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结统一是党的力量和生命所在，纪律严明是维护党团结统一的重要保证。

中国共产党是用革命理想和铁的纪律组织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团结统一、纪律严明是党的光荣传统和独特优势。然而，这一传统和优势并不是天然具有，而是经过了激烈的斗争，才在革命实践中逐步形成的。特别是建党初期，党的纪律更是受到了无政府主义的严重干扰和挑战，不仅在维护党的先进性、纯洁性方面要与无政府主义作坚决斗争， 在严明党的纪律方面也同样要与无政府主义作坚决斗争。

无政府主义是早在1877年就在中国开始传播的社会思潮。1914年， 刘师复在上海创建了 “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社”，主张“灭除资本制度， 改造共产社会，且不用政府统治”，实现“无地主、无资本家、无首领、 无官吏、无代表、无家长、无军队、无监狱、无警察、无裁判、无法律、无宗教、无婚姻制度之社会”的“十三无理想”，追求“社会上惟有自由，惟有互助之大义，惟有工作之幸乐”的社会目标。从1919年下半年到1920年，宣传无政府主义的刊物大虽涌现，达70多种，社会影响很大。无政府主义在反封建斗争中曾起过某些积极作用，但在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开始建党活动以后，它就成了涣散斗志、阻碍革命的反动思潮，是严格党的纪律的大敌。

1920年下半年，早期共产主义者在从事建党活动的同时，展开了批判无政府主义的斗争，一直延续到1923年。在这3年里，党内刊物以及党影响下的进步报刊，发表了一系列重要文章，批判无政府主义者反对一切权力，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否认集中、纪律和领导，鼓吹“绝对自由”等错误观点，教育和争取了一大批青年。

1920年11月，在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宣布成立的会议上，由于黄凌霜等6名无政府主义者崇尚个人绝对自由，就反对会议釆取有组织的形式，导致会议既没设主席，也没有记录。当讨论到工作如何开展和分配时，他们又提出各项工作不必确定由谁承担，即不必给各人挂上不同的头衔，小组决定做什么，可以由大家自由分担，最后只好以自认公议的方式进行大致的临时的分工。这既给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活动带来很多不便，也严重影响了内部的团结统一。最后，经过多次争论和斗争，以无政府主义者的退岀，维护了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团结和纪律。

在此前后，针对无政府主义者的观点，李大钊写了好几篇文章，阐述共产党严密组织的重要性。他指岀：无产阶级政党同资产阶级政党、 政客组织不一样，它要“彻底的大改革”，要建设一个赤色国家，因此需要“组织更精密，势力更强大”，“并注意促进其分子之团体的训练”。 他强调，自由与秩序、个人与社会是密切不可分的，“真正合理的个人 主义，没有不顾社会秩序的；真正合理的社会主义，没有不顾个人自由 的”。社会及社会团体需要秩序和纪律。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为了担负起领导中国革命的重任，党成立之初就强调必须要有严密的组织和严格的纪律。这是因为关于党的组织原则的确定，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当时，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和知识分子自由散漫的习气，在党的地方组织乃至领导骨干中都有所反映。到底是把中国共产党建设成为一个有严密组织、严格纪律的战斗力很强的无产阶级政党，还是仅仅作为一个松散的、可以争论不休的自由团体，这是建党初期面临的一个重大原则问题，也是必须回答和解决好的一个关键问题。

会上，大多数代表提出要反对和抵制无政府主义思潮和自由散漫习气对党的建设的影响，主张中国共产党应该以列宁创建的布尔什维克党为榜样，成为一个高度集中统一的、有严格组织纪律的无产阶级政党， 而绝不能变成松散的学术研究机构。

陈独秀虽然没有出席会议，但他在给会议代表的信件中，提出党的指导要实行“民权主义”，强调“纪纲”，主张党要有严格的组织纪律。 这对会议关于党的组织原则的讨论和确定，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党的一大通过的纲领共列15条（实有14条）,每条内容大多很简略，而涉及党的组织和纪律方面有12条，作了比较具体的规定，主要包括：党的领导原则是采取“苏维埃管理制度”，即实行民主集中的原则；党的组织方面要求“凡有党员五人以上的地方，应成立委员会”。 “超过十人的应设财务委员、组织委员和宣传委员各一人；超过三十人的，应从委员会的委员中选岀一个执行委员会。” “委员会的党员人数超过五百，或同一地方设有五个委员会时，应由全国代表会议委派十人组成执行委员会”。在党内监督方面，明确规定“地方委员会的财务、活动和政策，应受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监督”。“本纲领须经全国代表大会 三分之二代表同意，始得修改。”

这些规定，基本上包含了后来概括的少数服从多数、党的地方组织和每个党员服从中央的原则。可见，从党的一大开始就明确规定从基层直至中央，必须自下而上地建立起严密组织。

在讨论决议时，针对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在群众中仍有一定影响，以及党内一些同志中存在的自由主义现象，代表们还特别强调：党的宣传工作必须加强组织纪律观念，遵循党的原则、方针、政策，维护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和严肃性。党的一大决议强调“一切书籍、日报、 标语和传单的出版工作，均应受中央执行委员会或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监督”。“任何出版物，无论是中央的或地方的，均不得刊登违背党的原则、政策和决议的文章。”

党的一大关于党的组织原则、组织纪律的讨论和规定，对于确定建党的正确方向，加强党的组织建设，保持党的团结统一，都有着重要的作用。

需要强调的是，党的一大召开时，由于缺乏联系而没有派代表参加党的成立大会的地方组织，当联系沟通以后，也主动接受党中央的领导，从而实现了思想上组织上的统一。

党的一大召开前，旅欧留学生中就开始了建党活动，成员有：周恩来、张申府、陈公培、赵世炎、刘清扬。1922年6月，旅欧留学生代表在巴黎集会，成立“中国少年共产党”。不久，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成立。由于相距遥远，旅欧组织与国内联系较少，组织名称和活动方式也有所不同，当与国内党组织取得联系后，他们立即无条件地接受党中央的统一领导，为党输送了一批领导骨干。

1923年冬，吴玉章、杨闇公、傅双无等由于消息闭塞不知道中国共产党已经成立，在四川成都发起成立“中国青年共产党”，成员有20余人。1925年，吴玉章为躲避军阀追捕来到北京，才得知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情况，并由赵世炎介绍入党，同时写信给四川，提出解散“中国青年共产党”，原组织成员个别加入中国共产党。

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在短时间内顺利联合而创建中国共产党，以及巴黎、四川等地的早期共产主义者维护党的统一的史实表明，中国共产党自创建伊始，就形成了集中统一、顾全大局的好传统，是一个有觉悟、守纪律的战斗整体。

在党的建设方面，我们党也十分注意学习苏共的先进经验。列宁在创建布尔什维克党时，就非常重视党的集中制和党的纪律，强调为了完成我们的任务，“需要有铁一般的纪律，铁一般的组织”。列宁不仅将铁的纪律用于苏联共产党内，而且扩展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要求世界所有共产党人都要实行铁的纪律。在列宁起草的“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中就明确规定：“加入共产国际的党，应该是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建立起来的。在目前激烈的国内战争时代，共产党只有按照高度集中的方式组织起来，在党内实行近似军事纪律那样的铁的纪律。”

1922年7月党的二大时，中国共产党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 按照共产国际的要求，更加重视党的纪律建设。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是党成立后的第一个党章，专门设立了 “纪律” 一章，其中第二十五条规定：

凡党员有犯左列各项之一者，该地方执行委员会必须开 除之：

（一） 言论行动有违背本党宣言章程及大会各执行委员会

之决议案；

（二） 无故连续二次不到会；

（三） 欠缴党费三个月；

（四） 无故连续四个星期不为本党服务；

（五） 经中央执行委员会命令其停止出席留党察看期满而

不改悟；

（六） 泄露本党秘密。

地方执行委员会开除党员后，必须报告其理由于中央及区执行委员会。

二大通过的《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提出了两个重要原则：一是“党的一切运动都必须深入到广大的群众里面去”，二是“党的内部必须有适应于革命的组织与训练”，两方面缺一不可。为了在党内实行“严密的、集权的、有纪律的组织与训练”，特别强调提出了七条具体要求：

（一）自中央机关以至小团体的基本组织要有严密系统才免得乌合的状态；要有集权精神与铁似的〔纪〕律，才免得安那其（无政府）的状态。

（二） 个个党员都要在行动上受党中军队式的训练。

（三） 个个党员不应只是在言论上表示是共产主义者，重在行动上表现出来是共产主义者。

（四） 个个党员须牺牲个人的感情意见及利益关系以拥护党的一致。

（五） 个个党员须记牢一日不为共产党活动，在这一日便是破坏共产主义者。

（六） 无论何时何地个个党员的言论，必须是党的言论， 个个党员的活动，必须是党的活动；不可有离党的个人的或地方的意味。离开党的支配而做共产主义的活动这完全是个人的活动，不是党的活动，这完全是安那其的共产主义。

（七） 个个党员须了解共产党施行集权与训练时不应以资产阶级的法律秩序等观念施行之，乃应以共产革命在事〔业〕上所需要的观念施行之。

从此，“铁的纪律”在党的正式文件中开始使用。

当然，这些规定中有的内容现在看来似乎难以理解，如果联系那个时期无政府主义盛行、自由散漫成风的实际就可以接受了。我们不能不考虑当时的历史条件而苛求前人。从建党初期的实际情况看，强调党要有严密组织和严格纪律是必要的也是正确的，对早期党的建设特别是清除无政府主义思潮在党内的影响起了积极的作用，增强了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我们党不仅是在文件中规定严格的纪律，更是在实际行动中严肃执行纪律。1922年，陈炯明炮轰总统府，中共中央决定联孙反陈，并要求广州党组织断绝与陈炯明的联系。但当时任广东区委负责人的陈公博，因与陈炯民有私交，拒不执行中央决定。对此，中共中央给予严厉批评，并派张太雷到广州做他的工作。但陈公博仍不改正，还给陈独秀写了一封信，宣称“今后独立行动，不受党的约束”。不久，又在广州党的组织会上宣布：“我不再履行党的任务”。自此脱离了共产党。鉴于他的这种违纪行为，1923年，中共中央按照党章规定给其留党察看处分，稍后又将其开除出党。陈公博也就成为我们所知第一个被开除出党的共产党员。

创建不久的中国共产党还强调，要使党员通过党内严格的组织生活训练，对党忠诚、严守纪律、保持气节；对不认真履行党员义务和不参加组织生活的党员，坚决予以组织处理和纪律处分。一大代表周佛海，组织观念淡薄,对过组织生活高兴就参加，不高兴就不参加，不参加事先也不请假。1924年，时任中共两广区委书记的陈延年听了关于周佛海一事的汇报后指出：“是党员必须过组织生活！党员不论地位高低，都要照党章办事，非有特别事故，不准请假……不要以为周佛海是教授，就不敢批评他，他有缺点就应该批评，这不是小事情。”后来，周佛海由于罔顾党组织规定，被开除出党。

建党初期，在党的组织生活方面虽然也提出过采取委员制，公推领导人，党的决议要得到三分之二代表同意等民主程序，但从总体上说， 党内民主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当时批判无政府主义的“绝对自由”，过分地强调集中和纪律以外，还由于中国长期处于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之下。正如毛泽东后来在1928年《红旗渠的斗争》一文中指出的：“封建时代独裁专断的恶习惯深中于群众乃至一般党员的头脑中，一时扫除不净，遇事贪图便利，不喜欢麻烦的民主制度”。陈独秀由于建党时的特殊地位和崇高威望，加之性格刚烈而形成家长式领导作风，不接受甚至不允许党内有不同意见，名义上强调集中反对分散，实际上是要全党服从他的个人意志，在党的领导上开了一个不好的先例。党内缺乏民主的结果，就是压抑了党员和下级组织的枳极性，党内问题不能及时发现和纠正，使党内生活不正常，甚至发生过火的党内斗争。

广东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袁振英曾给陈独秀当过翻译，还译介了很多马列主义和苏俄的文献，参加了党的筹建工作。但1921年8月就离开了党，到法国留学去了。他自己归纳了两个原因，一个是对陈独秀的官僚主义、家长主义不满，一个是自己习性“爱自由”，受不了铁的纪律的约束。李达、李汉俊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但都因为接受不了陈独秀的家长式领导作风，于1923年自行脱党。李达后来于1949年由刘少奇作介绍人重新入党，他承认脱党是他一生中犯的“最大错误”。

这些历史事实，一方面说明，党员个人不能因自己的喜怒哀乐、任性轻率而不顾党的铁的纪律；另一方面，在党的建设中如何处理好民主与集中的关系，既坚持集中和纪律，又重视发扬党内民主，是一个重大而又实际的课题。

中国政治舞台上曾经出现过数百个规模不等的政党，乃至世界各国诸多类型不同的政党，中国共产党以严密的组织系统和铁的纪律著称于世。正是这样一个坚强的政党团结带领人民打败穷凶极恶的敌人、夺取中国革命胜利，进而展开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尤其是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中华民族终于能昂首挺胸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毛泽东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创造了 “支部建在连上” “整党整风”以及在实践中形成了 “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 三大优良作风等党建理论和严明纪律，并在1945年提出要把党建设成 为“一个有纪律的、思想上纯洁的、组织上纯洁的党，合乎统一的标准的党。

漫漫革命征程中，党内虽有过分歧、斗争，党也犯过错误，但作为 一个整体从来没有分裂过；虽然曾出现过一些野心家、阴谋家，但不论什么时候，不论什么人，分裂中国共产党的图谋从来都没有、也绝不可能得逞。这都与建党初期在组织纪律方面形成的传统和特点是有密切关联的。

革命战争年代，纪律意味着团结，纪律意味着力量，纪律意味着胜利。进入新时代，我们党要团结带领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同样要靠铁的纪律作保证。党面临的形势越复杂、肩负的任务越艰巨，就越要加强纪律建设，越要坚决维护党的团结统一。

正因如此，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党要管党、从严治党，靠什么管，凭什么治？就要靠严明纪律要坚决“把纪律挺在前面”，“每一个党的组织、每一名党员干部，无论处在哪个领域、哪个层级、哪个部门和单位，都要服从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确保党中央令行禁止。”

对每名党员来说，对党忠诚是党性纯洁的根本标志，严守纪律是党性观念的重要表现。

全体党员必须严格遵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进一步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始终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必须严格执行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増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 战斗性，自觉抵制商品交换原则对党内生活的侵蚀，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必须弘扬忠诚老实、公道正派、实事求是、清正廉洁等价值观，坚决防止和反对个人主义、分散主义、自由主义、本位主义、好人主义，坚决防止和反对宗派主义、圈子文化、码头文化，坚决反对搞两面派、做两面人，把对党忠诚、为党分忧、为党尽职、为民造福作为根本政治担当，永葆共产党人政治本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