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做人民公仆，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要求，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所在。

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过程中，总结巴黎公社的经验，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公仆理论，指出无产阶级国家所有的公职人员都是“社会的负责任的勤务员”；为了防止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 无产阶级国家必须实行人民管理制等。

中国共产党从最初58名党员的秘密小党，成长为拥有8900多万名党员的世界最大政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始终是党的根本宗旨和成功要素。中国共产党人从秘密状态下的革命者，成为人口世界第一大国、 经济总量世界第二大国的执政者，人民公仆的自我定义与历史定位从未改变。这是一个有着97年历史的政党奋斗不止、永葆革命青春的奥秘所在，是我们党跳出历史周期律、赢得人民拥护支持、不断开创伟大事业的精神动力。

中国共产党建党之初，革命先辈们秉持为民族谋独立、为人民谋解放的信念，以清正廉洁、光明磊落的政治本色，心系人民、救国救民的为民情怀，谦虚谨慎、善纳群言的领导作风，艰苦朴素、淡泊名利的人生追求，体现了人民公仆本色，开创和树立了良好党风。

建党初期，由于各地党的组织是在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反动统治的白色恐怖下秘密建立起来的，不仅政治环境险恶，经济条件也极其艰苦，党的活动经费主要靠党员自愿捐献来维持。所以，早期共产党人面临的第一个考验就是确立什么样的利益观。

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以后，要办《共产党》月刊，开办工人夜校等。据李达回忆：“这时候党的经费是由在上海的党员卖文章来维持的。”

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前，为了培养革命青年筹办武汉中学，董必武把自己的皮袄拿到当铺当了20元钱，作为开办费。

旅法勤工俭学的李富春曾说过：“在法国勤工俭学时，我是开火车的，白天作工，晚上学习，每天赚了钱，除生活费以外，其他都交给党组织做活动经费了。回国后，从事党的秘密工作，不仅有生命危险，而 且常常是中午吃饭，还不知道晚上能不能有饭吃。”

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创办工人刊物《劳动音》，租赁校舍开办长辛店工人夜校，以致经费紧张，李大钊便每个月从自己的薪金中拿出80元作为党的活动经费。当时他在北京大学当教授的薪金为每月120元， 他把全部工资的三分之二交给了党，自己和家人过着清贫的生活。“在已知的共产主义者中，他是每月拿出资助革命最多的人”。此外，他还经常资助那些贫困学生。后来，北大决定每月把工资交给李夫人，扣除了他一家七口的生活费用之后，才由李大钊自行支配，以免家庭生活无以为继。对于物质享受，李大钊曾说，美味佳肴人皆追求，我何尝不企享用，时下国难当头，众同胞食不果腹，衣不蔽体，面对这种情况，怎忍只图个人享受，不思劳苦大众疾苦呢？

李大钊的清正廉洁更是有目共睹。国共合作后，李大钊既是当时中国共产党北方主要领导人，又是国民党北方领袖，革命活动经费多经李大钊之手，当时国民党拨款经费达数万元之多，且可自行开支。李大钊从不乱花一分一文，也从未揶作他用。在被捕以后，他还对自己经手款项的出处都做了详细的说明。据他《狱中自述》所记述，“历次汇款， 无论由何银行汇来，钊皆用李鼎丞名义汇存之于远东银行，以为提取之便”。他牺牲后，遗体下葬、棺椁衣裳都是朋友帮助提供的。

以李大钊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以人民的利益为最高利益，为救国救民弹精竭虑、奉献牺牲；以党的纪律严格规范自己的行为，在极其艰难和艰险的环境里为党工作，只作奉献、没有索取地投入艰苦的建党活动，他们的伟大人格和崇高风范，隨立起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丰碑，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楷模。

建党初期，我们党虽然没有执政，但在党内组织领导机构中也有一个确立什么样的权力观的问题。

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李大钊负责党在北方的全面工作，并担任中共北京地区执行委员会委员长、中共北方区执行委员会书记。党的三大、四大，李大钊都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有关李大钊的领导风格，罗章龙在回忆中写道：“他在工作中，以 身作则，贯彻党内民主，实行集体领导。他坚持原则，服从中央，根绝派性，排除宗派思想。在他带领下，北方区组织长期稳定，团结一致”， “守常同志谦虚谨慎，作风民主，很尊重群众的意见……在教育党员方面，守常总是主张革命原则，一秉大公至正，主张团结，既不损害同志，也不放松批评……在经济管理制度方面，守常同志带领大家以艰苦卓绝，忠心为革命，为党，为人民大众服务的作风，上下一心，不争权夺利，埋头苦干”。

同李大钊一起工作过的早期中共党员包惠僧在回忆中写道：“1923 年春我在北京区工作，与李大钊同志接触较多。因为他是我党的中央委员，他经常参加区党委的会议。他在我们同志中，年龄最长，地位最高，所以我们在工作中遇着困难就去找他，他没有哪一次不是热情地接待我们的。他对同志们的意见总是虚心听取，慎重考虑。他从没有因为自己的工作忙，把区党委给他的工作任务推出来或者压下去。”

作为我们党早期卓越的领导人，李大钊作风质朴，不驰于空想，不鹜于虚声，坚持真理，待人宽厚，团结同志，正如后人所赞誉的：“没有宗派气，内外从如云。”

对于个人品德修养，早期先进分子在建党活动之前已经十分重视日常养成。

1918年，为了规范教职员工和学生的道德行为，净化社会风气， 北大校长蔡元培在1月19日出版的第49号《北京大学日刊》上，刊登了《北大进德会旨趣书》，在列举了社会和教育界腐败现象，如买官卖官、赌博嫖娼、挥霍公款后，提出增进个人道德品质、改良社会风气的号召：“私德不修，祸及社会。吾人既为社会之一分子，分子之腐败，不能无影响于全体二明确规定会员划分为甲、乙、丙种三个等级， 对甲种会员要求“不嫖、不赌、不纳妾”，对乙种会员要求再加上“不做官吏、不做议员”两条；而对丙种会员则要求再加上“不吸烟、不饮酒、不食肉”。刚来北大担任图书馆主任的李大钊第一批报名入会。

历史巧合的是，也是在1918年，毛泽东与蔡和森、何叔衡等于4 月14日在岳麓山脚下的刘家台子正式成立了新民学会。经过讨论，通过了会章，以“新民”为会名，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会章还规定了几条纪律：“一、不虚伪；二、不懒惰；三、 不浪费；四、不赌博；五、不狎妓。”新民学会的会员讨论最多的问题， 是“如何使个人及人类的生活向上”。关于这方面，在毛泽东向美国著名记者斯诺口述而成、1937年11月由上海复旦大学文摘社出版的《毛泽东自传》中，曾载有这样一个有趣的故事：“渐渐地我在我的四周建立了一群青年，这样造成了日后一个团体的核心，后来这个团体对于中国的革命运动和国事有极大的影响。这是一群严肃的青年，他们没有时间去讨论琐细的事情。他们所说的和所做的每一件事都得有一个宗旨。 他们没有时间谈恋爱或’罗曼史’，他们以为在国家如此危急，如此急迫需要知识的时候，是不能讨论女人或私事的。……我的同伴连日常生活中的琐事都不谈的。记得有一次在一个青年的家里，他和我谈起’买肉’的事情，并且当面叫佣人来和他商量，叫他去买。我动怒了，以后 就不和他来往。我和朋友只谈大事，只谈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事！”

1919年7月前后,25岁的毛泽东全力投入《湘江评论》的编辑工作。 预约的稿子常不能收齐，他只好代笔补白。正是酷暑时节，蚊叮虫咬， 毛泽东总是挥汗疾书，常常忙到半夜。一个多月内，毛泽东竟为《湘江评论》写了 40篇文章。文章写好了，他还要自己编辑，自己排版，自己校对，有时还得亲自上街叫卖。而此时，他的生活异常艰苦。修业小学发给他的薪水除吃饭外就没有剩余，他的行李只有旧蚊帐、旧被套、 旧竹席，身上的灰布长衫和白布裤穿得也很破旧。在这种窘迫的生活中，青年毛泽东的思想探索却进入最活跃的状态，心里想的却是如何救中国人民于水火，提出了 “世界上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敏锐地看到了人民群众的巨大力量，随后又写出了长文《民众的大联合》, 在《湘江评论》上三期连载。他开始用历史唯物主义观察社会，表示今后要“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说话”，“研究实事和真理”。

青年毛泽东对自我改造也十分认真。他在1921年1月28日给彭璜的信中对自己性格中的长处和弱点作了坦率的剖析：“天下惟至柔者至刚，久知此理，而自己没有这等本领，故明知故犯，不惜反其道而行之，思之悚栗！略可自慰者，立志真实（有此志而已），自己说的话自己负责，自己做的事自己负责，不愿牺牲真我，不愿自己以自己做傀儡。待朋友：做事以事论，私交以私交论，做事论理论法，私交论情。”青年毛泽东正是因为这样严格要求自己，才一步步成长为成熟的革命家。

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党的历史是中国共产党人崇高精神的殿堂。经常重温这些感人的历史，我们心中就会増添很多正能量。

历史告诉我们，永做人民公仆，是由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的。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我们党始终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的宗旨，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自觉维护和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是我们党之所以能够成为执政党，并长期执政的基础和根本保证。党的性质宗旨决定了所有党员领导干部只能是人民的公仆，其手中的权力只能用来为人民服务，决不可用于谋取私利和做其他损害人民利益的事情。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的：“党的干部都是人民公仆，自当在其位谋其政，既廉又勤，既干净又干事。”这是对党的干部身份和职能的准确定位。

毋庸讳言，当前在党员干部队伍中，确有一小部分人，贪图安逸， 无所事事，只做官，不谋政，不办实事，甚至做恶事、坏事。究其原因，主要是人民公仆意识淡化、“官本位”特权思想作祟，不是以为人 民服务为本、为人民谋幸福为荣，而是以官为本、以官为尊、以官为荣，一切为了做官。在这种意识支配下，有些干部便以跑官、买官作为自己晋升的门路，把升官、保官作为人生的追求，走上了不归的邪路, 堕入腐败的深渊，教训极为深刻。

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面临的最大威胁就是腐败。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坚持“老虎”“苍蝇” 一起打，使不敢腐的震慑作用得到发挥, 不能腐、不想腐的效应初步显现，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正在形成。习近平总书记指岀：“党的作风是党的形象，是观察党群干群关系、人心向背的晴雨表。党的作风正，人民的心气顺，党和人民就能同甘共苦。实践证明，只要真管真严、敢管敢严，党风建设就没有什么解决不了的问题。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己不正，焉能正人。’我们要从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中央政治局、中央委员会抓起，从高级干部抓起，持之以恒加强作风建设，坚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坚持抓常、抓细、抓长, 使党的作风全面好起来，确保党始终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

永做人民公仆，是对全党的要求，更是习近平总书记的初心。

在十九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习近平总书记代表新产生的中央领导集体再次向人民作出郑重承诺：“我们要永葆蓬勃朝气，永远做人民公仆、时代先锋、民族脊梁。”回顾习近平总书记的成长过程和从政履历，从梁家河黄土地到北京中南海，从正定县委书记到党的总书记，从主政地方到领航中国，他始终怀着人民公仆的初心, 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出了一条公仆之路，为全体党员干部树立了楷模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