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嘉庚1874年岀生于福建省泉州府同安县集美社（现属厦门市集美区），17岁时渡洋前往新加坡谋生。起初主要在他父亲经营的顺安米店服务，共做了 13年。1904年创建菠萝罐头厂，1905年创办日春黄梨厂，1906年，陈嘉庚入股恒美熟米厂，在福山园套种树胶。逐渐成为南洋华侨中享有盛名的实业家、教育家，著名的爱国南洋华侨领袖，1910年参加同盟会 遵照孙中山的革命宗旨，唤醒侨胞’支持民主革命和振兴中华的一系列活动。

抗日战争爆发后，陈嘉庚坚持抗日到底，反对卖国投降。 他在国民参政会第二次大会上提出“敌未出国土前，言和即汉奸”的著名提案。该提案登载于1938年11月2日重庆《中央日报》上。这是陈嘉庚提出的震动中外的坚决反对汉奸国贼、 妥协分子投降卖国的“电报提案":

议长、秘书（长）公鉴：

东电悉。庚因事未能赴会，甚歉。

兹有提案二宗，乞代征求参政员足数同意并提请公决。

一、 在敌寇未退出国土以前，凡公务员任何人谈和平条件者，当以汉奸国贼论。

二、 大中学校、在抗战期间，禁放暑假。

三、 长衣马褂限期废除，以振我民族雄武精神。

陈嘉庚叩首（10月26日）

为支持中国抗战，他先后组织发起成立“马来亚新加坡华侨筹赈祖国伤兵难民大会委员会”和“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并担任主席。南侨总会成立后很快募捐巨款，支持祖国抗战。当时，中国的半壁河山已沦于日寇的铁蹄之下，财政来源大大减少，而在陈嘉庚的组织领导下，广大侨胞每个月都向国内捐钱捐物。据1940年国民党军政部长何应钦在国民参政会上报告：1939年军费为18亿元，同年华侨汇回祖国之款达11亿元，其中南洋华侨捐款占华侨捐款总数的70%。此外， 陈嘉庚还积极组织各地筹赈会为前方将士捐献寒衣、药品、卡车等物资，以及在新加坡和重庆投资设立制药厂、直接供应药品等。抗战的生命线滇缅公路建成后，司机和修理工奇缺。陈嘉庚振臂一呼，3000多名华侨青年挥别亲人，冒着敌人的炮火，日夜不停地抢运军需物资，为抗战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尽管这样，陈嘉庚却因“对战争状况、民众生活多不详知”，又“未尝举派代表回国慰劳忠勇抗战之将士及遭受痛苦之民众”而感到“义有未尽”。为此，1939年冬，他发起组织了 “南洋华侨回国慰劳团”（简称“慰劳团”）。慰劳团代表资格：一要通晓国语、略识中文；二要不吸鸦片；三要自备旅费1200元（新加坡币）。陈嘉庚起初并未准备回国。一是因为国语不通；二是年老畏寒，腰骨疼痛，不能久坐。后因国民党政府驻新加坡总领事高凌百对慰劳团回国先是阻挠后要随行并拟带团，陈嘉庚决定亲自回国慰劳考察。1940年2月底，慰劳团正式组成，团员50人。3月6日， 慰劳团启程回国。3月26日，陈嘉庚与庄西言、李铁民等五人飞抵重庆。在机场临时茶话会上，陈嘉庚言明了此次回国的目的：一是向抗战军民致敬慰之意；二是考察战时国内情况。三是回南洋向华侨报告宣传，使千万华侨增加爱国热心，以外汇财力助祖国抗战。至于慰劳考察行程，他郑重地表示：八路军所在地延安，如能达到，拟亲往视察，以明真相，不负侨胞之委托。

蒋介石及国民党政府早就感受到陈嘉庚在华侨界的巨大号召力和筹款能力，把他视为“大财神”，把欢迎他回国当作一件国家大事，为此，专门拨出招待费8万元，包括欢迎接送、大小宴会、住宿出行、饮食起居。不料，陈对这样奢侈的安排极为反感。一次宴会后，陈嘉庚很不高兴地把慰劳团的一位秘书找去，说：“今天的宴会太铺张了。现在是抗战期间，大家的生活都很艰苦。每块钱都要用到抗日上啊！ ”秘书告诉他：“我们从月初到现在，每天都是这样吃法。蒋介石把您当成大财神，一心要讨您老人家的欢喜。这次光是重庆一地就准备了 8万元的特别招待费！” “啊？ 8万元？”陈嘉庚吃 了一惊，“这不是要把一架战斗机吃掉了吗？ 一架飞机也不过10万元啊！重庆这样铺张，下边也照着葫芦画瓢，可怎么得了？”因此，他特地在重庆各报刊登载一则启事：

“闻政府筹备巨费，招待慰劳团，余实深感谢。然慰劳团一切用费已充分带来，不欲消耗政府或民众招待之费”。“在此抗战中艰难困苦时期，尤当极力节省无谓应酬”，“希望政府及社会见谅”。

最令陈嘉庚不满的是蒋介石政府要员的贪污营私。接待他的嘉陵新村富丽堂皇，当他听到那座雄伟新颖的嘉陵宾馆竟是孔祥熙私人所开时，为之愕然。他想，孔祥熙长期担任行政院副院长、院长兼财政部长又兼中央银行总裁，竟公然私营企业，搜刮民脂，而监察院却不管不问，可见国民党大官贪污腐化确非虚传。

与此同时，陈嘉庚回国慰劳考察也得到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各方面爱国人士的欢迎和重视。当时战斗在重庆的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刚好回延安了。在重庆的中共负责人董必武、林伯渠、 叶剑英以及邓颖超等一行人曾特地去拜访陈嘉庚，并赠送给他三件陕北出产的羊皮衣。陈嘉庚也对他们表示了关心国共合作抗日的心情。

当时，陈嘉庚对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并没有多少正确的了解。在此之前，他所听到的都是共产党如何“共产共妻” “杀人放火” “状如土匪”等诬蔑性的语言，到重庆后又闻“中共破坏团结” “不服从中央”，八路军、新四军“游而不击” “专事摩擦”等恶意攻击的话。为此，陈嘉庚心中甚是不安。一次，陈嘉庚出席中共驻重庆办事处的欢迎茶会，他在致词中坦诚希望国共两党以抗日救亡为前途，竭力避免内战， 合作抗战到底，以免海外侨胞痛心失望。在茶会中他问起如果到延安去访问毛泽东，应该从什么地方去，需要多少天，路上交通如何。叶剑英告诉他，到了西安可以去找第十八集团军办 事处，至时会有妥善安排。不久，毛泽东就从延安打来一封电报，正式邀请陈嘉庚访问延安。

陈嘉庚要访问延安，给了蒋介石很大震动。蒋明知无由阻止，只得力图施加影响，防止他倾向中共。于是蒋介石大骂共产党“无民族思想，口是心非，背信弃义”，一连说了中共许多坏话，意思是叫陈嘉庚不要去延安。但是陈回答说：“我的职责是代表华侨回国慰劳考察，凡是交通没有阻碍的重要地方，我不得不亲自去看看，以尽我的责任，回海外也好据实向华侨报告。”蒋介石见陈嘉庚坚持要去延安，只好说：“要去也可以，但切不可受共产党的欺骗。”陈心中不快，认为蒋介石简直是在拿他当三岁孩童看。而蒋又想，陈嘉庚是个特别有名的资本家，大概不会轻易同情共产党那一套的，如果陈不相信共产党的话而能为国民党所利用，倒是一个很好的反共工具。

1940年5月31日，陈嘉庚一行抵达延安时，延安各界人士，齐集南门外热情迎接。陈嘉庚走下汽车，不时向欢迎群众鞠躬、挥手致意。

6月1日上午，朱德偕夫人康克清陪同陈嘉庚参观延安女子大学。像普通士兵一样平易近人的八路军总司令朱德给陈嘉庚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下午，陈嘉庚在朱德陪同下前往杨家岭会见毛泽东，远远就望见毛泽东在窑洞门口迎候。二人相见， 热烈握手，互致问候。进了窑洞，只见墙上挂一幅地图，陈设简单，仅十几只大小高低不一的木椅及一个旧式乡村民用木桌而已。这使陈嘉庚感受到完全不同于重庆的简朴氛围。

当天晚上，毛泽东设宴款待陈嘉庚。晚宴设在毛泽东窑洞外的院子里。初夏的延安，晚风习习。毛泽东在院中放了一张没有油漆的方桌。桌子又矮又小，四周摆了几个小凳子。桌子坑坑洼洼，陈旧不堪，为使桌子好看些，毛泽东在桌子上铺了几张报纸当作桌布。而当他回窑洞取东西时，一阵风吹过， 报纸散落一地，又露出破旧的桌面。毛泽东也没有再捡拾这些报纸，索性直接在这个旧桌面上用餐。饭菜虽然简单，与国民党的招待宴会不可同日而语，但陈嘉庚却吃得香甜而愉快。朱德、江青、王明夫妇都参加宴会，气氛融洽。

陈嘉庚在延安八天。这期间，毛泽东到他下榻的窑洞拜访过几次，或同午饭或共晚餐。他还出席了延安各界的欢迎会，也应邀出席讲演会。陈嘉庚发现中共领导人对他的接待和国民党当局有很大不同。同是欢迎，中共领导人朴素而诚恳， 而国民党当局却是奢侈而虚伪。陈嘉庚与毛泽东多次会见， 期间发生的一些小事，颇引起他的注意和惊奇。如：一次在和毛泽东谈话中，一些在延安学习的南洋华侨学生来到，不敬礼便坐，并参加谈话，绝无拘束。还有一次，毛泽东在办公室与陈嘉庚谈论南洋情况，总司令部内的人都可参加，顷刻间席位告满。有一勤务兵迟到，望见长板凳上毛泽东身边略有空隙， 便挤身坐下。毛泽东向他望一望，把自己身躯移开一点，以便让他坐得更舒服些。还有一次，毛泽东陪同陈嘉庚逛延安新市场。毛泽东的穿着并不比当地赶集的农民好多少。走在街上， 来来往往各式各样的人跟他打招呼，有的人还停下来和他聊几句，大到对边区政策的建议、小到家里的红白喜事，人们语无顾忌，毛泽东都能认真地听。

陈嘉庚是个很细心的人，在考察期间，特意单独一人与许多在延安学习的南洋华侨男女学生以及从他所创办的厦门大学、集美学校投奔延安来的学生多次敞开交谈，就心中所疑详细询问，以证实所见所闻。这些侨生也能够敞开思想，无拘无束地反映延安的真实情况。所闻、所见、所谈都是一样，这样陈嘉庚的心才踏实了。

通过实地考察，陈嘉庚对延安最好的印象有下列几个方面: 第一，没有苛捐杂税，不像国民党统治区捐税多如牛毛。第二, 领导人廉洁，他们的薪金和一般干部、士兵相差很小，一律称津贴。这同国民党达官贵人的丰厚薪俸以及贪污舞弊、中饱私囊形成鲜明的对照。第三，没有乞丐，没有妓女，没有失业的人，人民生活过得去，不像国民党统治区民不聊生。第四， 领导与群众平等相处，不像国民党统治区等级森严。第五， 是治安好。第六，男女关系严肃。第七，朴素成风。此外还提倡开荒，鼓励人民生产，并且在陕甘宁边区实行县长民选， 等等。

延安之行，共产党领导人用民主、平等、清廉与简朴的作风折服了陈嘉庚。从他们的身上，陈嘉庚看到了中国的出路和希望，看到了共产党得人心、得天下的历史必然。他在《南侨回忆录》的序言中写道：“余久居南洋，对国内政治，虽屡有风闻而未知其事实究竟如何。时中共势力尚微，且受片面宣传，更难辨其黑白”。“及至回国慰劳”，“并至延安视察”， “见其勤劳诚朴，忠勇奉公，务以利民福国为前提，并实行民主化，在收复区诸乡村，推广实施，与民众辛苦协作，同仇敌忾，奠胜利维新之基础，余观感之余，衷心无限兴奋，梦寐神驰，为我大中华民族庆祝也”。

可以说，延安之行是陈嘉庚人生旅途中的重大转折点。从此，他发现了在黑暗的中国还有一个光明的地方。回到新加坡， 他激动地对家人说：“余此次劳军经延安所见，深感中国有希望了！ ”随后，陈嘉庚应邀发表多次演讲，认为“拯救中国的人不但早已诞生，并且已经在那里做出许多大事了”。他坚信：“中国的希望在延安！”中国的救星就是毛泽东。

延安之行使陈嘉庚的政治态度发生根本转变，他毅然与国民党政府决裂。1949年5月，陈嘉庚应毛泽东的邀请，回国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议，当年9月，以华侨首席代表身份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10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此后，陈嘉庚历任中 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常委，中央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华东行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主席，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政协第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等职务，为新中国建设作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