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人阶级受到帝国主义、封建势力、资产阶级三重剥削和压迫，与其他国家的工人相比处境更为痛苦，过着血泪斑斑的悲惨生活。

首先，中国工人的劳动时间特别长，每天工作一般都在12小时以 上，有的竟达16小时，而且没有法定的休息制度。1916年6月，《妇女时报》发表的《上海贫女生涯之调查》一文，对这种状况进行了描述：“天未破晓，汽笛呜鸣，催人上工。路远者，往往三更即起，披星戴月而奔，日未出而作，日既没而不息，终日劳动于工厂炉火机釜之间，不许其有片刻领略太阳之滋味。故工人面色苍白，精神萎靡者十有八九。”

其次，劳动条件极为恶劣。中外资本家开办工厂、矿山，都是为了榨取剩余价值，不肯花钱改善工人的劳动条件，导致伤亡事故频发。开滦煤矿平均每月死于矿内的工人4人。抚顺煤矿1913年一年内，发生 事故2918次，死伤工人3184人。当时，买一匹马要出价180元，而死亡一名工人给抚恤金仅40元。1919年3月9日，李大钊在《每周评论》 第十二期专门发表《唐山煤矿的工人生活（工人不如骡马）》一文，为工人们打抱不平。

再次，工资相当微薄。中国的成年男工一般工资每日为二角至四角银元，相当于当时英国同种类工资的1/7,包身工、女工和童工还要减半。1919年的上海，一角钱，只能买二升多米，或一尺多布，或付一天多房租。就是这么一点工资，其中一部分还要被包工头克扣。在中外资本家工矿企业中，普遍存在残酷的包工制、把头制、监工制等资本主义与封建势力相结合的剥削形式。

处在如此压迫和剥削下的中国工人阶级，比任何别的阶级都具有坚决的彻底的革命性，反抗斗争持续不断。从初期工人运动的发展状况和特点来看，中国的工人运动有一个从小到大、从不自觉到比较自觉的过程，大体上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870年到1911年的41年间， 共发生罢工105起，平均每年2.6起，大多是分散的小规模的无严密组织的，有限的目的达到了，斗争也就告一段落。第二阶段是1912年 至1918年的7年间，共发生罢工114起，平均每年16.3起，特点是斗争规模扩大，自觉性增强，进入了有组织的状态。第三阶段是1919年五四运动到1921年党的建立，发生罢工112起，相当于前7年的总和， 超过了辛亥革命前的41年。这个时期中国工人运动发生了质的变化， 工人阶级觉悟迅速提高，开始以独立的姿态登上了政治舞台。

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活动主要是在大城市进行，对工人阶级的状况有较多的直接感受，尤其是通过劳动调查、举办工人夜校，更深切体验到工人阶级的困苦，激发起为工人谋福利、求解放的责任感。

1920年8月，陈独秀在《劳动界》第二期发表了《真的工人团体》 的短文，文中说：“工人要想改进自己的境遇，不结团体固然是不行。 但是象上海的工人团体，就再结一万个也都是不行的。新的工会一大半是下流政客在那里出风头，旧的公会公所一大半是东工头在那里包办。 觉悟的工人呵！赶快另外自己联合起来，组织真的工人团体呵！”

不久后，陈独秀在法租界的住所来了一位年轻人。这个青年，名叫李中，湖南湘乡人。1918年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毕业后先在附中执教， 不久到上海做工。李中是《新青年》的热心读者，对主编陈独秀非常仰慕，于是登门拜访。一番交谈之后，陈独秀送给李中新出版的《新青年》，以及一些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书刊，鼓励他到工人中开展工作。

1920年秋，陈独秀、杨明斋等人着手酝酿建立第一个真正代表工 人自身利益的新型工会——上海机器工会。为了便于研究在江南造船厂工人中组织工会的事，陈独秀干脆邀请李中搬到自己家里同住。后来,通过陈独秀介绍，李中参加了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9月，李中以“海军造船所工人”名义，在《劳动界》发表了《一个工人的宣言》一文。 在这篇文章中，他以社会主人翁的姿态，充满革命激情地提岀了改造社会的主张。他说：“工人的运动，就是比黄河水还厉害还迅速的一种潮流。将来的社会，要使他变个工人的社会；将来的中国，要使他变个工 人的中国；将来的世界，要使他变个工人的世界。”接着，他进一步指出：“我们要产生工人的中国，首先就要工人联络。”这个宣言为建立真 正的工人工会营造了舆论。

在各方面准备工作就绪之后，上海机器工会于1920年11月21日 在白克路207号上海公学召开正式成立大会。机器工会从发起到召开成立大会的两个多月里，要求入会的机器工人十分踊跃，会员从几十人很快发展到370人，并出版了刊物《机器工人》，成为当时上海有影响的工会之一。上海机器工会是党直接领导的第一个工会，标志着党对中国工人运动从宣传阶段转向组织阶段。

为加强对工人运动的领导，1921年8月11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为了在名称上与当时的黄色工会、“招牌”工会相区别，中国共产党在成立这个机构时采用了日语的译名， “劳动组合”是工会的意思，“书记部”是办事机构的意思。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工人运动的第一个公开机构。

为了加强对各地区工人运动的具体指导，劳动组合书记部先后建立了 4个分部。在北京建立了北方分部，负责人有邓中夏、罗章龙、王尽美、邓培等，工作重点是北方的铁路工人和开滦煤矿工人。在汉口建立了武汉分部，负责人有包惠僧、林育南、项英等，工作重点是湖北各地和京汉、粤汉铁路工人。在长沙建立了湖南分部，负责人有毛泽东、李立三、刘少奇、郭亮等，工作重点是湖南各地以及江西安源路矿工人。 在广州建立了广东分部，负责人有谭平山、阮啸仙、冯菊坡等，工作重 点是机器工人。各分部在本地区开设工人夜校，创办工人刊物，提高工人的阶级觉悟，并按产业组合的原则建立工会组织，领导罢工斗争，对 工人运动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党的二大在《关于“工会运动与共产党”的决议案》中，要求各地党组织集中力量组织产业工人工会，如铁路工会、海员工会、五金工 会、纺织工会等，领导工人开展政治斗争。

有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工人运动得到迅速发展，出现了新的面貌。从1922年1月至1923年2月，全国共发生罢工100多次，参加罢工的工人达到30万人以上，持续时间达13个月之久，形成了中国工 人运动的第一次罢工高潮，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强大力量，在国内外具有重大影响。在此前后，尤为引人关注的是香港海员大罢工、安源路矿大罢工、开滦五矿大罢工、京汉铁路大罢工等著名工人运动风起云涌，相继展开。

1922年1月12日，震惊中外的香港海员大罢工首掀怒涛，标志着中国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的到来。

香港海员长期遭受英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和资本家的残酷剥削，工资微薄，生活艰苦，又受到种族歧视。中国海员航行来往于世界各地，受国际工人运动影响较大，阶级觉悟不断提高，反抗斗争的积极性不断地高涨起来。海员中的先进分子苏兆征、林伟民等人受到了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影响，于1921年3月发起成立了 “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这是中国海员工人第一个真正的工会组织，苏兆征、林伟民也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海员工会在进行了一系列准备工作后，于1921年9月正式向轮船资本家提出了增加工资、工会有权介绍职业和有权派代表参加雇主签订合同三项要求，但是遭到资本家的拒绝。同年11月，海员工会第二次向资方提出上述要求，这时各轮船上的外国海员增加了15%的工资， 而中国海员提出的要求却又被拒绝，因而激起了海员工人的义憤。

1922年1月12日上午，海员工会第三次向资方提出増加工资的要求，并限令在24小时内给予圆满答复，否则就举行罢工。轮船资本家仍对海员工会的最后通牒置若罔闻。海员工人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举 行了声势浩大的罢工斗争。

罢工开始后，所有从香港开往广州、江门、梧州等地的内河轮船， 以及从外埠驶到香港的英、美、法、日、荷等国的海洋轮船，船上的中国海员都相继进行了罢工。参加罢工的轮船开始有90多艘，1500名海员。一个星期后，参加罢工的轮船激增到123艘，人数猛增到6500 人罢工很快影响到新加坡、泰国、上海等地港口，从香港开往这些港口的轮船一经靠岸，中国海员即纷纷离船登岸，实行罢工。甚至从欧美开往香港的轮船上的中国海员，在途中得到香港罢工的消息后，也纷纷做好罢工的准备。船一到香港，他们立即参加罢工。由于大量船只停在香港,以致“香港海面船舶如排织”。

为了扩大罢工的声势，香港罢工海员还积极联络和争取香港运输工会举行同情罢工，给予港英当局和轮船资本家以更大的打击。据统计, 到2月10日止，因罢工而停泊在香港的轮船增至168艘，货物26万多吨，其中英船76艘，货物12.7万余吨。罢工使5条太平洋航线和9条近海航线陷于瘫痪。

中国共产党极为关注和重视香港海员的罢工斗争。中共广东支部在罢工开始后不久，即发表了《敬告罢工海员》的传单，表示全力支持他们的罢工斗争。党还通过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进行了大量的支援工作， 一面派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负责人李启汉专程到香港、广州慰问罢工海员；一面发动各地工人声援香港海员的正义斗争，京奉、京汉、京绥、 陇海、正太等铁路工人发起组织“香港海员罢工北方后援会”。

大罢工使港英当局十分惊恐，于是竭力破坏罢工：一方面宣布戒严，出动军警封闭海员工会，逮捕罢工领导人，还抢走“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的牌子，并派出军警巡逻，制止人们自由活动；另一方面请华商出面调停，答应部分条件，“劝说”海员复工，企图用威胁和利诱手段，迫使罢工海员屈服。港英当局没有达到目的，又采取更恶毒的手段，派人到上海、菲律宾、印度等地招募新工，准备取代罢工海员。海员工会得知后，立即通电各地工会，请求制止招募新工来港。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又发动和领导上海工人，展开抵制招工的行动，挫败了港英当局的阴谋，多方面支援香港海员罢工，反映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团结战斗精神。

港英当局的倒行逆施，引起了香港各行业工人的强烈不满。2月27 日，香港工人开始总同盟罢工，至3月初，罢工人数激增至10万人以 上，罢工浪潮席卷整个香港，不少工人由香港返回广州。

港英当局为了阻止工人出境，封锁了香港。3月4日，成群结队的罢工工人步行到离香港6公里的沙田地区时，迎到英国武装军警的阻拦，工人们不畏强暴，勇敢前进，英国军警开枪镇压，当场打死4人， 打伤几百人，造成“沙田惨案”。英帝国主义的暴行，激起了广大工人、 商人、职员和市民的强烈义愤，总同盟罢工继续扩大，生产停顿，华人离职，香港变成了 “臭港”“死港”。

随着罢工时间的延长，港英当局和资方受到沉重打击，香港局势也日益严重，交通运输中断，商店关门，物价暴涨，市民大量抢购。港英当局惊呼，香港海员罢工是“陷本殖民地生命于危险之境”。这充分显示了香港海员罢工的威力。

港英当局走投无路，不得不答应以海员工会提出的九项条件作为谈判基础，并由广东政府出面调停，与工人方面达成恢复封闭的海员工会、释放被捕工人、从元月起増加工资20%、抚恤“沙田惨案”受害家属等协议，于3月8日正式签字。

香港海员大罢工，历时56天，终于取得了完全的胜利。在庆祝罢工胜利的群众集会上，十几万工人高呼“海员工会万岁”的口号，重新升起海员工会招牌，显示了工人团结的力量。香港海员大罢工是中国工人阶级第一次直接与帝国主义展开的针锋相对的斗争，并且取得了胜利，它极大地鼓舞了中国工人阶级的斗争意志，促进了工人阶级的进一步觉醒，对全国工人运动的髙涨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因而在中国工人运动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安源路矿是江西萍乡的安源煤矿和湖南株洲到江西萍乡的株萍铁路的合称。该企业是德国、日本资本控制的汉冶萍公司的一部分，共有工人1.7万人。湖南党组织十分关心安源路矿工人的疾苦。1921年秋冬， 中共湖南支部书记毛泽东曾两次到安源调査，向工人进行宣传。1922 年2月，中共安源支部成立，李立三任书记；5月，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成立，李立三被推选为俱乐部主任。到7月间，党员已经发展到10余人。9月初，毛泽东第五次来到安源，他在调查了解情况后认丸罢工的条件已经成熟，便安排李立三领导罢工斗争。接着，又派刘少奇赴安源协助李立三发动和领导罢工。9月12日，李立三主持召开安源支部会议，并成立罢工指挥部，由李立三任总指挥，刘少奇任俱乐部全权代表。同时，成立工人纠察队等组织，负责维持罢工期间的秩序。

1922年9月14日，经过充分准备，安源路矿工人举行大罢工。俱乐部发表《萍乡安源路矿工人罢工宣言》，提出保障工人权利、增加工资、改善待遇、发清欠饷、废除封建把头制等17项要求。这次罢工迅速得到全国各地工会的积极声援和社会舆论的广泛支持。

安源路矿当局极为恐慌，玩弄各种阴谋诡计对罢工进行破坏，甚至悬赏银洋，密遣暗探，阴谋刺杀李立三。工人们得知这一情况后，加强戒备予以保护，使路矿当局的阴谋无法得逞。路矿当局又以每人每天2元的价格请来军队数百人，企图以武力镇压，但数千名工人冒死包围戒严司令部。经过艰苦斗争，迫使戒严司令部放还了谈判代表刘少奇，并表示愿意作劳资双方调停人，斡旋解决罢工问题。9月18日，路矿当局迫于工人罢工和社会舆论的压力，不得不签字接受工人们提出的复工条件。

当天，工人俱乐部举行了罢工胜利庆祝大会和游行。倶乐部在发表的复工宣言中表示：“从前是‘工人牛马’，现在是‘工人万岁’！我们的第一步目的已经达到”；“从今日起，结紧团体，万众一心，为我们自己权利去奋斗！”罢工的胜利，提高了共产党在工人群众中的威信，扩大了党的影响。

这次罢工，以“未伤一人，未败一事”而取得完全胜利，“这实在是幼稚的中国劳动运动中绝无仅有的事”，是中国工人运动史上的一次壮举。

安源路矿大罢工刚刚落下帷幕，北方地区规模最大、最有影响的一 次罢工斗争，开滦五矿大罢工爆发了。此时，帝国主义者和封建军阀对全国工人运动的迅猛发展极为仇视，大罢工遭到了英帝国主义者和封建军阀的联合镇压。

开滦五矿包括唐山、赵各庄、林西、马家沟和唐家庄5个矿区，是当时中国规模最大和最早采用新式技术开釆的煤矿，矿工共约4万人。 开滦五矿原由中国官僚资本兴办，后借用英国贷款，改为中英合办，实际上完全由英帝国主义者控制。就是在这样一个设备比较先进的煤矿里，矿工们却过着人间地狱般的生活：工资很低，每天要劳动16个小时以上，工作环境恶劣，矿井缺乏起码的安全设施，以致塌顶、起火、中毒、瓦斯爆炸等事故频发。

1922年9月间，开滦五矿先后成立工会。10月16日，在开滦五矿工人联合会的组织下，唐山矿、林西矿、赵各庄矿和秦皇岛码头工人的8位代表，向矿务局递交请愿书，提出增加工资、改善待遇等6项要求，遭到矿务局的无理拒绝。10月19日，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和中共唐山地委的领导下，成立了罢工领导机构——开滦五矿同盟罢工委员会，委员会由罗章龙、王尽美、邓培等人，以及各矿工人代表20多人组成。

开滦矿务局对工人提出的要求采取“一手持棍，一手持糖”的两面策略，企图用武装威胁和小恩小惠诱骗工人的办法，实现破坏和扼杀罢工的目的。10月22日，当工人俱乐部正在召开各矿代表会议讨论罢工具体问题时，林西矿6名工人代表在请愿时被矿方无理扣留。

开滦五矿工人对此感到极大的愤怒，决定从10月23日起，举行五矿同盟大罢工。10月23日晨6时，唐山矿、林西矿、唐家庄矿、赵各庄矿和秦皇岛码头的工人同时宣布罢工，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帝大罢工在开滦煤矿全面爆发了。随后，唐山启新洋灰公司、华新纺纱厂和马家沟矿的工人举行同情罢工。参加罢工者近5万人。

罢工开始后，五矿俱乐部向全国各界发表总罢工宣言，控诉英国资本家虐待工人的行径，述说工人的悲惨生活，呼吁全国工人和社会各界对罢工予以声援和支持。各地工会纷纷发表通电，对这次罢工予以声援。

矿务局勾结军阀政府，急调军警3000多人实行武力镇压。英帝国主义派出康克斯来福枪队参与镇压。10月26日，反动军警悍然向罢工工人开枪，打死打伤工人60多人，造成流血惨案。11月5日晚，警察搜查了五矿工人俱乐部，查封了工会，罢工领导人有的被逮捕，有的受到监视。但工人们毫不惧怕中外反动派的联合镇压，无一人私自复工。15日，开滦矿务局在罢工斗争的巨大压力下，终于放弃强硬手段， 宣布给月工资低于百元以下的工人增资10%，罢工期间发给7日工资。 此后，各矿工人陆续复工。

开滦五矿大罢工虽然没有达到预期目的，但再次显示了工人阶级的力量，是一次大规模的直接反对帝国主义的工人斗争，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中，铁路工人是一支主要的力量。1922年11月，中共中央制定的《对于目前实际问题之计划》 指出，在中国工人阶级中，铁路工人、海员、矿工是“三个有力的分 子”，在全国总工会成立以前，要先成立这三个产业的联合组织，作为工会运动的中坚。在党组织的铁路工人运动中，最有影响的是京汉铁路大罢工。

京汉铁路纵贯直隶、河南、湖北三省，是连接华北和华中的交通命脉，具有重要的经济、政治和军事意义。京汉铁路的运营收入是军阀吴佩孚军饷的主要来源之一。京汉铁路大罢工是因成立全路总工会而引发的。

1922年底，京汉铁路全路已有16个大站建立了工会组织，广大工 人迫切要求建立全路统一的工会组织。在这种形势下，京汉铁路总工会筹备会决定于1923年2月1日在郑州召开成立大会。当时，成立总工会因未涉及劳资间的具体经济问题，所以是公开进行的，并且向京汉铁路局局长赵继贤呈文作了报告，并在各报刊登消息。赵继贤表面上同意成立总工会，暗地里却密电军阀吴佩孚，请求以武力制止工人召开成立大会。由于日益高涨的工人运动不利于自己的独裁统治，军 阀吴佩孚以“军事区域，岂能开会”为借口，下令禁止在郑州召开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并派岀大批军警准备对成立大会进行阻挠和破坏。

1923年2月1日，在隆冬的寒风中，郑州全城戒严，军警荷枪实弹。前来参加会议的共产党代表张国焘、陈潭秋、罗章龙、包惠僧、林育南等，京汉铁路各工会分会代表和前来祝贺的各地区工团代表，以及北京、武汉的学生代表和新闻界人士，共约300人。上午8时，代表们手执红旗和浩浩荡荡的工人队伍一起，不顾生死，冲破军警的重重包围进入会场——郑州普乐园剧场，立即举行大会，宣布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与会者情绪激昂，高呼“京汉铁路总工会万岁” “劳动阶级胜利万岁”等口号。

这时，武装军警把会场严密包围起来，企图强行解散会议。代表们与之进行斗争，会议持续到下午4时，被迫结束。代表们冲破重围离开会场，回到住宿的五洲大旅馆后又被包围。反动军警强行捣毁总工会和郑州分会会所，并勒令全部代表立即离开郑州。代表们受此凌辱，十分愤怒。当晚，京汉铁路总工会执委会召开秘密会议，决定全路举行总罢工，号召全路工人"为争自由作战，为争人权作战，只有前进’决无后退”，同时决定将总工会临时总办公处移至汉口江岸。

 2月4日上午9时，郑州开始罢工;10时，汉口江岸开始罢工；11时，北京长辛店开始罢工；到中午，全路2万多工人全部罢工，1200多公里铁路顿时瘫痪。

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的爆发引起外国列强的恐慌，他们直接出面进行干涉和破坏。各帝国主义国家驻北京公使团召开紧急会议，要求北洋军阀政府尽快用武力镇压。英国驻汉口总领事也召集湖北省督军代表和外国资本家举行秘密会议，策划镇压罢工的办法。各地军警采取髙压政策，逮捕罢工领导人，强迫他们下令复工，但得到的回答是：“没有总工会的命令，决不复工。”总工会秘书长李震瀛在武汉各工会组织的慰问集会上致词：“我们此次大罢工，为我们全劳动阶级命运之一大关键。 我们不是争工资争时间，我们是争自由争人权。我们是自由和中国人民利益的保卫者。工友们！要晓得我们京汉工人的责任如何重大，麻木不仁的社会早就需要我们的赤血来渲染了 ！”

2月7日，吴佩孚在帝国主义势力的支持下，调动两万多军警在示汉路沿线的江岸、长辛店、郑州等主要站区，同时开始屠杀罢工的铁路工人。全路工人先后被惨杀52人，伤300余人，被捕工会骨干60余人， 开除或被迫外逃1000多人，造成震惊中外的二七大慘案。

在军阀的血腥屠杀面前，铁路工人表现出英勇顽强的大无畏精神， 有的赤手空拳与反动军警搏斗，有的不惜牺牲自己生命保护工会。江岸分会委员长、共产党员林祥谦和京汉铁路总工会与湖北省工团联合会法律顾问、共产党员施洋，被捕后壮烈牺牲。

惨案发生后，中共中央立即发表《为吴佩孚惨杀京汉路工告工人阶级与国民》书，号召全国人民和工人阶级团结起来，打倒压迫和残杀工人的军阀，为自由而奋斗。全国迅速掀起一场声势浩大的声援京汉铁路工人的运动。共产国际和赤色职工国际也发表宣言，支援中国工人阶级的英勇斗争。为了保存革命力量，京汉铁路总工会和湖北省工团联合会忍痛于2月9日下令复工。

美国著名诗人惠特曼有句名言：“当失败不可避免时，失败也是伟大的。”

京汉铁路大罢工虽然失败了，但它充分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标志着中国工人运动由以改良生活为目的的经济斗争开始转向以争取自由为目的的政治斗争；它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人民中的影响， 使更多的人认识到，只有接受共产党的主张，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它以工人的生命和鲜血进一步唤醒了人民大众，使他们更明确地认识到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是中国各族人民不共戴天的敌人，必须与之斗争到底，从而使党的民主革命纲领为更多的群众所接受。

特别重要的是，它为年轻的中国共产党提供了血的教训：中国革命的敌人异常强大，要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仅靠工人阶级的孤军奋战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拥有广大的同盟军，团结广大农民、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民主派，结成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正是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我们党实现了与国民党的第一次合作，掀起了大革命的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