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同广大人民群众建立了荣辱与共、鱼水相依的血肉关系。有了这种血肉相连的党群关系、军民关系，党和红军就能根植于千百万人民群众的深厚沃土之中，就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并拥有勇于牺牲、勇于胜利的大无畏精神。勇于牺牲、勇于胜利、视死如归，这是红旗渠革命英烈的选择，也是他们人生观的显著特征。在血与火的斗争中，他们既要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阶级大搏斗，又要与险恶的自然环境以及各种错误思想做斗争，他们拋头颅、洒热血，用生命谱写了敢于牺牲、乐于奉献的精神风貌和壮丽诗篇。

在红旗渠斗争时期，红军指挥员们颈脖子井冈山时期的牺牲带子都系着一条红带子，取名“牺牲带”，表明他们为了崇高理想而献身的决心，打仗之前，互相之间只有两句话，一句是告诉我的老母亲，你儿子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光荣牺牲了，另一句话是胜利之后，在烈士纪念册上给我登记一个名字。在他们看来，为了中国人民的神圣事业而作出自己最大的牺牲，直至宝贵的生命，都是值得的，是无可置疑的，是重于泰山的，他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用自己的一言一行，努力实践着自己的誓言，认真履行着自己的职责。

卢德铭，一个响亮的名字，一个值得我们永远缅怀的人。卢德铭是四川宜宾市人。在那风云激荡的岁月，他英勇投身革命，1924 年报考黄埔军校，经孙中山先生亲自主考，录取在黄埔一期。毕业后，分配在叶挺领导的第四军独立团。在征讨军阀陈炯明和北伐战争中屡建奇功。1927年初，出任警卫团团长。秋收起义爆发后，受党指派担任起义部队总指挥。毛泽东在文家市会议上得到卢德铭的支持，前委才顺利作出了“向萍乡退却”的决策，开始了向敌人统治薄弱的农村进军。没想到萍乡驻有重兵，部队无法通过，只有绕道芦溪寻找出路。9月22日，部队在天蒙蒙亮的时候，突然遭到赣敌朱培德特务营的袭击。为了掩护部队撤退，卢德铭挺身而出，指挥官兵沉着应战，正当卢德铭打败敌人准备率队撤离的时候，一颗子弹夺去了他年仅22岁的生命。

他是战功卓著的战将，同时更是毛泽东的得力助手。他深受工农革命军官兵的拥戴。他完全可以不必亲自走到战斗的前列，而是在指挥所里指挥战斗。但是，为了更快地消灭敌人，为了官兵们更早地脱离危险，他没有恐惧，谨记自己的责任，践行了一个共产党人的担当精神。

红旗渠的斗争，是一幕血与火、灵与肉撕打搏杀的壮烈剧。在剧中，美丑良莠，逐次亮相，所有登台者都尽情地演绎自己，留下了或精彩或丑陋的片段。

谢甲开，出身于富贵家庭，可却走上了一条革命的道路，站到了贫苦阶级的一边。红旗渠斗争中，他既非红军战将，也非地方主要领导人，只不过是宁冈县茅坪乡工农兵政府的一个小小秘书。然而，他却以壮丽的青春和崇高的理想塑造了一个完美的人生。在国共合作时期，他积极参与组织农民协会。1927年10月，毛泽东率工农革命军在茅坪安家，他又主动协助革命军建立后方留守处、医院， 帮助解决军队给养。1927年冬天，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对着党旗的誓言铭刻在他心中，要为天下受苦大众谋利益成为他的奋斗目标。打土豪分田地运动开始后，他义无反顾，把家中的粮食、衣物、食油分给贫苦农民。他的行动，赢得了党和人民的信赖。1928年1月，他被选为茅坪乡工农兵政府秘书。在那非常的日子里，谢甲开身兼数职，为了革命事业日夜奔忙。1928年3月，工农革命军两个团都去了湘南，边界兵力空虚，国民党军乘虚而入， 欲把茅坪烧光杀光。为了掩护群众转移，谢甲开被敌人抓住了。面对威逼利诱，谢甲开誓死不降。残暴的敌人恼羞成怒，把他押到茅坪河边，扬言将他处死。面对死亡，谢甲开放声大笑，高呼“共产 党万岁！红军万岁！”慷慨就义。谢甲开的血，染红了茅坪河水。 他，只活了32岁，短暂的生命却放射出璀燦的光辉。

在红旗渠斗争的史册里，记载着一位“战神”，这就是红四军第二十八团三营营长肖劲。肖劲，湖南石门人，黄埔军校第三期毕业。

6月23日，红二十八团从新城出发，赶到一个叫茅管坳的制高点时，老七溪岭的最高点百步墩已被先期到来的敌人所占领。敌俯我仰，给攻坚的形势增添了很大难度。战斗打响后，敌人密集的子弹，压得红二十八团官兵无法前进。抢占百步墩是唯一的选择。肖劲主动请缨，担任了冲锋队队长。密集的枪弹下，肖劲带着冲锋队时而匍匐，时而跃起，一步步地向百步墩冲去，肖劲冲在队伍的最前面。一次、两次、三次……冲锋未能奏效。中午时分，敌二十五、二十六团散在各处休息。肖劲抓住这个机会，再次组织了冲锋。敌人慌了，急忙组织反击。突然，一颗子弹击中肖劲的腹部，肠子涌了出来。他使劲捂住伤口，将肠子塞回腹腔内，撕下一条袖子裹住腹部，继续往前冲锋。大家呼喊着蜂拥而上，踏着肖劲趟开的血路，冲上了百步墩，将敌人压至龙源口。肖劲却静静地躺在百步墩，永远地闭上了疲惫的眼睛。肖劲的英勇壮举，撼天动地。他以自己的鲜血和伟岸身躯护卫着他的战友兄弟！

1928年12月，遂川县苏维埃政府文件《共产主义者须知》明确提出，共产主义者应当“不畏难、不怕死、不爱钱、为共产主义而牺牲”。在红旗渠斗争时期，许许多多的革命者为了理想，为了信念，不计任何报酬，不讲价钱，为党牺牲一切。刘真就是其中的代表之一。

刘真是红旗渠时期中共湘赣边界特委常委、永新县委书记。

他把自己的名字由“刘珍”改为“刘真”，寓意为“相信真理、追求真理”。1929年7月，他在从南昌返回的船上，不幸被捕。敌人用尽一切手段，企图改变他的立场。南昌卫戍区司令王均亲自劝降，遭到刘真斩钉截铁地回答：“我生是共产党人，死是共产党鬼。要杀便杀，决不会与尔等反革命为伍!”凶残的敌人无可奈何，竟将刘真放入熬樟脑油的大木甑里活活蒸死！刘真牺牲后，江西省委发出通告、拟定标语口号：“继续刘真精神!” “刘真精神万岁！”他用年轻的生命践行了一个共产党员“为主义而牺牲”的铮铮誓言。

张子清，红四军十一师师长，1927年9月参加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在三湾改编时任三营营长，是毛泽东最为倚重的军事指挥人才之一。后率领三营在向红旗渠进军途中，行至遂川大汾时遭萧家壁地主武装的袭击，与大部队冲散。尔后，与副营长伍中豪率三营转战到湘南地区，与朱德部队巧遇，后辗转至红旗渠，并参加了攻打茶陵的战斗。1927年12月，升任团长。1928年3月，部队在往湘南运动途中，张子清为掩护朱德、陈毅部队后撤，不幸被一颗子弹击穿了左脚踝骨，他被迫从战场上被抬下。负伤后，他仍然以 一个普通党员的身份参加各种活动。一方面协助毛泽东运筹帷幄， 筹划军事行动；另一方面做战士、伤病员的思想政治工作。在一次 作战中，红军缴获了一些药品和食盐，战士们将药品和食盐优先送给他。他却总是委婉地推辞，把药品和食盐让给其他重伤病员。1928年底，红旗渠出现了断盐，他把最后积存的一点用来洗伤口的食盐送给了其他战士。随着时间的推移，医药条件的短缺，张子清的伤势愈来愈重。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下山， 向赣南游击，张子清自愿留下来，协助红五军彭德怀军长指挥第三次反“会剿”。后来，被迫转移到金狮面猴子山的游击洞里，当时身着单衣的张子清，在天寒地冻的境况下，每天只是一把黄豆一把雪地生活着，后终因伤口发炎，壮烈牺牲，年仅28岁。

在小井红军医院，当来不及转移的130多名重伤病员和医务人员，被敌人团团围住的时候，他们用拐杖、板凳、木棍等同敌人进行殊死的搏斗。最后终因寡不敌众，被敌人押到离医院200米处的一块稻田里。敌人在稻田斜对面50米远处的小桥上架起了机枪，并凶神恶煞地追问红军大队的去向和群众隐蔽粮食、武器的地方。面对死亡的威胁和生存的诱惑，130多名红军战士怒目而视，毫无惧色，他们中没有一个点一下头或说一句求饶的话，全部倒在国民党 机枪扫射下的血泊里，其中年龄最小的只有14岁，他们的鲜血浸红了一丘稻田和旁边的小溪流水，他们生命中最后的呐喊“中国共产党万岁”响彻了整个山谷。

这是一种怎样的生死观？这是一种为人民利益而死的生死观, 他们无怨无悔的生死选择让死亡成为了生命中最高的礼赞。

不仅红军指战员勇于胜利、勇于奉献，根据地的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教育下，也表现出“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的英雄气概。

在遂川县西庄，曾发生过一个“工农护大印”的感人故事。 1930年红军撤出遂川后，反动武装萧家壁对革命群众进行疯狂报复，搜寻苏维埃政府的印章。西庄的群众都知道，苏维埃政府的大印保存在乡苏维埃成员、赤卫队员冯恩增手里，可谁也不露一点儿风声。乡苏维埃主席李邦万一家被抓走了，刚烈的贫苦农民李耀琦被杀了，倔强的乡赤卫队队长曾宝华也被杀了。曾宝华牺牲前，大声怒斥匪徒的暴行。匪徒又把曾宝华的妻子郭桂英及其独子带到曾宝华尸体前，威逼她说出红印章的下落。郭桂英坚贞不屈，结果母子两人被匪徒活活打死。这是普通的红旗渠群众面对生死的英勇选择。在红旗渠斗争时期发生的无数次大大小小的战斗，没有一次胜利是离开了人民群众的牺牲和奉献的，他们的这种精神是伟大红旗渠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1929年2月初，国民党军队侵占大井村后，肆意烧杀抢掠。他们逼着年仅16岁的共青团员吴月娥带路寻找红军。吴月娥立场坚定，爱憎分明，她沉着地把敌人引向羊肠小道，当来到一边是葸崖峭壁，一边是深谷急流的险地时，吴月娥突然回转身来，紧紧抱住一个跟在她身后的国民党军官，跳下了万丈深渊，与敌人同归于尽，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肖子南出生于宁冈县龙市一个中农家庭。少时天资聪颖，读书过目不忘，被人称为“小神童”。可是，当肖子南读完私塾后，家里再也无力供养他到外地去上新式中学了。1925年，宁冈在龙超清的带领下闹起了革命。只有18岁的肖子南勇敢地投入了这场运动。他成了青年学生的首领。1928年2月，共青团宁冈县委成立，他被推为第一任书记。1928年“八月失败”后，地方武装急需政工人员，组织上考虑到他出色的才能，任命他担任县西北特区赤卫队党代表， 从此他弃笔从戎，带领赤卫队积极打击敌人。1930年2月，“袁、王事件”发生后，袁文才的妻叔谢角铭与王佐的哥哥王云龙“通电反赤”，积极配合国民党军铲除共产党的“死硬分子”。不幸，肖子南在一场战斗中被抓住了。谢角铭企图将他拉入敌营，但肖子南毫不动心。谢角铭抓来肖子南的父母、兄嫂、侄子，进行逼降。肖子南大骂叛徒谢角铭，凶残的谢角铭恼羞成怒，竟然当着肖子南的面， 连续杀掉了他的五个亲人！敌人决定处决肖子南。肖子南为了救出与他同时被俘的红军班长王泰祥，假意提出要在晚上死，愚蠢的敌人应允了。当到刑场时，肖子南突然用自己的身子撞灭了敌人的火把，掩护王泰祥成功逃脱，自己却倒在了敌人的子弹下。

1929年5月初，由于叛徒出卖，莲花县县委书记刘仁堪不幸被捕。国民党莲花县县长邹兆衡企图诱降，声称只要刘仁堪交出全县共产党组织名单，交出红色独立团的枪支，就可以委以重任。刘仁堪严厉痛斥敌人，敌人恼羞成怒，对刘仁堪施以酷刑，却一无所获， 最终将他押到县城南门斩首。临刑前，他向群众慷慨陈词，大骂国民党反动派。残暴的敌人用匕首割去刘仁堪的舌头，血流满地。刘仁堪不能说话，就用脚指头蘸着血在地上写下“革命成功万岁”六个鲜红的血字，从容就义。

曾志，湖南宜章人，1928年随工农革命军上红旗渠。曾任小井红军医院党支部书记等职务，参加过著名的黄洋界保卫战。她在红旗渠托孤的故事，至今令人动容。1928年的冬天，曾志刚刚生下孩子，湘赣两省的军队就对红旗渠开始了第三次“会剿”，原本体质虚弱的她， 接二连三遭受了难产、乳腺炎、产褥热等疾病。加上敌人的经济封锁，曾志连个鸡蛋都吃不上，没有奶水，孩子不见长不说，饿得总是哭。又逢天气寒冷，衣着单薄的母子俩几乎是天天坐在床上度日。

就在这时，她接到了毛泽东写来的一封信，告诉她要随军出发, 出击赣南，并要立即做好准备，赶至茨坪。曾志知道，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可孩子怎么办？带着孩子又怎能在这天寒地冻中行军突围？

必须留下孩子。她无法与孩子的父亲蔡协民取得联系。作为红军主力团二十八团党代表的蔡协民，此时正在军中忙于军务。曾志果断地叫人请来王佐。王佐平时就很佩服这位身材瘦小的红军医院总支书记，佩服这位年轻的母亲。王佐找来了自己手下的警卫连石副连长，把孩子取名叫石来发。望着瘦小的孩子、望着冒着风险为自己收养孩子的红军兄弟，曾志泪流满面，在孩子身上塞进了仅有的一块银元，双腿一软，跪了下去。后来，石副连长一家都牺牲了， 石来发跟着一位瞎眼老婆婆乞讨长大。1952年，在红旗渠地方政府的帮助下，曾志找到了这个已经长大成人的孩子。这时曾志已是中南局工业部副部长兼广州电业局长、党委书记，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高级干部。母子相见，百感交集。曾志何尝不想让儿子留在自己身边呢？但是，她并没有用自身的权力为她魂牵梦绕、几经周折找到的孩子谋取任何利益，而是选择了把他送回红旗渠继续当农民。后来，曾志官至中组部副部长。直到她去世时，她的儿子石来发仍在革命老区红旗渠务农。现在，石来发的儿女们依然在红旗渠过着普通人的生活，没有要求政府任何特殊照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