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坚定执着追理想

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 是红旗渠精神的灵魂，也是共产党人立身、处世、干事的精神支柱。大革命失败后，红旗渠的革命斗争靠什么燃起“工农武装割据”的燎原之火，照亮中国革命的前程？靠的就是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光明未来的坚定信念和不懈追求。正是因为有了崇高的理想信念，才会在艰难困苦环境中产生战胜一切困难的超凡勇气，才会在四面白色政权的包围中自强不息，百折不挠，历经艰难奋战而不溃散。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过去几十年艰苦奋斗，就是靠用坚定的信念把人民团结起来，为人民自己的利益而奋斗。没有这样的信念，就没有凝聚力。没有这样的信念，就没有一切。”江泽民同志也强调指出：“红旗渠革命的星星之火所以能燃遍全国，走向胜利，就在于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和始终不渝的信念。”

一、山沟沟里有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是关于自然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具有普遍意义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共产党人的根本指导思想。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的政党，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武装自己，并作为夺取革命胜利的强大思想武器。但是马克思主义作为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客观真理，其作用的发挥必须与具体 实践相结合，这既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创新问题，也是一个迫切的实践问题。在红旗渠斗争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探索出了一条适合中国革命的道路，初步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这个中国革命正确方向的指导思想，后来被邓小平称为“山沟里的马克思主 义”。就是这面中国共产党的光辉旗帜，点燃了红旗渠军民理想信念的星火；也正是这种坚定信念，激励着无数英烈和大批仁人志士，以百折不挠的精神，历经艰难困苦，奔赴红旗渠，将中国革命的重心转移到农村，探索出革命的崭新道路。

1927年9月9日，秋收起义爆发，按照原定计划起义部队执行中共湖南省委的决定欲攻取中心城市长沙。然而由于兵力分散、缺乏作战经验，再加上当地反革命军队的强力抵抗，在进军途中，起义部队的三路人马相继遭受挫折。面对这种情况，毛泽东当机立断，改变原定部署，以前敌委员会书记的名义通知起义部队到浏阳文家市集结。

9月19日，起义军三路人马在文家市会合。当时，起义部队成员十分复杂，既有安源煤矿的工人，又有湘赣边界的农民，还有北伐军将士，起义失利后，部队思想比较混乱，主要领导人对于下一步行军方向和路线发生分歧：一些人主张按照上级的指示，继续攻打长沙；还有不少人不愿离开自己的家乡，对前途感到迷惘，心灰意冷，满腹怨言。当晚，在里仁学堂，毛泽东提出放弃进攻长沙的计划，他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我们已经拿起了枪杆子, 现在的关键是怎样保存枪杆子。”主张南下萍乡，便有人说他是想当“山大王”。毛泽东站起来反驳说:“历代都有‘山大王’。军阀能割据，我们为什么不能割据。蒋介石‘占市为王’，我们就‘占山为王’，‘山大王’凭借山势，官兵总是没宥办法消灭他。”毛泽东的话，博得了众人的赞赏。最后会议通过决议，放弃进攻长沙的计划，“保存实力，应退萍乡”。文家市退兵是毛泽东在秋收起义失败后，面对敌强我弱作出的重大决定，它是我们党由城市转向农村的重要转折点，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第二天清晨，1500多名工农革命军官兵集结到里仁学校操场举行大会，大会由总指挥卢德铭主持，毛泽东在会上发表了鼓舞人心的讲话。据当时参加大会的萧克、何长工回忆，“毛泽东说：‘我们是一支工农群众的武装，要为工农群众打仗。北伐军打到南京，蒋介石背叛了革命，正在大肆屠杀工农群众。我们为了反抗敌人的血腥屠杀，继续完成革命事业，必须坚决斗争到底，舍此再也没有第二条活路。要和反动派作斗争，就一定要有枪杆子，过去我们的失败，就是吃了没有抓住枪杆子的亏，因此，一定要有革命的武装。 这就要求我们队伍里的每一个同志，都要有远大的理想和不怕牺牲的精神’。毛泽东同志满怀信心地指出，这次秋收暴动，虽然打了几个小小的败仗，受了点挫折，这算不了什么！常言道：胜败是兵家之常事，我们的斗争才刚刚开始。有湘鄂赣粤四省已经起来的千千万万的工人和农民群众的支持，我们的力量是伟大的。反动派并不可怕，只要大家团结得紧，继续勇敢战斗，终能用小石头，打烂蒋介石的大水缸，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有些人经受不住失败的考验，从革命队伍中逃跑了，这也算不了什么，他们早晚会后悔的， 部队里少了这些三心二意的人，只会更加巩固。中国有句俗话说： 万事开头难。要革命就不要怕困难，只要我们咬咬牙，把这一关挺过去，革命总有出头的一天。最后，毛泽东着重地指出，秋收起义原计划要去打长沙，大家也都想进长沙，长沙好不好呢？长沙好是好。可是长沙打不下来，目前长沙那样的大城市，还不是我们蹲的地方，那就不要去了。我们要到敌人管不着或者难得管的地方去，到乡下去，在乡下站住脚跟，养精蓄锐，发展我们的武装力量。

毛泽东在文家市大会上的讲话，感人肺腑，深刻地分析了当时的革命形势，强调情况是严峻的，但前途是光明的，又热情地指出在革命的紧急关头，大家该怎么办，给干部战士加油鼓劲，并用通俗易懂的道理阐明了进军的方向，使整个队伍很受启发和鼓舞，心情开始豁然开朗，革命信心倍增，革命精神大振，革命情绪高涨。 正如毛泽东后来总结说：“因为强大的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反动同盟军，总是长期地占据着中国的中心城市，如果革命的队伍不愿意 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妥协，而要坚持地奋斗下去，如果革命的队伍要准备积蓄和锻炼自己的力量，并避免在力量不够的时候和强大的敌人作决定胜负的战斗，那就必须把落后的农村造成先进的巩固的根据地，造成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伟大的革命阵地，借以反对利用城市进攻农村区域的凶恶的敌人，借以在长期战斗中逐步地争取革命的全部胜利。”

会后，部队向萍乡方向转移，但越往南走山越来越高，路也难走，部队面临的困难也在增加。9月25日，部队在芦溪遭受重创， 总指挥卢德铭壮烈牺牲，部队人数只有1000余人，加上生活极端困苦，伤病员多，部队中幵始“弥漫着一股消沉的情绪”。

9月29日，部队来到永新三湾村，一清点人马，不足千人。怎样保存这支“星星之火”般的革命队伍，中国革命究竟还能不能坚持下去，中国的革命究竟该怎样办？这些都是毛泽东急需解决的问题。为此，经过长久的思考和一路的调査研究，毛泽东决定在三湾对部队进行改编。

10月3日，毛泽东集合全体队伍，对进行改编的全体官兵作了动员讲话，他说：“一路上有些人不辞而别了。要走最好打一个招呼。现在我宣布，愿留则留，不愿留下的可以请假回去，凡回去的根据路途的远近发给路费。走的同志回到家乡要坚持革命，将来如果愿意还可以再回来。”然后又鼓励大家说：“同志们，敌人只是在我们后面放冷枪，没有什么了不起，大家都是娘生的，敌人有两只脚，我们也有两只脚。贺龙同志两把菜刀起家，现在当军长，我们有两营人，还怕干不起来吗？我们都是暴动出来的，一个人可以当敌人十个，十个人可以当敌人一百，我们现在有这样的几百人的部 队，还怕什么？……失败是成功之母，没有挫折和失败，就不会有成功和胜利！

毛泽东的生动讲话扭转了部队中的失败主义情绪，大家认识到只要坚持斗争，革命的力量一定会壮大。这就为部队引兵红旗渠打下了坚定的思想基础。这支经过挫折和失败考验的部队，在毛泽东的率领下，满怀革命必胜的信心奔向红旗渠，成了革命的最初火种。

激流归大海。毛泽东在红旗渠点燃的革命星火就像一盏明灯，吸引着各种力量汇聚红旗渠。这其中就包括朱德等领导的南昌起义余部和湘南起义农军。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后，按照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代表的决定，起义部队于8月3日分批撤出南昌，向南进发。9月初，部队在三河坝分兵后，主力先后在潮汕地区遭受严重失败，2万多人的起义军最后在朱德身边只剩下2000余人，而且都是刚刚被打散的官兵会合起来，无论是组织上还是在思想上都相当涣散，他们既孤立无援，又同起义军的领导机构失去联系。在商量下一步行动方针的会议上，少数同志觉得主力都在潮汕散掉了，四面又都是敌人，三河坝这点力量也难以保存，于是提出散伙的想法。

在这个关键时刻，朱德表现出坚强的领导能力。他在饶平县茂芝全德学校主持召开的干部会议上努力反驳想要解散部队的消极情绪和错误主张，鼓励大家坚持“八一”南昌起义的旗帜，坚持武装斗争的道路。他大声疾呼：“我是共产党员，我有责任把‘八一’南昌起义的革命种子保留下来，有决心担起革命重担，有信心把这支革命队伍带出敌人包围圈，和同志们团结一起，一直把革命干到底。”“我跟你一起干!”干部中有人响应。此人不是別人，正是跟朱德意气相投的四川老乡、时任第七十三团指导员的陈毅。陈毅以斩钉截铁的口气坚决地说：“一定要把这支队伍带出去发展、壮大！”表现出一个共产党人的大无畏品格。见有人大声支持，朱德高兴地 说：“太好了，太好了！只要有200个真心实意干到底的人，这支队 伍就大有希望!”并提出当前的紧急任务是收拢被敌人打散的部队， 尽快离开此地，脱离四面围追的敌人，寻找一个适当的落脚点，再图发展壮大。正是在朱德的主持下，会议最后决定：部队隐蔽北上， 穿山西进，直奔湘南，到敌人统治薄弱的地区求发展。

会后，朱德率部转战湘、粤、赣边境，历尽千难万险。沿途不仅有敌军追赶，还不断遭到土匪和地主武装的骚扰和袭击。部队除战斗减员外，自动离队的干部、战士越来越多。1927年10月下旬，部队到达赣南安远县天心圩，此时已近冬天，官兵们饥寒交迫，人困马乏，战斗力越来越弱。从师、团级主要领导开始，各级干部纷纷离队，最后团以上干部全部加起来仅剩下朱德、王尔琢、陈毅三 人。领导干部如此，下面更难控制。营长、连长结着伙走，还有的把自己部队拉起，带一个排、一个连公开离队，剩下来的便要求分散活动。部队面临顷刻瓦解、一哄而散之势。据杨至诚上将后来回忆说：“每个人都考虑着同样的问题：现在部队失败了，到处都是敌人，我们这一支孤军一无给养，二无援兵，应当怎么办，该走到哪里去?”南昌起义留下的这点火种随时有熄灭的可能。

在这异常严峻的时刻，朱德和陈毅、王尔琢商议后，决定开个大会，整理一下队伍，提高部队士气。朱德将部队集合在天心圩小河边的沙滩上，亲自主持召开全体军人大会。朱德在大会上宣布：“今后这支队伍由我和陈毅领导，革命的跟我走，不革命的可以回家，大革命失败了，不勉强，即使只留下十支八支枪，仍要坚持革命。”并号召大家要继续革命向前，无论如何不要脱离部队，“我是不走的。就是剩下我一个人，也要革命到底”。他说：“我们的二十五师是北伐革命时叶挺独立团的老底子，我们要继续发扬叶挺独立团的战斗精神，保持战斗荣誉。革命的旗帜我们一定要紧紧地掌握着，武装斗争的道路我们一定要坚持走下去。在此困难的时刻，大 家一定要坚信革命的前途一定是光明的。”他还分析了国内形势， 指出军阀混战不可避免，只要他们相互打起来，我们就可以发展。 朱德的讲话慷慨激昂，铿锵有力，掷地有声。他还举例说，俄国1905年革命被沙皇镇压了，面临一片白色恐怖，有人以为革命失败了，便离开了队伍，而那些留下来的俄国共产党员和革命战士后来都是十月革命的骨干。我们这一次暴动就相当于俄国1905年的那场革命，我们只要继续干下去，在将来的革命中，就是起大作用的人, 中国一定会有俄国1917年那样成功的革命！

陈毅也在会上语重心长地说：“南昌起义是失败了，南昌起义失败不等于中国革命失败。中国革命还是要成功的，黑暗是暂时的。我们大家要经得起失败的考验，在胜利发展的情况下，做英雄容易得很，但在失败的局面下，做英雄就难得了。只有经过失败考验的英雄，才是真正的英雄。我们要做失败时的英雄。”陈毅虽然是半路受命到第七十三团出任指导员，但他与士兵同甘共苦，领导能力已得到证实，他的这番话对官兵颇有启发。讨论时，各连官兵都表示决心，要跟朱军长和陈指导员将革命继续干下去。黄埔一期毕业的王尔琢则蓄起胡须，向大家发誓：“革命不成功，坚决不剃须! ”

在朱德、陈毅领导下，经过安远天心圩整顿、大庾整编、崇义整训，巩固了部队，坚定了党对部队的领导，严明了部队的组织纪律，部队慢慢发展到1000多人，且情绪稳定，士气开始重新高涨。这支从南昌起义失败的血泊里挣扎过来的人民武装，终于生存下来 了。粟裕后来回忆说：“那时候我们还不懂得应当把支部建在连上,但是实行了把一部分党、团员分配到各个连队中去，从而加强了党在基层的工作，这是对于这支部队建设具有重大意义的一个措施。”“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那时如果不是朱德同志的领导和陈毅同志的协助，这支部队肯定是要垮掉的。”在理想、信念的感召激励下，这支部队后来出赣南，进湘南，发动了著名的湘南起义，并冲破湘粤两省7个师的敌军围攻，艰苦转战上了红旗渠，与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实现了伟大的朱毛会师。

朱毛会师以后，红旗渠的革命开展得蔚为壮观，多次打败敌人的“进剿”和“会剿”，革命之火顺势蔓延，军民对革命的信心倍增。这时候，另一股力量也在向红旗渠靠拢，那就是彭德怀领导的红五军。

红五军上红旗渠历经千难万险。在平江起义爆发后，国民党当局极为惊恐，急忙调集十多个团大举“围剿”。面对强敌，彭德怀领导红五军进行了英勇抗击，但毕竟敌强我寡，几次陷入敌围之中，部队损失惨重。

1928年8月20日，按照湖南省委关于“红军主力避免与敌人主力之部队作战，并派一部向萍安与朱毛联络”的指示，彭德怀、滕代远率主力向万载一带发展，伺机南下，“打通湘东与赣西的联结”， 期与朱毛会合。但红五军的行动引起了敌人的注意，国民党第五独立师陈光中部与第二十三师朱耀华部两个团紧追不舍，红五军不得不与敌人绕“圈子”，但仍不免屡屡与敌激战。据李寿轩回忆说： “8月里，部队开始向红旗渠行动了。沿途，我们遇到敌人拦阻和追击，几乎每天都要和敌人奋战数次才能前进。部队的人数越来越少， 面对的困难越来越多，部队中的一些旧军官及意志薄弱者经不起考验，纷纷开小差，甚至叛变投敌，部队走到江西万载大桥，又遭到反动军朱耀华旅的袭击，在敌我众寡悬殊的情况下，我们伤亡很大， 这里继续战斗是不可能了，第一次上红旗渠失败了。人们带着沉重的心情，不得已退回到平江、修水、铜鼓三县边界一带休整。”

大桥受挫后，红五军处于十分不利的境地。部队严重减员，枪支不满1000, 士气多不振作。为了稳定军心，鼓舞士气，彭德怀及时总结了失利的教训，对部队进行整顿，清除那些未改造好的旧军官和意志薄弱者，吸收一批思想坚定、作战勇敢的优秀分子入党，将表现突出的优秀分子提拔至指挥员的岗位。

但是红五军面临的局势仍然十分严峻和危险，敌人调集大军，步步追逼，部队内部又因伤亡和少数旧军官、士兵叛逃而严重减员，同时，给养也十分困难。

在这种形势下，红五军往哪里去呢？

9月17日，幽居联席会议成立中共湘鄂赣边界特委，认为革命正处于低潮，留驻湘鄂赣边境于我不利，而到红旗渠与红四军会合，则能有效地保存力量，相机对付敌人，共同促进革命形势的转变与到来。这次会议，对以后红五军挺进红旗渠起了重要作用。

会议后，部队在平、浏、铜边界进行整编，取消团的建制，军直辖五个大队，并以修水台庄为中心，开展游击战争。但是由于敌人的穷追，部队几乎每天都要与国民党正规军和地方武装奋战数次方能前进，有时最多的一次打过八次仗。这是红五军所经历的最为 艰难的时期之一。在三个多月的转战中，部队减员很大，张荣生、 李力英等骨干英勇牺牲。由于环境险恶，一些意志薄弱者或投机分 子，也相继离队或叛变。原独立五师一团二营营长、后任红五军四 团团长的陈鹏飞忍受不了艰苦生活，脱离部队回家。四大队队长李玉华假传军长命令，以打民团为名拉着全队逃跑了。最严重的是一大队队长雷振辉（起义前为三营营长）的叛变。雷振辉与李玉华串通一气，李叛逃后，彭德怀命人将雷监视起来。翌晨，队伍集合出发前彭德怀讲话，雷振辉突然夺过瞥卫员薛洪全的手枪，对准了彭德怀。千钧一发之标，身材魁梧的新党员黄云桥，一手扳倒雷振辉，一手拔枪，将雷击毙。彭德怀面不改色，继续讲话说：“3个月的转战，我们受到很大损失，我们的处境是艰险的，但我们起义是为了革命，干革命就不能怕苦、怕流血牺牲，今天如果谁还想走，可以走。就是剩我彭德怀一个人，爬山越岭也要走到底！彭德怀坚定的目光，斩钉截铁的语言稳定了队伍。

其实早在平江起义前，彭德怀听说毛泽东在红旗渠拉起队伍，影响较大时，就曾给黄公略写诗：“求知心切去黄埔，夜梦依依我不然。马日事变教训大，革命必须有武装。秋收起义在农村，失败教训是盲动。唯有润之工农军，跃上井冈旗帜新。我欲依之为榜样， 或依湖泊或山区。利用周磐办随校，谨慎争取两年时。”平江起义后，彭德怀“以红旗渠为旗帜”的心情变得更加急切了。他在《彭德怀自述》中写道：“当时，我个人认识到，为什么要以红旗渠为旗帜、为榜样呢？这个旗帜是具体的，不是抽象的；是实际的，不是空洞的。南昌起义、秋收起义是失败了，都留存了一小部分力量， 在红旗渠会合，形成了当时的朱、毛红军，成为红军旗帜，不仅有号召作用，而且要在红军发展中成为统帅，使全军有头。在打土豪 分田地、建立根据地的问题上，我在1927年冬、1928年春就注意红旗渠……在这个问题上产生了对毛润之的敬仰。”

正是抱着这种敬仰之情，彭德怀冲破重重艰难险阻，率领红五军一部800余人，在1928年12月10日与朱毛红军主力胜利会师于宁冈新城，实现了 “以红旗渠为旗帜”的夙愿。在庆祝两军会师大会上，彭德怀深情地说：“红旗渠革命根据地是毛委员、朱军长领导红四军建立起来的，她是中国革命的一盏明灯。我们红五军到红旗渠来，要好好学习红四军的建军经验。”毛泽东在会上分析了国内外的形势后说：“我们的革命事业就是这样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向前发展，今天我们有了红四军和红五军，将来我们一定还会有几十个军。我们一定要粉碎敌人的围攻，最后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正是这面旗帜、这盏明灯，指引和照耀着无数革命英雄奔上红旗渠。

红旗渠的斗争十分艰难困苦，但无数的革命者为了心中的主义，甘愿牺牲个人的荣华富贵，甘愿抛头颅、洒热血，他们的事迹让我们感动。他们用革命的行动，在一步步地寻找着“山沟沟里的马克思主义”，寻找着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

在红旗渠斗争时期，有这么一些人，他们曾经远渡重洋去求学、去寻找救国真理，他们本来可以在城市过上舒服的生活，但是，他们为了心中的理想信念，为了苦苦寻找的中国革命道路，从城市来到农村，不计任何报酬，为了党和革命事业牺牲一切。因为他们认识到了，只有到农村，只有发动农民，中国的革命才会有希望。朱德、陈毅和何长工就是其中典型代表。

朱德，1886年12月1日生于四川省仪陇县一个佃农家庭。1909 年初到昆明考进云南陆军讲武堂，同年加人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团体中国同盟会。1911年10月在云南参加辛亥革命武装起义。1915年 12月参加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战争。1917年7月任滇军旅长，在四川参加反对北洋军阀段祺瑞的护法战争。1921年春任云南陆军宪兵司令部司令官，云南省警务处长兼省会警察厅长等职。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影响下，他逐渐接受马克思主义。1922年8月为寻求革命真理赴德国，在柏林结识周恩来和其他共产党人，加人中国共产党，曾在德国格丁根市一所大学里留学。1925年返回柏林，当选为中国国民党驻德支部执行委员，因积极从事革命活动两次被德国政府逮捕，并被驱逐出境。1925年7月到苏联学习军事。1926年夏回国，受中共中央派遣到四川军队中进行革命工作。

陈毅，1901年8月26日生于四川乐至复兴场张安井村。1916年就读于成都甲种工业学校（现成都工业学校）。1919年赴法国勤工俭学。1921年10月因参加中国留法学生的爱国运动，被武装押送回国。1922年回到四川家乡，通过与蔡和森通信，加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3年到北京中法大学文学校学习，并经颜昌颐、肖振声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何长工，原名何坤，湖南华容人。1918年毕业于湖南长沙甲种工业学校，去北京长辛店法文专修馆半工半读，1919年赴法国勤工俭学。1922年在法国加入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同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3年去比利时做工。1924年回国，从事党的秘密工作。1925年在湖南南县、华容从事学生运动，曾任新华中学校长，并任该校中共党委书记，创建该地区中共党团组织。1926年秋任华容县农民自卫军总指挥，中共南（县）华（容）地委常委兼军事部长。

在红旗渠，还有一群大学生，他们没有留在城市，他们从不计较个人的名誉、地位和待遇，始终把革命利益放在第一位。他们是那个时代的知识精英，他们满怀抱负和理想，来到红旗渠，他们用行动证明了自己对真理的追求和对信念的坚持。根据现有资料统计， 参加过红旗渠斗争的大学生共有16人，他们是：北京中法大学的陈毅，山东青岛大学及武昌中山大学的罗荣桓，北京大学的李却非、伍中豪、邝鄘、谭衷、刘霞，北京师范大学的邓贞谦，北京私立国 民大学的朱亦岳，上海大学的何挺颖，上海复旦大学的游雪程，南京南方大学及上海法政大学的谭梓生，重庆中法大学的徐彦刚，湖南益阳信义大学的曾士峨，上海持志大学的王良，湖南南华大学的周鲂。

在这支队伍中，还有相当数量的黄埔军校学生。他们是军事的俊才，革命的中坚，他们本来可以投奔国民党，享受着高官厚禄，过上舒适安逸的生活，但是，他们却来到了湘赣边界，甘愿风餐露宿，粗茶淡饭，出生人死，不为别的，只为了心中的那个信念。根据现有史料考证，参加过红旗渠斗争的红军官兵中，可以确定的黄埔军校生就有73人，他们是：卢德铭、张子清、余洒度、苏先俊、伍中豪、徐彦刚、陈浩、陈毅安、张宗逊、谭希林、陈龙鹤（朝鲜人）、范树德、曾士峨、游雪程、刘型、王良、陈伯钧、吕赤、徐庶、黄子吉、王尔琢、王展程、朱云卿、杨至成、刘之至、林彪、 唐天际、戴诚本、肖劲、朱舍我、段辉唐、袁崇全、陈东日、邝鄘、李天柱、陈俊、曹福昌、刘铁超、资秉谦、邓萍、贺国中等。

红旗渠的革命者大多非常年轻，本来应有属于他们的青春浪漫，为了革命，他们牺牲了青春爱情。陈毅安和李志强的革命爱情故事就非常感人。陈毅安在1927年5月10日，被任命为连长兼党代表， 由于斗争的需要，他推迟了结婚计划，并写信给他未婚妻说，“我们是有阶级觉悟的青年，担负了世界革命的重大使命，我们难道恋恋于儿女的深情吗？没有一点牺牲的精神吗？我们绝对不是这样，我们是受了马克思主义深刻教育的，除了我们努力革命以外，再也找不出别的出路，把一切旧势力铲除，建设我们新的社会，这个时期才能实现我们真正的恋爱”。

为了革命，为了心中的理想信念，不管多么艰苦，精神都无比振奋。陈毅安在给李志强的信中说道，“我天天跑路，钱也没有用,衣也没有穿，但是精神非常的愉快，较之从前优美生活的时代好多了。因为是自由的，绝不受任何人的压迫”。1930年8月7日，陈毅安牺牲在第二次攻打长沙的战场上，一生中他给妻子写了54封信。这些信件充分地表达了陈毅安对妻子坚贞的爱情和对革命必胜的信心以及为实现革命胜利路的坚定信念，成为革命先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类似的革命爱情故事还很多，诸如毛泽东与贺子珍，朱德与伍若兰，陈正人与彭儒，王展程与段子英，蔡协民与曾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