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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12月1日,是朱德六十岁生辰,中共中央在延安举行了祝寿活动。董必武在《祝朱总司令六秩荣寿》中这样评价朱德:“革命将军老据鞍,豺狼当道敢偷安?骨头生若铁般硬,胸次真如海样宽。要作主人不作客,甘为民仆耻为官。乌延黎庶欣公健,此日江南一例欢。”这首祝寿诗,绝不是溢美之词,而是恰如其分的由衷之言。朱德为答谢董必武诗依韵和诗写道:“历年征战未离鞍,赢得边区老少安。耕者有田风俗厚,仁人施政法刑宽。实行民主真行宪,只见公仆不 见官。陕北齐声歌解放,丰衣足食万家欢。”“甘为民仆耻为官” “只见公仆不见官”是延安时期党的干部清正廉洁作风的 真实写照。正如毛泽东高度评价的:“我们一切工作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
1937年1月,经过长征落脚陕北的党中央和红军来到延安,给古都延安带来一股清新的政治空气,人们目睹了一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民公仆。中国共产党的干部们争当人民公仆的事迹不胜枚举。党的领导人和普通士兵一样,住在简陋的土窑洞,每天3钱盐、5钱油,7分钱菜金,吃的是小米,穿的是粗布衣服。美国著名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到延安访问后,曾写下这样的话:党的负责干部,住着寒冷的窑洞,凭借微弱的灯光,长时间地工作,那里没有讲究的陈设,很少物质享受,但是住着头脑敏锐、思想深刻和具有世界眼光的人。
毛泽东经常通宵达旦、废寝忘食地工作。饭端来了,他顾不得吃,要反复热好几次;手指酸麻时,捏捏铁条舒展一 下;思考问题时便把煤油灯芯拧小;一支铅笔往往用到手捏不住时还舍不得丢掉,把铅笔头装在子弹壳上继续用完。陕北的冬夜,寒冷难耐,但他仍聚精会神地挥毫疾书,把脚踏在火盆边取暖,鞋被烤着了也不知道。《毛泽东选集》1至4卷共收入了毛泽东的159篇文章,而在延安时期写成的就占到112 篇。毛泽东的警卫员贺清华曾回忆说:主席当时派他向中央各机关送传阅信,由于纸张缺乏,主席把一个信封用4次,正反面用完后再拆开用里边两面。每月仅5元的菜金,他们每次买肉时只能买2两。主席又很好客,他的客人来了,一般谈话后还请吃饭,主席都要从自己的伙食标准中扣除,这样时间长 了,警卫员们有了 “来贼不怕来客怕”的说法(来贼没有什么东西可偷,来客就要吃主席的饭)。在大生产运动中,毛泽东带头在杨家岭开荒种地。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杨家岭一个整天游手好闲的“二流子”,目睹日理万机的毛泽东开荒种地的情景,深受感动,回家后二话不说扛锄头下地干活去了。
周恩来长期在国民党统治区主持统战工作,并兼管秘密战线的斗争,经常奔波在重庆与延安之间。《史记•鲁周公世家》 称周公“一饭三吐哺,一沐三握发”,是说周公为周王朝披肝沥胆工作的情形。用这两句话形容周恩来为党忘我工作的情形一点也不为过。自1937年以后,周恩来就为抗战大计,马不停蹄地奔走在重庆与延安之间。在大生产运动中,他从来没有因为自己事务多,常年在外奔波为借口,仍然和其他领导人一样投入大生产运动。在延安革命纪念馆的展厅里,陈列着一架纺车,它是当年延安军民大生产运动中,周恩来用过的纺车。他纺纱技术高,质量好,在参加比赛时还得了奖。在国共合作期间,他担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授中将军衔,国民党 一个月发给几百元的工资,他除了留几块钱维持生活,其余全部交党费,自己身无余财。他思虑机智而周全,处事敏捷而缜密,为我党运筹帷幄,与国民党多方斡旋,处理了无数的危急事件,夜以继日地为党辛勤工作。在同国民党各色人物打交道的过程中,他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清贫和廉洁,对自己生活上近于苛刻。
朱德始终保持着普通农民的本色,生活极为简朴,穿的衣服、鞋袜总是补了又补,不愿换新的。他床上铺的灰布褥子里的棉花成了硬片子,宁可装进松软的麦草继续铺,也不让换新的,他用马尾做牙刷,用盐水漱口。他用的铅笔头只剩不到一寸长还在使用。公家发给他的衣裤,一直穿到不能再穿才换新的。作为人民军队的总司令,他的穿着打扮总是和士兵一 样。所以一位外国记者说,如果总司令从讲台上走下来,几分钟后你就无法辨认出哪个是总司令。1940年5月,朱德从前线经洛阳、西安回延安,到洛阳时卫立煌派要员迎接,朱德从眼前走过也未识出,只得请求再走一回,以完成欢迎仪式。美国记者约翰•罗德里克写道:“我首次拜会朱德,是一九四五年在中国西北的延安。作为共产主义军队的总司令,他在’枣园’的生活是极之俭朴的。他当时约六十岁,就好像一位慈祥的祖父一样。他亲切的脸孔,时常挂着笑容,使最怀批评性的访客也会消除敌意和顾虑。”续范亭曾写诗赞颂朱德总司令: “敌后撑持不世功,金刚百炼一英雄。时人未识将军面,朴素浑如田舍翁。”统率千军万马的总司令,朴素得宛若一农夫。 朱德不但自身廉洁奉公,而且严格教育子女。1942年,朱德的儿子朱琦从陕北绥德回到延安,朱德的参谋潘开文见朱琦洗衣服没有肥皂,便向军委办公厅总务处领来了两块肥皂给他用。朱德看见了,便要求潘开文退回所领的肥皂,并告诉他以后不能再向公家要东西给朱琦用。这件小事,充分表现了朱德一贯廉洁奉公,严格要求子女的高尚品德。
1942年3月,刘少奇奉命从苏北阜宁启程,化装成老百姓返回延安,经过9个多月的跋涉,夜行昼宿,没有汽车靠两条腿,穿过一百多道封锁线,辗转山东、河南、山西等省,一 路上无论是在敌占区还是游击区,刘少奇严格要求身边的同志维护群众的利益。炎热的盛夏,路过西瓜地旁不白吃老百姓一 口西瓜;夜里经过梨树底下不偷摘老百姓的一个梨子。没有吃的时候便用野菜充饥,历尽了千辛万苦回到了延安,参加并领导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由于长期的战争生活,风餐露宿, 饥饱不均,刘少奇患了严重的胃病,经常发作,疼得他浑身冒汗,整夜整夜睡不着觉,警卫员们急得团团转,一致要求报告供给部,多配给些大米、白面,但是刘少奇执意不肯。他说: 延安的条件就这样艰苦,同志们都能挺住,我作为党的领导干部,更应以身作则,怎么能要组织的特殊照顾呢?就这样,刘少奇硬是咬着牙渡过了难关。一天,延安解放日报社的同志专程将刘少奇在该报发表文章的稿费送来,刘少奇望着这笔为数不菲的稿费笑了笑,拿起笔在回单上批了一行字:我拒绝收用这笔稿费,我每月已领有津贴费,应该把这笔钱留作宣传费用。请务必照此办理!
任弼时生前有三怕:一,他工作少,二怕麻烦人,三怕用钱多。这是他的人生格言。他患有高血压病,但从不要组织照 顾,反对特殊化,处处严格要求,始终保持了共产党员简朴、 清廉的本色。大生产运动中,任弼时既是中央直属机关运动的领导者,也是普通劳动者,虽然身患多种疾病,但仍亲自组织开荒种地,参加纺纱。他忘我工作的精神非常感人,在延安他的寝室里,床上架着一副躺椅式的书桌,经常抱病坚持在床上办公学习。他对身边的同志说:“我们都是共产党员,肩负着革命的重担,能坚持一百步,就不应该走九十九步! ”
陕甘宁边区主席林伯渠,被誉为“革命先锋一老牛”。他 常说:我自己的生活享受是不应当超过一个普通工作人员所应有的享受。林老在延安的卧室极为简单,没有箱柜,只有用木板制作的活动书橱,装着各种书籍和文件。平常只有简单的几 件衣服,用包袱一裹当枕头用;一条围巾,不知用了多少个冬天。1945年秋末冬初,警卫员为他准备了一双新棉鞋,林老知道后说:“有旧棉鞋就可以过冬,不必再买新的。”在大生产运动中,他工作之外,还制订了个人生产计划,其内容是:在农业生产上,用变工合作方式,完成上交粮食局2石细粮的任务;收集废纸交建设厅,戒绝吸外来纸烟;当年的棉衣、单 衣、鞋袜、被单、毛巾、肥皂等全不要公家供给。
革命老人谢觉哉,担任西北局副书记、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边区参议会副议长。在1943年大生产运动中也制订了个人生产节约计划:(1)建议总务处设公马,我的两匹马加入,估计一年内有10个月可供公家生产用;(2)每月10盒待客烟不要;(3)衣服、鞋子、被单不领;(4)种地一分,种植西红柿20株,茄子20株,秋白菜100棵;(5)晒腌小菜100 斤。这个计划年终超额完成。
毛泽东的老师徐特立,时任延安自然科学院院长,他非常俭朴,是廉洁奉公的光辉典范。他曾说:“我的节俭作风自儿童时代养成至今,已成了自然。我一生节衣缩食,勤俭朴素,当时才能做些社会事业,后来参加革命就能艰苦奋斗,克己为公。”徐老的事迹举不胜举,受到诸多前辈的赞颂。续范亭老人在延安时被徐老艰苦朴素的作风所感动,写了两首诗赞扬:“延安诸公唯公特, 生活简单如老卒。粗布征衣常补绽,自煮瓜果充粮食。” “少骑公马多徒步,不要随从来照顾,携带两个冷馍馍,一天开会好几处。”谢觉哉曾称颂徐老“孔子不足高,墨翟差可比”。
此外,张闻天、彭德怀、王稼祥、叶剑英、陈云等一大批领导同志,在延安同样过着艰苦朴素的生活,每个人都积极参加大生产运动,开荒种地;张闻天和彭德怀除开荒种地外,还在杨家岭往山上抬大粪;王稼祥当时身体虚弱,工作劳累,中央为照顾他的身体,规定他的伙食标准实报实销。但他从不愿有丝毫特殊,每餐一菜一汤,很少有肉,每月报账前他都亲自检查有无超支现象。王稼祥当时被中央军委评为头等残疾,按规定每月发给几十元的残疾金,但他从来没有领取过。王首道感慨:当时实行供给制,零用钱很少,能坚持这样做,是很不容易的。
在老一辈革命家言传身教的感召下,只做公仆不做官,成为各级干部的自觉行动。廉洁奉公,简洁朴素,成为一种时尚, 上升到一种主流的精神。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曾在一次工作报告中详细地描述了当年的陕甘宁边区政府风清气正、廉洁自律的情形:“廉洁奉公,已成为政府人员一般具有的品质。大家可以看到,政府从人民手里拿来的每一文钱,我们都用尽一切方法,使它用在政治、经济、文化建设和保卫边区的用途上。虽然 个别的还有存在着浪费与贪污的现象,但是用钱少办事多,仍然是我们工作作风的主要特点之一。我们的工作人员大都是一些不知疲倦的人民的忠仆,他们念念不忘的,只是抗战与人民的整个利益。因为他们有全体人民作后盾,他们在一切困难面前都有着充分的信心与勇气,也有着高度的工作热忱。”
“只见公仆不见官”,这是一种政治理想,但它在延安却成为现实。为什么?第一,共产党的官,就是要当人民的公仆的, 这是一个宗旨。第二,在党领导下实行民主政治,实现了人民当家作主,党的干部是人民的一员。第三,《陕甘宁边区政务人员公约》明文规定:公正廉洁,奉公守法,这就是我们政务人员应有的品格,要在品行道德上成为模范,为民表率。要知法守法, 不滥用职权,不假公济私,不耍私情,不贪污,不受贿,不赌博,不腐化,不堕落。第四,中央要求领导干部要做廉洁自律的表率。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在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的直接影响下,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艰苦险恶的环境中,从中央到地方, 不论是党政军民的领导机关中,还是社会团体中,都先后涌现岀 了一大批以身作则,能够与人民同甘共苦、艰苦奋斗,敢于真抓实干、廉洁自律,无私奉献的各级领导干部,他们与人民同甘苦、共患难,受到人民群众的称赞,为人民信任和爱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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