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主义事业是千百万人民群众的事业，党员的数量与人民群众相比，任何时候都是少数，单纯依靠党的自身力量，是无法完成这个宏伟目标的。党的领导作用，正是体现在发动、团结和带领人民群众为自身的彻底解放而斗争。如果脱离了群众，就谈不上党的领导，更谈不上先锋队作用。正因如此，党在任何时候都必须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

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几乎都是知识分子，最初的党员也主要由革命知识分子组成。因此，在明确党的性质、弄清楚“为了谁”这个根本问题的同时，采取什么方式和路线、“依靠谁”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广大群众的自觉行动，就成为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党在早期活动中对密切联系群众问题，不仅观念上明确，而且行动中力行。早期党员不论当时已是社会名流的李大钊、陈独秀，还是涉世不久的毛泽东、邓中夏等，都积极深入到工农中去，把发动群众、依靠群众作为实现党的奋斗目标的根本途径和基本方法。

1919年2月，李大钊在《青年与农村》一文中明确提出：“要把现代的新文明，从根底输入到社会里面，非把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不可。”

五四运动特别是“六五”政治大罢工以后，革命知识分子在斗争实践中看到了工人阶级的觉悟和威力，认识到中国的现代革命离开工人阶级，只凭少数知识分子的活动是不能成功的；只有工人阶级和劳苦大众齐心奋斗，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从而，他们更加自觉地走出书房，深 入实际，联系群众，热情而又通俗地向工人群众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革命道理。

从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实践中，毛泽东开始发现人民大众显示出来的巨大力量。1919年7月、8月出版的《湘江评论》第2、3、4期上连载了毛泽东的长文《民众的大联合》，明确提出实行社会改造的“根本的一个方法，就是民众的大联合”，“因为一国的民众，总比一国的贵族资本家及其他强权者要多”，而且“历史上的运动不论是哪一种， 无不是出于一些人的联合。较大的运动，必有较大的联合”。民众联合的基础，是由于有着反抗压迫者的“共同的利益”。为此，他号召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联合起来，为减轻地租捐税、解决吃饭问题而进行抗争；号召学生、教员、妇女各界根据自己的切身利益和要求联合起来，最终实现民众的大联合。

1919年11月，李大钊在《浙江新潮》第1号《发刊词》中指出： “改造社会，将由哪一种人担任呢？将用怎样方法呢？我们改造的责任，在于工农劳动者；改造的方法，在于’自觉’和’联合凡知识阶级里面觉悟的人，应该打破’知识阶级’的观念，投身于劳动界中， 和劳动者联合一致。”

于是，一股“与劳工为伍”的时代潮流迅速掀起。正如邓中夏所 说：“五四运动中一部分学生领袖就是从这里出发，’往民间去’，跑到工人中去办工人学校，去办工会。”

这是一个具有转折意义的重大的历史性事件。从此，用笔杆子热情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知识分子，肩负为人民谋利益的崇高使命，迈开双脚走进了广阔的现实生活之中，来到了广大劳动群众之中，以自己的身体力行，宣传、发动和引领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心，和衷共济，英勇奋战，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及其同群众运动相结合，开启了我们党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的伟大历程。

1920年春，上海码头工人发起的“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召开成立大会。从北京到上海不久的陈独秀，这位北京大学教授、中国思想界的显赫名流，亲自出席这个工人群众组织的会议，并且在大会上发表了题为《劳动者的觉悟》的演说。

陈独秀首先提出了 “世界上是些什么人最有用最贵重”这一问题, 他说：“必有一班糊涂人说皇帝最有用最贵重，或是说做官的读书的最有用最贵重。我以为他们说错了，我以为只有做工的最有用最贵重”。 “社会上各项人，只有做工的是台柱子”。那么，怎样才能使这些劳动者自身觉悟起来呢？陈独秀认为可以分为两步：第一步是“要求待遇改良”；第二步是“要做工的人自己起来管理政治、军事、产业”。中国 的劳动运动不仅要努力实现第一步，还应明确自己的第二步目标。陈独秀这种思想认识上的飞跃，代表了那个时期知识分子立场和世界观的根本变化。

在此前后，各地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普遍釆取纪念五一劳动节、创办工人刊物、开办工人夜校、组织社会调査、开讲演会等多种多样的方式，向广大工人群众宣传马克思主义，提髙他们的政治觉悟，使工人运动成为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争取阶级解放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

由此，在中国社会出现了空前的生动局面：一批革命的先进知识分子自动脱下学生装，穿上粗布衣，深入工厂车间或工人住处，从事劳工现状的社会调査，热情地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革命道理，逐步提高工人的政治觉悟和阶级意识，号召他们团结起来为本阶级的利益而奋斗。

《新青年》曾发表了一个社会调查表，列出向工农群众调查的细目。 1920年1月，北京一些年轻的先进知识分子到人力车工人居住区进行调查，工人的悲惨生活状况，使他们大为震惊。正如北京《晨报》的报道所说：“调查回来，大家相顾失色，叹息不止，都表示一种极伤心且不平的样子。”

邓中夏等具有初步共产主义觉悟的知识分子和一部分青年学生，一面到工人中去，接近劳动群众；一面在李大钊帮助下，组织起来实行“工读互助”。他们在北京东城根附近的达教胡同建立了一个叫“曦园”的组织，一面读书，一面从事一般性体力劳动，实行“有饭大家吃”、出门不坐车（当时北京还没有公共汽车，坐车是坐人力车）等， 努力改变旧知识分子那种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四体不勤的习惯和轻视劳动的思想。“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大部分成员参加了这个组织。最初，他们只有二三十人，后来发展到三四十人。这一行动大约坚持了一 年之久。在当时曾经引起了社会舆论的注意，并有一部分青年学生起而仿效。

1920年4月，邓中夏等率领北大平民教育讲演团，由原先主要在城市讲演，扩大到去长辛店铁路工人中进行宣传。然而，平民教育讲演团初次在长辛店的讲演，却“讲不到两个人”，听众觉得没有趣味，就渐渐散去，学生们只得偃旗息鼓，“宣告闭幕”。这主要是一些学生还没有放下架子，与工农还没有共同的感情和语言。当时，有个学生讲演时问工人：“生活丰富不丰富？”工人听了觉得与他不是一路人，就没理他，转身走开了。对这种情况，一部分本来就是以“救世主”态度下去的学生，这时便责怪起群众“愚蠢”来，他们不肯再到工农中去了。但是，以邓中夏为代表的革命学生坚持下去，并通过虚心向工人学习，很快克服了起初的困难，学会了用通俗的语言同工人进行交谈,演讲的题目也由马克思主义理论扩展为《平民教育是什么？》《共和国民应有的精神》《世界和国内底大事》 《科学常识》《为什么要读书》等丰富内容，使传播革命道理与普及科学知识、开阔群众眼界相结合，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从而逐步开辟了长辛店这个早期北方工人运动的重要据点。

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先进知识分子体验到工人的生活疾苦，日益深刻地理解了工人阶级的优秀品质，在思想感情上更加同情工人，部分知识分子开始工人化，迅速由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向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转变。

与此同时，一部分工人在与这些知识分子接触的过程中，逐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教育，提高了自己的阶级觉悟，涌现出一批工人阶级的先进分子。其中一个较为杰出的代表就是邓培。他早年在京奉唐山制造厂做工，五四运动爆发后组织职工同人会和十人团，领导工人游行示威， 组织演讲队上街发表演说，散发传单。“六三”事件后，邓培带领3000 多名工人集会，控诉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1919年12月，又领导成立京奉工会。1920年在北京结识李大钊、邓中夏等人后，加入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为工人阶级卓越的先进分子。

1920年5月1日，上海工人阶级第一次开展纪念五一劳动节的活动。这次纪念活动的发起者不是纯粹的学界和知识界，而是在革命知识分子的帮助和推动下，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为了做好纪念五一劳动节的筹备工作，陈独秀等人联络中华工业协会、中华工会总会、电器工界联合会、中华全国工界协进会、中华工业志成会、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药业友谊联合会等团体，于4月18日召开联合会议。会上决定5 月1日召开“世界劳动纪念大会”，并推选陈独秀、阳松为大会顾问。

上海工界的联合行动，引起了反动统治者的极大惊慌。五一节的前三天，军警当局就提前贴出布告，严禁集会。5月1日又派出大批军警， 阻止五一纪念活动。原定在公共体育场召开的纪念大会，因军警百般阻挠，禁止数千工人入场，使大会无法按原计划进行。“于是众工界人士， 由西门折往提篮桥者，复改往公园靶子路青年会体操场。该处军警亦加禁阻，工界人士遂移集操场侧之广场。……方欲演说，军警又干涉，众遂改往靶子路荒场。临时在这块空地上召开了五一纪念大会。”各界代表在会上发表了演说，工人们挥动红旗，高唱“劳动歌”，提出“三八工作制”的要求，并高呼“劳工万岁” “中华工界万岁”等口号。

这年的五一节，《新青年》杂志专门出版了 “劳动节纪念号”，刊 登了20多篇文章，篇幅比平时扩大了一倍。这期专号发表了李大钊的重要文章《“五一” May Day运动史》。该文开篇即说：“大凡一个纪念 日，是吉祥的日子，也是痛苦的日子；因为可纪念的胜利，都是从奋斗中悲剧中得来的。’五一’纪念日，也是如此。”随后，详细介绍了五一 国际劳动节的产生经过，以及各国工人阶级为纪念这个伟大节日而斗争的事迹，并表示了对中国工人运动的恳切希望。文章结束时热情号召:“起！起！！起！！！効劳辛苦的工人！今天是你们觉醒的日子了！”专号还发表了陈独秀的《劳动者底觉悟》《上海厚生纱厂湖南女工问题》 等文章，运用劳动创造一切、剩余价值等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和说明中国工人的一些重要实际问题。

“劳动节纪念号”以十几万字的篇幅，首次刊登了上海、北京、天津、长沙、武汉、南京、唐山以及山西等十几个城市和地区工人现状的调查报告，详细反映了当时各行业工人的劳动状况、工资、教育、家庭 生活等各方面的情况。纪念专号不仅有孙中山、蔡元培等知名人士的题词，还刊印了 12位工人的题词。他们在题词中写道：“不劳动者之衣食住等均属盗窃赃物”“不劳动者口中之道德神圣皆伪也” “惟亲身劳动者有平等互助精神”等等，直接喊出了工人兄弟的心声，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

1920年的五一节纪念活动，大大地启发了工人阶级要求团结起来和组织团体的热烈愿望，表明中国工人阶级独立阶级意识、政治觉悟的进一步发展。

上述情形，正是这些先进知识分子寻找阶级基础、准备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第一步，也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雏形，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进行着实际的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

作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结合的标志，各地先后建立了党的早期组织。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和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的形成，则是结合的进一步发展。这一过程表明，党从创建之初就是一个以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新型无产阶级政党。

马克思主义传播、建党活动与实际革命斗争的同时展开，成了中国共产党创建过程中的一个显著特点。这在世界各国共产党的创建史上是少见的。

俄国共产党的创建，从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从事实际的工人运动，再到党的正式成立，经历了比较长的过程。1883年，普列汉诺夫创建了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团体一 “劳动解放社”，但是，“无论’劳动解放社’或当时的马克思主义小组，都还没有在实践上同工人运动联系起来”。1895年，列宁在彼得堡成立了 “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把工人为改善劳动条件、缩短工作日和增加工资等经济要求进行的斗争同反对沙皇制度的政治斗争联系起来……第一次在俄国实现了社会主义同工人运动的结合”。虽然1898年召开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但并“没有把党建立起来”，直到“1903年召开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成立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通过了党纲和党章，建立了党的中央领导机关”。

俄国的建党活动由成立马克思主义团体到领导工人运动相隔了12 年，而完成党的创建则长达20年。中国共产党的建党活动与开展工人运动是在同一个过程中进行的，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只用了两年多时间就顺利完成了，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随着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推进，中国共产党密切联系群众的理念和实践，从建党初期提出的“与劳工为伍”，也在不断完善发展。

1929年9月28日，《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著名的“九月来信”，第一次提出了 “群众路线”这个概念。信中指出： “关于筹款工作，亦要经过群众路线，不要由红军单独去干。” 1943年， 毛泽东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中指岀：“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 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 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第一次从哲学高度对党的群众路线作了理论概括，把党的群众路线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辩证法和历史唯物论有机统一起来，表明党的群众路线达到了成熟。

1990年3月，党的十三届六中全会总结历史和现实的经验，郑重地把党与群众的关系问题提到全党同志面前，做岀了《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决定》中说：“党在长期斗争中创造和发展起来 的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 是实现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的根本工作路线，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

2013年下半年至2014年下半年，我们党围绕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题，按照“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的总要求，自上而下分两批开展了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使广大党员、干部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的深刻教育，进一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弘扬和发展了党的优良传统。

97年的实践说明，密切联系群众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任何一个政党的显著标志，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党与人民群众风雨同舟、生死与共，始终保持血肉联系，是党战胜一切困难和风险的根本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