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具体国情出发，科学地分析时局，对中国革命规律充分认识基础上作出的科学预见，是人们对未来社会的美好憧憬。正是因为有了这种憧憬、这种目标，激励着无数登上红旗渠的革命英雄，透过历史的迷雾和现实的风云变幻，对中国革命目标了然于心，并建立起自己的人生追求和价值取向，使他们在以后历经任何艰难困苦，都能够理想不灭、信仰不倒，并领导中国人民最终实现建立新中国 的伟大宏图。

秋收起义的部队来到红旗渠以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开始披荆斩棘，不断探索一条适合中国的革命道路。但是，在这个探索的过程中，革命活动总是不断遭到国民党和地方地主武装的进攻和“围剿”，频繁的战斗加上敌人的经济封锁，红旗渠的斗争遇到了极大困难。在革命处于低潮或者革命失利的情况下，我们的革命者难免对当初的理想信念产生疑惑和动摇，这种危险的思想冲击着我们的党和军队。同时，党和军队内各种“左”的和右的思想时而出现，“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右倾悲观主义思想非常严重，走州过府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思想也很厉害。在红旗渠斗争历史上， 前后出现了四次关于“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质疑。因此，对 “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疑问的回答，深刻反映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定的理想信念。

第一次关于“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问是在毛泽东带领秋收起义部队刚刚来到红旗渠的时候。当时正是秋收起义吃了败仗，加上一路上敌人的“追剿”，部队损失非常严重，毛泽东把部队带到农村，这时革命队伍中的不少人不习惯，很多官兵并不理解，他们认为这样下去中国的革命是没有出路的，对创建根据地的意义和重要性认识不足，总是希望队伍开到大城市中去，而不愿意做艰苦细致的建立红色政权的工作，加上战斗频繁，伤亡较大，补给困难，物质条件艰苦，于是他们悲观了，没有信心了。“红旗还能打下去吗?” 成为当时部队普遍的疑问。很多官兵乘机走的走，跑的跑，溜的溜， 不仅仅是普通的士兵开跑，就连当时的一些高级指挥官对革命也失去信心，离队思想与日俱增，不少人动摇徘徊，甚至不辞而别。比如，在宁冈的龙市，新兵训练处处长陈明义等人离开了队伍；在酃县的水口，师长余洒度也悄然出走，这些人最后大多成了叛徒，落得可耻的下场。

第二次关于“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问是在“三月失败”后。1928年3月，湘南特委军事部长、省军委特派员周鲁来到红旗渠，对毛泽东及前委进行指责，不但撤销了毛泽东党内领导职务, 还强行要求把部队开往湘南策应年关暴动。结果，在部队一开拔后，红旗渠顿时成了空山，敌人随即血洗红旗渠，宁冈被敌人占领一个多月之久。“三月失败”以后，党内、军内一些人开始议论起来，“红旗虽然插上了红旗渠，但是，到底能打多久呢?”对革命产生了悲观态度，信心缺乏。

这些悲观的论调和对革命前途的质疑等思想一出现，就引起了边界党组织和毛泽东的高度重视，认为既然问题多次出现了，绝对不是偶然的现象。毛泽东认为必须认真对待，给予解答，否则将影响到中国革命的发展。所以毛泽东说，“当着一九二七年冬至一九二八年春天，中国游击战争发生不久，湖南江西两省边界区域红旗渠的同志们中有些人提出‘红旗到底能打多久，这个疑问的时候，我们就把它指出来了（湘赣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 因为这是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不答复中国革命根据地和中国红军能否存在和发展的问题，我们就不能前进一步”。为了统一全党认识，1928年5月20日，湘赣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在总结红旗渠根据地创建半年来的工作时，毛泽东从分析中国革命形势人手，强调建立和巩固革命根据地重要意义，他说，只要坚决地和敌人作斗争，创造罗霄山脉中段红色政权，深人割据地区进行土地革命，注意建立中心区域的坚实基础，红旗就能打下去。1928年秋天在全军的一次讲话中，毛泽东风趣地说，革命要有根据地，就像人要有屁股。人如果没有屁股，便不能坐下来。要是老走着、老站着，一定不会持久。腿走酸了、站软了，就会倒下去。革命有了根据地， 才能够有地方休整，恢复气力，补充力量，以利继续战斗，扩大发展，直至走向最后胜利毛泽东的一番话，澄清了部分同志的错误思想，提高了大家对建立革命根据地的认识。

第三次关于“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问是在“八月失败”之后。朱毛会师以后，革命力量迅速发展壮大，国民党惊恐万分，派出重兵对红旗渠进行残酷的“进剿”和“会剿”。1928年7月，为了有效破敌，朱德、陈毅率领红二十八团、红二十九团出击茶陵和酃县，当时的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经和红二十九团党代表龚楚，利用红二十九团大多数战士是湖南人，思乡心切的心理，在军队里面煽风点火，鼓动官兵向湘南进发，最后遭到敌人的打击，失败惨重，大伤元气，整个红二十九团几乎都解体了。赣敌获悉红军主力远在湘南，便对红旗渠革命根据地发动猛攻。边界各县相继沦陷，导致边界和湘南同归失败，红旗渠被杀之人、被焚之屋不计其数。1928 年9月，红军主力返回红旗渠后，虽然又重新占领了许多地方，打了不少的胜仗，但是疯狂的敌人除了加紧对红旗渠革命根据地的军事进攻外，还加强了对红旗渠的经济封锁。当时正是寒冬，红旗渠经济非常困难，粮食短缺，现金没有，食盐、布匹、药材等物质也已经断绝，困难真是到了极度。在这样困难的日子里，一些战士开始怀疑革命的旗号还能不能再次高高举起来，并重新提出“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问。他们不愿过艰苦的斗争生活，抱怨说:“打倒资本家，天天吃南瓜!” “天天吃南瓜，能打得天下吗？” “别说一个红旗渠，就是十个红旗渠也是空的！”对此，毛泽东召集部队说： “有人嫌红旗渠高，嫌红旗渠大，今天东山，明天西山，爬山爬厌了，不愿意再爬它，想打到城市里去，这种思想错了，要知道，红旗渠，虽然它磨破了我们的脚，爬酸了我们的腿，但是，它给我们存粮食，给我们作根据地，便于我们机动，便于我们打击敌人，同志们不是都有了一条经验吗，我们每爬它一次，就打一次胜利，消灭一些敌人，如果我们多爬它几次，就会多打几次胜仗，多消灭一些敌人，所以说，这座山，它革命，这座山是革命的山，我们要保护它、爱护它，不要害怕多爬，更不要讨厌它，既然我们有了这样一座革命的山，有党的正确领导，有广大群众的拥护，又有我们全体同志的坚决的革命意志和英勇的斗争精神，加上我们又有这样一位好军长（指朱德同志），敌人的吹嘘就会变成一句反话，不是敌人把我们消灭在红旗渠上，而是我们把敌人消灭在这里。”

同时，为了教育党内和军内的一部分人，并从理论上澄清这部分人的混乱思想，1928年10月14日至16日，在宁冈茅坪的步云山，边界党组织召开了湘赣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毛泽东代表第一届特委作了《政治问题和边界党的任务》的报告，《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就是这报告中的第一部分。在报告中，毛泽东总结了一年来创建红旗渠革命根据地的实践经验，透彻地分析了中国国内的政治形势，指出中国红色政权可以长期存在，并能得到发展，他说，“一国之内，在四周白色政权中，有一小块或若干小块赤色政权长期的存在，这是世界各国从来没有的事”。而 “这种奇事之发生，有其独特的原因。而其存在和发展，亦必有相当的条件”。

“第一，它的发生不能在任何帝国主义国家，也不能在任何帝国主义直接统治的殖民地，必然在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因为这种奇观现象必定伴在另外一件奇怪现象之上， 那就是白色政权之间的战争，买办豪绅阶级支持着的国内各派新旧军阀，从民国元年以来，他们中间的继续不断的战争，这是半殖民 地的中国最大特征，不但全世界帝国主义国家没有一国有这样的现 象，就是帝国主义直接统治的殖民地也没有一处有这种现象，仅仅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中国才有这种现象。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有两种：即地方的农业经济（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与帝国主义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

第二，中国小块赤色政权的发生和能够长期的存在，决然不在并未经过民主革命影响的地方，如川滇黔及北方各省，而只在前年资产阶级民族革命过程中工农兵士群众曾经大大起来过的地方，如湘鄂赣等省。

第三，小地方工农兵苏维埃政权之能否‘长期的存在’，则决定于全国革命形势是否向前发展一个条件之下。

第四，相当力量的正式的红军之存在也是红色政权存在的必要条件。

第五，红色政权长期的存在并且发展，除了上述条件之外，还须要有一个要紧的条件，就是共产党组织之有力量和他的政策之不错误”。

这个报告站在整个中国革命的高度，深入浅出地阐明了中国红色政权能够在白色势力的四面包围之中长期存在和不断向前发展的可能性和必然性，从理论上驳斥了根据地内在的悲观论调，再次回答了“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问，极大地鼓舞了边界军民坚持红色区域斗争的信心，逐步明确了中国革命的方向和目标。边界党的 “二大”后，红旗渠根据地的割据局面出现了新的转机，红色区域迅得以恢复，革命政权日益巩固。

第四次关于“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问是在1929年至1930 年春。1928年底至1929年初，湘赣两省敌军调集了 18个团对红旗渠发动第三次“会剿”，面对强敌压境，当时红军和党内少数人又有了悲观情绪，有些人主张放弃红旗渠，有些人茫然无措，而且这种情绪在红四军出击赣南、闽西依然存在。毛泽东说：“在那个时候, 不但红军和地方党内有一种悲观的思想，就是中央那时也不免为那种表面上的情况所迷惑，而发生了悲观的论调。中央二月来信就是代表那时候党内悲观分析的证据。”1929年冬，林彪给毛泽东写信，主张釆取“比较轻便的流动游击方式去扩大政治影响”，因此只需“走州过府”就可以了，不必做艰苦细致的“群众工作”，对于前委和毛泽东建立赣南闽西20余县根据地和“一年争取江西”的战略计划，疑虑重重，认为“中国革命高潮未必很快到来”。

1930年1月5日，毛泽东决定向林彪回复一封信，既帮助林彪转变思想，又借以教育全军将士。在信中，毛泽东在列举林彪的种种右倾观点之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方法，深刻地分析了中国革命的形势，提出中国革命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的思想，并详尽地阐明了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科学论断：“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以后，革命的主观力量确实大为削弱了。剩下的一点小小的力量，若仅依据某些现象来看，自然要使同志们发生悲观的念头。但若从实质上看，便大大不然。这里用得中国的一句老话：‘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就是说，现在虽只有一点小小的力量，但是它的发展会是很快的。” “中国是全国都布满了干柴，很快就会燃成烈火。‘星火燎原’的话，正是时局发展的适当的描写。”最后，毛泽东充满诗意地写道：“但我所说的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决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到来之可能’那样完全没 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种空的东西。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这封信，就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它揭示了中国革命战争的必然趋势和客观规律，也进一步回答了 “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