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员是党的细胞，党员的数量决定党的规模和群众基础，党员的素质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党的水平。因此，党的先进性要靠党员的先进性来体现。

恩格斯说过，革命“是一个需要巨人并且产生了巨人的时代”。20世纪初期的中国大革命潮流，为一大批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提供了施展才华的广阔舞台。在他们当中，陈独秀被公认为五四时代“思想界的明星”，李大钊是“中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李达被誉为“理论界的鲁迅”，李汉俊被称为“马克思主义老师”，蔡和森“是最早通吃马克思主义的一个”，他们都从理论和组织方面对建党及党的早期活动做出过重要贡献。可以说，从一开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就是一个先进知识分子同工人群众相结合的运动。这一点与俄国等其他国家建党实践有所不同。

正是这一结合取得了两个方面的成效：一是革命的知识分子通过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深入工人群众，参加实际斗争，在思想感情上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逐步锻炼成为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二是工人阶级在先进知识分子的帮助下开始逐步接受马克思主义，提高阶级觉悟，初步实现了由“自在阶级”向“自为阶级”的转变，从中也涌现出一批有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分子。

那么，什么样的人才能加入中国共产党？党员到底有什么样的标准？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应该体现在哪里？

这是建党的一个基本而又十分重要的问题，其实质就是依靠谁、代表谁、为了谁的问题。任何政党都有其阶级基础，代表着一定阶级的意志和利益。工人阶级政党由工人阶级的先进分子组成，这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一个重要原则。但马克思也曾指出，随着工人运动的发展， 其他阶级中的人参加到工人运动中来是不可避免的，但只要他们不把各种非无产阶级的任何残余思想带进来，能够以马克思主义为行动指南， 拥护党的纲领和政策，愿意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也就具备了工人阶级先进分子的条件，就可以加入党的组织。

在中国共产党建立初期，共产党员基本上以知识分子为主，工人党员只是个别的，出现这样的情况既有中国国情的特殊性，也带有一定的必然性。

一方面，由于马克思主义是由国外传入并通过翻译介绍进来的，因此，最早发起建党的李大钊、陈独秀等都是五四运动的领袖人物。刘少奇曾经讲过：“中共开始成立时，工人党员还很少，大部分是学生、知识分子与大学教授。因为那时要了解马克思主义，如果没有很好的文化程度，是不行的。”他们虽然是知识分子，但是承认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努力同工人群众相结合，在革命实践中逐渐锻炼成为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这样，在他们身上，知识分子与工人的区别当然已经弱化以至消除了。

另一方面，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情，决定了党员的主要和大量的来源不可能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所指出的“工人阶级中的优秀分子”，而必须向社会各阶层中积极要求参加革命的优秀分子敞开大 门。五四时期，中国的产业工人虽已达200万左右，成为一支重要的新生社会阶级，但它在当时中国全部人口中只占很少的比例；工人阶级虽然代表了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方向，但因文化水平普遍较低，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机会和条件尚不成熟。因此，在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占绝大多数的旧中国，党要完成其历史使命，战胜异常强大的敌人，就必须批判和克服吸收党员中的教条主义和关门主义，争取一切可能的同盟者，加速壮大党的力量。

1921年党的一大时，代表们经过认真讨论，否定了认为只要信仰马克思主义就可以入党的意见。一大通过的第一个党的纲领第四条规定：“凡承认本党纲领和政策，并愿成为忠实党员的人，经党员一人介绍，不分性别、国籍，均可接收为党员，成为我们的同志。但在加入我们队伍之前，必须与企图反对本党纲领的党派和集团断绝一切联系。” 第五条规定：“接收新党员的手续如下：候补党员必须接受其所在地的委员会的考察，考察期限至少为两个月。考察期满后，经多数党员同意， 始得被接收入党。如该地区设有执行委员会，应经执行委员会批准。”

1922年党的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对党员条件、党的各级组织和党的纪律作了具体规定。与党的一大通过的党纲相比，它更加完整地体现了党的组织原则。它分党员、组织、会议、纪律、经费和附则等6章，共29条。其中关于“党员” 一章规定：“本党党员无国籍性别之分，凡承认本党宣言及章程并愿忠实为本党服务者，均得为本党党 员。”“党员入党时，须有党员一人介绍于地方执行委员会，经地方执行委员会之许可，由地方执行委员会报告区执行委员会，由区执行委员会报告中央执行委员会，经区及中央执行委员会次第审査通过，始得为正式党员。但工人只须地方执行委员会承认报告区及中央执行委员会即为党员。”“凡经中央执行委员会直接承认者，或已经加入第三国际所承认之各国共产党者，均得为本党党员。”

这说明，我们党自成立之日起，就坚持以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自觉为党的路线和纲领而奋斗作为吸收党员的主要标准，从而既增强了党的阶级基础，又扩中国共产党章程强调各级组织必须慎重发展党员，严格履行入党手续，以确保中国共产党真正成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

根据不同历史时期党的中心任务和客观条件的变化，在此后党的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章中，中国共产党员的标准条件在始终把承认党的纲领作为吸收党员的首要和根本的标准基础上，也不断变化和完善发展，坚持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及时吸收社会各阶层的优秀分子入党，不断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增添新力量。

 有人说，中国共产党是少数几个知识分子搞起来的，不是无产阶级政党。那么，党员的社会成分能不能决定党的性质？

列宁对此有过深刻论述，他说：“一个党是不是真正工人的政党， 不仅要看它是不是由工人组成的，而且要看它是由什么人领导以及它的行动和政治策略的内容如何。只有根据后者，才能确定这个党是不是真正无产阶级的政党。” 1935年12月，毛泽东在《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中也明确指出：“能否为党所提出的主张而坚决奋斗， 是党吸收新党员的主要标准。”“社会成分是应该注意到的，但不是主要的标准。应该使党变为一个共产主义的熔炉，把许多愿意为共产党主张而奋斗的新党员，锻炼成为有最高阶级觉悟的布尔什维克的战士。”刘少奇也曾说过：“仅仅是党员的社会出身，还不能决定一切，决定的东西，是我们党的政治斗争与政治生活，是我们党的思想教育、思想领导与政治领导。”只凭知识分子党员居多而否定党的阶级基础，是不恰当的。

当然，我们党成立之后，也十分重视工人党员的发展。

一大前的50余名党员中，除武汉的党员郑凯卿是文华书院的工友以外，其他几乎都是知识分子，社会职业包括大学教授、编辑、记者、 律师、中小学教员和大中学生。

鉴于党的无产阶级性质，一大提出要把党的工作重点放在工人运动方面，并强调注重在工人中发展党员。党在会后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写道：“为把好的可靠的同志吸收进来，决定接收党员要特别谨慎，严格审查。鉴于我们的党至今几乎完全由知识分子组成，所以代表大会决定要特别注意组织工人，以共产主义精神教育他们。” 一大以后各地党组织积极而又慎重地发展党员，特别是从产业工人中吸收先进分子入党。 不久，工人出身的邓培、史文彬、王荷波、林祥谦、项英、刘华等人先后入党，使党增添了一批产业工人的新鲜血液。党的二大前夕，党员人数发展到195人，其中工人党员21人，占总数的10.7%。

随着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个高潮的兴起，一大批经受斗争锻炼和考验的工人加入了党的组织。到1923年6月，工人党员已发展到164人，占当时党员总数432人的37.9%。尽管建党初期的几年，各地党组织在吸收工人入党方面做了很大的努力，然而党员总数中工人党员所占的比重仍为少数。大革命高潮期间，又有一大批工人加入了党的队伍, 在几个中心城市的党组织里，工人党员的比例一度有所增加。1927年下半年，党的工作重心逐步由城市转移到农村，在此以后的相当长时间里，党处于农村的环境中，为了适应艰巨的革命斗争任务的需要，党组织有了极大的发展，大量的农民、小资产阶级进入党内，成为党的主要成分。

党内成员的状况，反映了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社会特点，这是不以人们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中国建党规律。刘少奇在七大作修改党章的报告中说：“在中国有大批的小资产阶级革命分子加入到我们党内来，这也是很好的现象，我们党不应该拒绝他们。我们党应该十分注意吸收工人中的先进分子入党，但还必须大量吸收一切劳动人民中的先进分子人党，才能使我们党成为一个广大群众性的、强有力的党。无产阶级要从小资产阶级中不断补充自己的队伍，乃是一个必然的历史法则。”这是因为小资产阶级是一个不断分化的过渡性的阶级，由于近代中国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政治形势，决定了中国不会出现独立而又强大的小资产阶级政党，所以就有大批小资产阶级革命分子涌入无产阶级队伍，依附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斗争。

近代中国的革命实践证明，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革命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另一方面也应该看到，中国无产阶级在全国总人口中只占极少的比例，只凭无产阶级孤军奋战，要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同样是不可能的。

中国革命的力量源泉在于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他们是革命的主力军，是革命的动力，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力量对比天平上的法码。党从创建初期开始，一方面注重吸收工人阶级中的先进分子入党，另一方面又积极教育和争取其他阶级中愿意抛弃原来阶级立场、接受马克思主义、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先进分子加入党的行列，壮大无产阶级的队伍。正因为如此，党才能在中国这样一个复杂的东方大国扎根、生长、发展，具有坚实的社会基础和广泛的群众基础，具有顽强的适应性和战斗力，成为各民族、各阶层团结和领导的核心。这恰恰是中国共产党的优势和特点。

还需要强调的是，辩证看待党员数量与党的力量的关系，坚持慎重发展与广开渠道相结合，是党的建设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

从党的一大到五大，中共党员由最初的50多人增至57900余人， 增长了约1158倍，其中大多数党员经受住了大革命和大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的严重考验。但一个重要教训是不少投机分子混进了党内。对此，毛泽东在回顾总结这一历史时期时指出：“党员加入太随便，许多不够党员资格的也拉了进来，特别是官长，不要任何条件，一概拉进。 因此党的质量就弄得很差了。”党执政前后，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和党的地位的提高，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人越来越多。新中国成立前后两年内，我们党发展了 270万新党员；到1951年4月，党员已由1949年初的310万扩大到580万。由于党的个别基层组织审查不严，发展过快, 使一些思想作风不纯的人进入了党内，这些人入党的动机是想通过党员这一特殊身份捞取好处；进城后，在“糖衣炮弹”的攻击下，一小部分人走向了腐化堕落，给党的事业带来了严重的危害。对此，中共中央于 1950年5月发出了《关于发展和巩固党的组织的指示》，提出了 “严格审查” “慎重地吸收入党”的方针。1950年到1954年，中央在全党范围内先后开展了整风运动和党的基层组织的整顿，通过党员登记和审查鉴定，严格落实了吸收党员的标准，清除了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使党的战斗力大大提高。

新形势下，随着我国社会结构变化，社会阶层日趋多样，对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提出了新的要求。我们党现在是一个拥有8900多万名党员的世界第一大党，又处在长期执政和改革开放的环境下，确保新党员入党动机端正，保持党员队伍的纯洁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也更为困难。

刘少奇在1951年4月的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深刻指出：在革命胜利前“加入共产党的人，还要担负遭受反动派迫害的危险，而党也处在严重的战争环境中，一切条件都是很艰苦的。在这种情形下，落后分子、投机分子、反动分子自然就不来或很少来加入共产党。这是过去我们发展党员的一种自然的客观的限制。今天，革命已在全国胜利， 在有些人看来，现在加入共产党，不独不怕担负什么艰险，而且可以获得个人的许多保障以及荣誉、地位等等。这时，落后分子、投机分子、 反动分子就会希望加入我们党，而且有不少的坏分子积极地要钻入我们党内来。客观的自然的限制没有了，如果我们又不在主观上加强限制， 就是说，不更加提高党员的条件，不更加严格入党的手续，那就会有大批的落后分子、投机分子、反动分子混入到党内来。这对于我们党则是 一种严重的危险”。

时至今日，重温这一论述，对于我们做好新形势下吸收党员工作仍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不可否认，当前确有一些申请入党者把党员身份看作政治资本，把入党看作升官发财的途径。特别是个别党员干部利用手中权力搞腐败，使人们对其入党动机产生了怀疑，损害了党在群众中的威信和形象。另一方面，从经济学的边际效用理论看，在党员人数达到一定规模后，每多发展一名党员，其产生的边际效用呈递减趋势， 即党员人数过多，就会使“党员”这一称号在群众心目中的价值下降。而一旦其入党后腐化变质，又会给党造成较大损害，降低党在群众中的吸引力、凝聚力和号召力。正如列宁曾经指出的：“徒有其名的党员， 就是白给，我们也不要”。因此，发展新党员，必须认真分析其人党动机，严格掌握标准和程序，确保质量。

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属性，是党的生命所系、力量所在。进入新时代，我们必须坚持质量建党的原则，始终确保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又要注重从产业工人、青年农民、 高知识群体中和在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社会组织中发展党员，不断开拓党的发展之源，努力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