义者退岀后，陈独秀决定重组广州共产党早期组织。 1921年初，陈独秀找到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等人。这三人在当初成立广州共产党早期组织时，由于其观点与无政府主义者不一致，曾拒绝加入。他们都是陈独秀在北京大学任教时的学生，不仅有师生关系，而且在北京一起参加过五四运动，有比较密切的联系和共同的思想基础。陈独秀知道他们正在办宣传新文化的《广东群报》，就引导他们不要空谈，切实研究社会实际问题的解决方法，并和他们商讨了有关建立共产党早期组织的问题。经过几次酝酿，他们重新组建了广州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有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以及在上海已入党的陈独秀、林伯渠、袁振英、李季，还有两个俄国人，共9 人。陈独秀任书记，后改由谭平山任书记，陈公博负责组织工作，谭植棠负责宣传工作。

在此前后，其他地区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也不同程度地受到过无政府主义的影响，经过斗争和清理，无政府主义者相继退出了各地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党的思想更统一、组织更纯洁了。这为1921年7月党的一 大顺利召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建党初期的这些斗争说明，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先进理论成果指导实践，才能确保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信仰纯洁，才是共产党人最根本的纯洁。坚守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就必须坚决纠正党内存在的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想，着力改造或及时清除思想上政治上道德上不够纯洁的党员，坚持不懈地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武装党员头脑，不断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努力防止党的队伍发生蜕变。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先进性和纯洁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属性，我们加强党的建设，就是要同一切弱化先进性、损害纯洁性的问题作斗争，祛病疗伤，激浊扬清。”

 进入新时代，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必须将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作为党的建设根本任务和中心课题，必须以自我革命的政治勇气，不断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确保党在世界形势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在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考验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