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党初期，中国共产党人数不多，精力有限，工作重心放在发动和领导工人运动方面。在此期间，也有部分先行者开始关注农民在中国社会改造中的作用。贫苦农民占中国人口的大多数，忠诚为民必须解决好农民的切身利益问题，这是中国革命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

1919年2月，李大钊在《晨报》发表《青年与农村》一文，指出： “我们中国是一个农国，大多数的劳工阶级就是那些农民”，“只要农村里有了现代青年的足迹，作现代文明的导线”，那些农民就会觉醒，民主政治就有了坚实的根基。为此，他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拿出当年俄罗斯青年在俄罗斯农村宣传运动的精神，来作些开发农村的事”。

《共产党》月刊1921年4月曾发表了《告中国的农民》一文，公开号召农民“自己动手”，“抢回”自己“靠着吃饭的田地”，并说共产主义者一定支持他们的要求。文章号召说：“同志们呀！我们要设法向田间去，促使他们的这种自觉呀！”这是共产党论述中国农民问题的最早文献。

因此，在城市工人运动风起云涌之时，中国共产党人也开始深入农村。党领导的新型农民运动在浙江萧山、广东海陆丰等部分地区逐步兴起，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崭新局面。

1921年下半年，浙江萧山县先后建立了几十个农民协会，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减租抗租斗争。这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影响下我国新型农民运动的先声，是贫苦农民为了维护自身利益而组织起来开展斗争的大胆尝试。

萧山位于钱塘江南岸，是浙北平原上一个人口稠密、交通发达的地 区。这里的贫苦农民不仅长期遭受高额地租的剥削和苛捐杂税的勒索， 而且直接处在帝国主义经济侵略之下。20世纪初以来，钱塘江改道， 滔滔江水吞没了萧山的20多万亩良田，人多地少，地主乘机要挟佃户， 提出收“现租”等苛刻条件，稍不如意就收地另租，使萧山农村的阶级矛盾日益激化。

萧山与省会杭州一江之隔，距上海也不远。五四运动前后，上海、 杭州是全国宣传社会主义和传播新思想的重点地区之一。优越的地域条件，使萧山农民受新思潮的影响比较早。当时，许多先进知识分子响应 “劳工神圣” “与劳工为伍”的号召，纷纷到工人、农民中去，热情传播新思想，通俗讲解革命道理。这些教育宣传，对萧山农民的觉醒无疑有着很大影响。

萧山农民运动最早始于衙前镇，发起人是早期共产党员沈玄庐和贫苦农民李成虎。沈玄庐是萧山衙前人，早年留学日本，在东京参加同盟会，回国后在上海主编《星期评论»。 1920年他与陈独秀等人在上海共同发起建立共产党早期组织。沈家父祖辈都是萧山有名的地主,家产甚丰，在衙前一带拥有大量的土地和房屋。沈玄庐入党后，站在农民一边，以极大的革命热情，以衙前为中心，展开发动农民、组织农民的工作。

1921年4月，衙前贫苦农民李成虎兄弟，因所种油菜籽被人抢收而求沈玄庐主持公道，沈玄庐当即提出组织农民协会以维护农民自身利益，李家兄弟极为拥护。在沈玄庐的启发和指导下，李成虎开始筹建农民协会。

8月的一天，沈玄庐在山北土地庙的戏台上，头戴农民草帽，身穿土布衣衫，用本地方言，向附近20多个村庄的农民，发表了题为《农民自决》的演说。他说：“国家是你们劳动者的”，“国家底主权归你们掌握”，“如今你们要求我发表根本的主张，我的主张，便是废止私有财产，’土地公有这个主张，将来必有实现的一天；但是也要看你们 团结的力量和组织上的努力，而定这个主张实现的迟速。”最后，沈玄庐热情号召农民们：“你们赶快的团结呵！你们精密的组织呵！大地主们总有一天投降你们的。”沈玄庐观点鲜明、通俗易懂的演说，在萧山农民中广泛传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为了促进农民组织的建立，沈玄庐仿效党在城市中从办工人夜校入手开展工人运动的做法，约请宣中华、徐白民、杨之华等人，兴办衙前农村小学。这所小学只接收农民子弟入学，设立5个班，共有学生100 多人，学习用品全由校方免费供给。农村小学不仅教文化，而且以多种方式传播农民争取翻身解放的革命道理，实际上成为发动和团结衙前农民的活动中心。

经过一系列酝酿和准备工作，建立农民协会的条件基本成熟。1921 年9月27日，衙前农民大会在衙前镇东岳庙前召开，宣告衙前农民协会正式成立。会上通过了《衙前农民协会宣言》和《衙前农民协会章程》。这是中国现代革命史上第一个成文的农民斗争纲领，它提出了土地归农民的要求，反映了农民的迫切愿望，规定了农协的宗旨、性质和机构。农协严正声明“本会与田主地主立于对抗地位”，规定只有亲自耕作土地的人才能加入本会，农协必须尽力维护会员的利益。农民大会按照章程的规定，选举了6名农协委员，并推举李成虎负总责。

衙前农民的创举，迅速传遍了附近的农村。萧山几十个村庄的农民纷纷行动起来，以衙前农民协会为榜样，先后建立了农会组织。南沙地区在发表建立农民团体的宣言中，尖锐地指岀：“社会的不安宁不平等， 都是有产阶级形成的结果，并且有产阶级发达一步，他们的权力也跟着发达一步。结果，使我们无产阶级的人，在世界上没有立足的地位。所以我们从今天以后，具牺牲的态度、斗争的手段，打破有产阶级在社会上的势力，叫他们有产阶级的人，在我们面前屈服！我们的肉体，是可以牺牲的；我们的精神，却是永久的存留着！”

衙前农协说出了大家想说不敢说的话，做到了大家想做又没有做的 事，他们的创举引起了成千上万贫苦农民的关注和兴趣，极大地鼓舞了贫苦农民反抗地主压迫的勇气和斗志。1921年冬，绍兴、曹娥等县方圆300里的几十个村庄纷纷行动起来，以衙前农民协会为榜样，先后建立了 80个农民协会。

农民协会成立后，广泛发动农民群众，积极联络各种进步团体，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为维护农民自身利益进行了多方面的斗争。奸商囤积粮食，哄抬粮价，农会组织乡民捣毁了周和记等几家米店；农会还提出破除迷信、扫除文盲、解放妇女、反对旧礼教等口号。农民一经组织起来，就表现出很高的积极性，显示了集体的力量。农民协会成立的当 年，抗税抗捐、减租减息的斗争就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1921年秋收以后，衙前农民协会组织本村会员，并联络附近贫苦农民，开展抗捐减租活动，召开了有1000多人参加的示威大会，提出了 “减租四折”的要求，即从原来的按八折收租改为按四折收租。农民们对此拍手叫好，奔走相告，地主们则又气又怕，迟迟不敢下乡收租。 地主高某过去曾在江西九江当过监察官，其父是萧山商会会长，仗势下六忠诚为民，倾情奉献造福大众乡收租。佃户依照农协规定，只交四折租，高某不答应，被农民痛打了 一顿，其他地主再不敢逞强了。后经多方调解协商，最终按六折收租。 减租斗争的初步成果，横扫了地主的威风，大长了农民的志气，农民斗争的热情更高了。

萧山农民运动震撼了江南地区，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萧山的地主、乡绅、官吏勾结在一起，上告到浙江省当局，攻击和诬蔑农民运动。浙江省长下令，以“煽惑顽佃，聚众抗租”为罪名，取缔农民协会，并严令缉捕首要人物。

1921年12月中旬，萧山的官吏地主勾结绍兴戒严司令盛开第，串通反动军队共同镇压农民协会。经过秘密策划，盛开第派出一个营的官兵，包围了萧山衙前村，对正在召开减租大会的农民进行武力镇压，打伤农协积极分子多人。12月17日，又逮捕了衙前农协领导人李成虎等人，使用武力强行解散农民协会。

反动当局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广大农民和进步人士的极大义愤，他们纷纷抗议军警对农民运动的野蛮镇压。上海《民国日报》连续发表文章，把萧山农民运动称为“地主和佃户底阶级斗争的先锋”，指出“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摧残农人即是动摇国本。这更是国民所万不能漠视的”。

李成虎被捕后，遭受严刑拷打，虽经多方营救但未能获粹，于 1922年1月24日死于狱中。萧山农民对李成虎的牺牲十分悲痛，专门为他举行了悼念活动，竖立了纪念碑。沈玄庐在挽联中身道：“四山坟墓堆里，找不到第二具；中国农运史上，这位推第一人。”

党领导农民运动的第一次实践，虽然在反动当局武力镇压个失败了，但它揭开了新型农民运动的序幕。1922年6月，中国共产党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记载了这次英勇的斗争。萧山农民运动列中国新型的农民运动掀开了第一页，它是我党早期革命活动中一次有意义的尝试。

继萧山衙前农民运动之后，在广东海陆丰地区，农民运动在后来被人们誉为“农运大王”的彭湃的领导下，成为党的初创时期范围广、影响大的一次农民运动。

彭湃，字汉育，广东海丰人。1916年组织同学举行反日示威游行，不久，离开家乡到广州广府中学读书。1917年赴日留学，1918年9月就读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次年加入早稻田大学激进青年组织的建设者同盟，该组织着重研究农民问题，对彭湃的思想影响很大。1920年与留日学生发起组织赤心社，研究社会主义学说和马克思主义。1921年5月回国，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0月，接任海丰县劝学所长（后改为教育局长）。 1922年5月因组织各校学生举行庆祝五一劳动节活动而被撤职。

1922年6月，彭湃来到自己的家乡海丰县赤山约（约，是当时广 东农村的行政单位，相当于后来的镇），向贫苦农民宣传革命道理。虽然他满腔热情地与农民打招呼，但饱受地主、官吏欺压的农民并不了解彭湃，见他穿着整齐洁白的制服，脚上蹬着皮鞋，误以为他是下乡收捐 的“官差”，有的远远望见就绕道走开了，有的说两句客套话就回避了。 彭湃碰了 “钉子”后并不灰心，他总结教训，脱掉了 “官装”，换上了农民的粗布衣服，摘下了白通帽，戴上了尖顶笠，脱下了皮鞋，赤着双脚向农村走去。

为了接近农民，彭湃来到田间帮助农民拔草、车水，到农民家里舂米、谈家常，用海丰方言向农民讲解通俗的革命道理。逢赶集的日子， 他就在人多的地方做讲演，讲述农民的痛苦，揭露地主的罪恶，号召穷苦农民团结起来，共同奋斗，争取过好日子。农民们听了彭湃的讲演， 觉得有道理，听讲的人不断增加，原来的隔阂也逐步消除。

彭湃岀身于豪绅家庭，连日在农村奔波，皮肤黑了，衣服脏了，头发长了。地主老爷、公子、小姐都耻笑彭湃犯了 “神经病” “说疯话”， 家里亲友更是心急如焚，而他则暗自髙兴，觉得自己已经“无智识阶级化了”。

7月，骄阳似火的时节，彭湃又顶着酷热来到农民中间，他交谈中发现有一个叫张妈安的青年农民，敢说敢为，很有冲劲。彭湃就和他交上了朋友，两人越谈越热乎。彭湃邀请张妈安到家里详谈，张妈安提出还要带几个志同道合的农友来。7月29日晚，张妈安带着农友林沛、 李老四、李思贤、林焕，一起来到彭湃住处，受到热情诚恳的欢迎。他们6人从地主怎样剥削压迫农民，谈到农民应该如何组织起来进行斗争，越谈越融洽，共同的意愿把他们紧紧地联结在一起。他们决定立即行动起来，当晚就由在场的6人发起成立了赤山约第一个秘密农会一 “六人农会”。大家分头宣传联络，一个月以后，赤山约农会会员发展到30多人。

农会成立起来以后，积极团结和引导农民向地主等乡村封建势力展开斗争。他们为反对地主任意对农民实行“加租” “易佃”，组织了 “同盟非耕”活动。海丰一带地少人多，经常发生农民相互争租地主土地的事件，地主就是利用农民争耕的矛盾加租、易佃，加重对农民的剥削。 为此，彭湃召集农会研究对策，规定凡是农会会员，未经农会批准不得争耕。地主对农会会员加租、易佃时，也必须征得农会同意。如地主强行收回土地，农会就发动农民实行“同盟非耕”，联合全体佃户不租种这家地主的土地。这样，地主怕农民联合抵制而荒废土地，不敢再任意加租易佃了。

农会处处维护农民利益，威望日益提高，农民亲眼见到农会真心实意为自己出主意谋生路，也更加信任和热爱农会，要求加入农会的人越来越多。到10月下旬，农会活动已扩大到赤山约所属的20多个村庄， 会员发展到500多人。

为了进一步开展农会活动，彭湃提议正式成立赤山约农会。1922 年10月15日，赤山约农会在龙山天后庙召开成立大会。农会会员聚集在庙前，有的农户全家老幼都赶来参加，海丰中学、第一高小的师生也前来祝贺，成立大会气氛热烈、声势浩大。彭湃主持大会，会上宣布了赤山约农会的宣言和章程，规定农民入会应先由本人提出申请，经农会骨干了解谈话，农会讨论批准才可承认为会员。农会会员每年交纳会费两角，并发给会员证，会员证上印有“不劳动，不得食，宜同心，宜协力”的字样。

赤山约农会成立以后，彭湃又辗转奔波于海丰县的乡村，每到一地都直接与农民交谈，或在集市发表演讲，号召大家组织起来成立农会，为农民自己的利益开展斗争。11月中旬，又成立了守望约农会。此时， 赤山、守望两地的农会会员已达3500 人。

有了这两个农会作榜样，各地争先恐后成立农会，农民运动在海丰得到迅猛发展。

到1922年底，海丰县已有12个约、98个乡建立了农会，会员发展到2万户，自然人口约10万人，占全县总人口的四分之一。此时， 建立海丰县总农会的条件基本成熟。彭湃亲自草拟了海丰总农会章程， 提出总农会的奋斗纲领为“图农民生活之改造；图农业之发展；图农民之自治；图农民教育之普及”，主要任务是“联合各约农会，本合群之 天职，互助之精神，唤醒农民之自觉”。

1923年1月1日，海丰总农会成立大会在县城隆重召开。当年春节，各农会到总农会祝贺，正月十六日又有2000多名农民要求加入农会。海丰农民运动形成高潮。

3月中旬，农会与大地主朱墨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斗争。朱墨是海丰有名的大地主，与官府常有勾结，十分霸道。他无理对黄泥塘乡农会会员余坤等6人“加租吊佃”，这几户农民在农会支持下实行“同盟非耕”，辞掉朱墨家的田。朱墨联络地主豪绅，串通法庭，拘捕余坤等6 人。彭湃亲率6000多名农会会员前往法庭请愿示威，并推选农会代表进入内庭，要求法庭立即释放被捕农友。县法庭迫于农会的浩大声势, 只得答应当场释放余坤等6人。这一次斗争的胜利，使广大农民受到很大鼓舞，农会的威望进一步提高。

海丰总农会成立后，彭湃又先后到陆丰、惠阳两县从事农民运动。 由于有海丰农民运动的声势和经验，陆丰、惠阳两县的农会也得到迅速发展。到1923年5月，海丰、陆丰、惠阳三县共有70多个约、500多 个乡建立了农会，会员达到20多万人。

在此前后，1923年初，共产党员刘东轩、谢怀德来到湖南衡山岳北白果地区发动农民运动，9月成立了 “岳北农工会”，当年发展了数万名会员，但年底在湖南军阀赵恒惕的武装镇压下失败。

这些新型农民运动的伟大实践虽然大多遭受挫折，但为后来更大规模的农民运动埋下了火种，提供了经验，对大革命乃至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农民运动的蓬勃发展起到了先行示范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