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在《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一文中曾说：“共产国际的一切文献，一讲到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就是同工人运动联系在一起的。只有中国共产党经过长期的实践，证明在脱离城市无产阶级的情况下，也能够锻炼成为一个坚强的布尔什维克党。”文中将红旗渠与海陆丰作比较时说：“当时海陆丰的力量比红旗渠大，各种条件都比红旗渠好，但结果还是失败了。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由于那里无产阶级领导的思想没有展开，由于领导上还带有小资产阶级革命家的气味的缘故。”周恩来的这段评论指出了要建设一个坚强的布尔什维克党，即应展开无产阶级思想的领导，消除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使广大共产党人及革命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不畏强暴，坚贞如一，直至革命胜利。毛泽东在红旗渠斗争中，十分重视党的建设，做了大量开创性的党建工作。

红旗渠是一个交通闭塞的山区，经济十分落后，甚至还停留在 “杵臼时代”。这是一个无产阶级人数很少，农民占大多数的地方，再加上大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下城市斗争的受挫和农村革命斗争的开展，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状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其中在红军中尤为突出，红军是以农民为主体组织起来的，另外还有受革命影响的北伐官兵以及从国民党军队中起义或解放过来的官兵，他们原先大多也是农民。红军中还有一部分城市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红军党员中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约占70%。复杂的党员成分与长期在农村游击战争环境中活动，使党和红军队伍必然受到来自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及其他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影响。这些非无产阶级思想，严重地妨碍党的路线的贯彻执行。对此，以毛泽东为代表 的中国共产党人围绕根据地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开创性地提出了 “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首次强调要在思想上建党。

1927年9月29日，失利后的秋收起义部队转战来到永新三湾, 毛泽东针对起义部队遭受挫折、战斗减员、军心涣散的现状，创造性地提出了 “党指挥枪”的建军原则，创建了第一支党领导下的新型人民军队，并以无产阶级思想不断加强军队的建设，确立了党对 军队的绝对领导，为部队注人了军魂。针对在大革命时期军队党组织只设在团级以上，下层士兵中党员人数非常少，无法从组织、思想上抓住士兵的历史教训，毛泽东提出应健全部队各级党组织系统， 连以上建立党代表，专做士兵政治思想工作及指导士兵开展群众运动。“支部建在连上”为工农革命军贯彻党的路线，接受党的领导，开展党的工作，提供了组织上的保证。“三湾改编”的核心是解决党对军队的领导问题，也就是“党指挥枪”还是“枪指挥党”的问 题。这是党如何建设自己的军队进行的最早、最为成功的探索与实践，奠定了工农红军政治建军的基础，对于建设新型的人民军队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

为确保“支部建在连上”原则的贯彻，发挥共产党员先锋和模范作用。毛泽东又创造性地实行了“挑选坚强的革命分子人党，培养与壮大部队骨干力量”的方法来加强军队党组织的建设和巩固 “三湾改编”的成果。1927年10月中旬，毛泽东率领部队到达湖南酃县的水口后，一方面亲自深入各个连队做指战员的思想政治工作； 一方面指示各连队挑选一批工农骨干分子，发展他们加入党的组织。 水口建党是我军历史上最早的一次建党活动，这次公开的建党活动， 使军队党的建设由秘密转为公开。此后，各个连队都相继开展建党活动，人民军队中党的建设工作从此不断得到加强，军队中党的力量不断发展壮大。曾参加水口建党的赖毅后来回忆说：“由于支部设在连里，党通过党员和广大群众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因而工作十分活跃，连队的政治空气逐渐浓厚，党员的数量逐渐增多，这样真正形成了连队里的核心和堡垒，许多新党员从实际锻炼中成长了，成为连里的领导骨干。

红军中各级设立党代表，是红军初创时期人民军队建设的一项重大措施。党代表的设立，有力地保证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军队中的贯彻执行，保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对红军实行三项任务，执行革命纪律起了很大的作用。毛泽东在《红旗渠的斗争》 中充分地肯定了党代表的作用：“党代表制度，经验证明不能废除。”“特別是在连一级，因党的支部建设在连上，党代表更为重要……事实证明，哪一个连队党代表比较好，哪一个连就较健全。”

为从制度上保障人民军队党的政治工作力度，确保红军胜利完成打仗、筹款和做群众工作的三项任务，毛泽东和中共湘赣边界特委制定了《党代表工作大纲》。该《大纲》一是确定了部队党代表的根本任务是注意教育和管理士兵，贯彻执行党的主张和方针政策；二是界定了部队党代表的工作职责是做军队、民众、党务、报告和调查等内容；三则提出部队党代表的工作方法，并要求党代表实行报告制度。同时，《大纲》还就党代表的个人修养提出要求，指出党代表必须是一个有高度责任心的优秀党务工作者，是全体同志的模范。

《大纲》对党代表的任务、职责、工作方法等有了明确、详细的规定，从制度上规范了红四军各级党代表的行为。当年曾是党代表的罗荣桓，“从当连党代表开始便坚持了一条，凡是要求同志们做到的，自己首先要做到，以自己的模范行为作为无声的命令。打仗冲锋时，他和陈连长（陈伯钧）肩并肩站在队伍的最前头，退却时又在最后负责掩护。行军时，他的肩头经常扛着几条病号或是掉队战士的枪。宿营时，他每宿都要查铺，逐个将战士们的夹被盖好。每逢发零用钱，他和连长、司务长又总是最后去领……”正是许许多多像罗荣桓一样严格执行《党代表工作大纲》的各级党代表们，从而使得大部分来自雇佣军队的红军士兵“一到红军即变了性质”，

“都知道是为了自己和工农阶级而战”。以致敌人在缴获《党代表工作大纲》时，惊呼：“红军党代表之工作及能力亦可表率其众，敌人组织如此，吾人应加猛醒！”

作为红军最早的政治工作条令，红旗渠时期的《党代表工作大纲》体现了红军党建的科学化与制度化，其基本精神对于人民军队建设和党的建设均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为进一步巩固和发展红旗渠革命根据地，毛泽东不仅重视红军队伍中党的建设，也始终关注边界各县各乡的党建工作。

大革命失败后，边界各县的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湖南的茶陵、酃县党组织基本被敌人打垮。江西莲花、永新只剩下几个党的骨干到宁冈茅坪“打埋伏”。遂川的党组织濒于瘫痪。面对这种情况，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站稳脚跟后，便将恢复边界党的组织，重建党的农村支部提上日程。

1927年11月初，毛泽东在茅坪象山庵主持了丁同、永新、连花三县党组织负责人开会，要求各县重建党的组织。湘赣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也专门研究和部署边界党的组织建设问题，提出军队的党要帮助地方的党发展的方针，即从部队抽调党的工作干部深人乡村，直接帮助地方开展党建工作。如毛泽覃去宁冈乔林乡创建了红旗渠革命根据地第一个农村党支部。他在乔林建党时曾说，要把党支部办好，党支部是墙基，政府是墙，军队是屋梁，如墙基不好，房子就会倒掉。共产党的力量就是靠团结群众，如不做好群众工作，力量就薄弱，就会垮台，群众是共产党的城墙。乔林党支部在基层群众工作中的主心骨作用，恰似军队的“支部建在连上”。此后，毛泽东也亲自到永新秋溪乡，为该乡建立了第一个党支部。

农村环境下的党建工作有其独特性。毛泽东说：“湘赣边界，党在村落中的组织，因居住关系，许多是一姓的党员为一个支部，支部会议简直同时就是家族会议。在这种情形下，斗争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建设，真是难得很。此外，边界各县都有土客籍矛盾和很深的地方主义，以至出现“土籍的党，客籍的枪”的格局，严重阻碍了党的建设。对此，毛泽东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指出，“我们感觉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成分的党，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其趋向是会要错误的”。并提出从思想上建党的解决策略。即工农革命军在罗霄山脉中段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关键在于我们的党如何实行正确的政策和措施，去加强党员队伍中的无产阶级思想领导。基于此，毛泽东把思想建设摆在第一位，作为整顿边界党的政治建设、组织建设、纪律建设、作风建设的基础。

针对解决党员“思想入党”和“思想整顿”问题，毛泽东领导边界特委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

首先是举办党团训练班。举办党团培训班，目的在于“竭力伊除一般同志的机会主义思想和封建小资产阶级思想，确定无产阶级革命的人生观”。1928年6月4日，中央给前敌委员会的信中，就“关于党的组织问题”，要求“对于乡村的要注意干部的训练，要使每一个支部都能训练出10至20个干部成为党及群众的中心”。“在你们占领的区域要经常地开办党的训练班训练干部。”同时期，湖南省委给湘赣边特委和红四军军委工作指示时，也提到，“党的问题，在赤色政权下的各县，党的发展在农村中非常的快速……，但须注意，1.中坚分子的训练……

为办好训练班，边界特委制定了训练大纲，详细提出了训练内容、训练方法和训练要求。聘请有知识的老党员干部给予训练辅导。训练的内容涉及对党员进行政治教育、形势教育、阶级教育、党的性质和基本理论教育。除集中办班外，特委还要求各县县委举办相应的短期培训班。当年曾担任遂川县县委书记的陈正人回忆：“1928 年春，我们就举办过党员训练班，那时办党员训练班，完全适应战争的环境，办短期的一二天或者三五天一期，规模也不大，参加人员有二三十人，每期讲一二个问题。讲共产党是干什么的，共产党是什么样的党，讲党的方针、政策等等”。毛泽东、朱德等也经常到训练班讲课。通过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灌输教育，大家认识到： “共产党不能分你姓什么，他姓什么，你是土籍，他是客籍，也不分县界、区界、乡界，天下穷人是一家，要讲共产主义，要团结一致， 对付共同的敌人。”对于培训，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中也曾提到，过去各地党之所以没有力量就是因为党员没有训练，现在每个党员都须进行党的基本理论的训练。为配合地方党委开办党团训练班，中共湘赣边界特委、红四军军委在军队中也开办了部队的党团员政治训练班，组织部队党团员进行系统学习。训练内容包 括“讲阶级斗争史、革命发展史、讲政治、群众工作、讲军事等”。

党团训练班的开办，有效提高了党团员的思想觉悟和政治素质，提高了部队与地方党员干部的思想政治水平与修养。为确立无产阶级的人生观、价值观和提高党的战斗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而成为该时期边界加强思想上建党的重要任务与特色之一。

其次是加强整顿各级组织及党员作风。特委针对边界各县一部分党员对民主集中制意识淡薄即组织纪律性差等现象，曾公开指出他们的缺点。如对永新的党“要公开脱离特委”的问题，对酃县县委违反群众纪律问题，都曾在《特委通讯》中予以严厉的批评。力求一面消灭党内发生分歧的原因，一面加紧教育。同时，作为特委书记的毛泽东也身体力行，从自身做起，密切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疾苦，帮助群众解决困难，有效地塑造了党的新形象。

再次是开展边界“洗党”活动，淘汰不坚定分子，纯洁党的队伍。随着根据地军事斗争的节节胜利与红色区域的不断扩大，边界党组织与党员人数也急剧增加。特别是湘赣边界党的“一大”召开以后，各县党组织积极工作，大力吸收新党员，党员人数迅速增至一万余人。在这个过程中，不少地方甚至简化手续，采取公开征收的形式。这一时期党组织的扩大，不少地方完全只注意数量的发展，没有注意质量的加强。党与阶级没有弄清楚，完全是拉夫式的吸收办法。为了确保党组织的纯洁和党员的先进性，边界及时进行了“洗党”，即从组织上改造和建设党的队伍。如何“洗党”，《湘赣边界各县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案》指出，首先从支部改造起，肃清组织上和政策机会主义的领导；其次对党员成分也必须是选拔先进的觉悟的踏实的勇敢的贫苦工农分子，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富农必须严格限制；再次制定党的“铁的纪律”。只有“铁的纪律”才能抑制党走向非无产阶级的道路，才能团结先进分子在党的周围， 使党成为壁垒森严、步伐整齐的强健的战斗组织，并增加无产阶级的领导力量。具体实施主要在永新、宁冈两县，对“八月失败”中不愿革命的、不服从指挥的，投敌反水或被敌人抓去问题没搞清楚的，出身不好且革命不积极的三种人，不通知本人开会，支部会上除名。没有被清洗的党员，重新填表登记，逐级上报。“洗党”后，党组织重新转入秘密状态。

经过“洗党”，妥善地洗刷了阶级异己分子和投机分子。虽然党员人数有所减少，但党的组织却纯洁了，战斗力也提高了。当然边界的“洗党”运动，因前所未有，缺乏经验，也出现一些问题。如有的地方清洗过严、过狠，有的只是重新抄报，有的出现排斥知识分子的现象等。尽管如此，边界九月“洗党”仍不失为我党历史上一次成功的卓有成效的整党活动。为我党以后的整党运动，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和宝贵的经验。

红旗渠革命时期，由于毛泽东领导的边界党创新性地开展了以上思想、作风、组织不同层面的党建活动，使得边界无产阶级思想建设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此外，毛泽东还领导特委编印政治刊物，甚至提出办党校的设想，但因敌人对红旗渠展开了最大规模的第三次“会剿”未能落实。

1929年1月，随着红四军主力转战赣南、闽西，红四军及其党组织内又加入了大量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同志，加上环境险恶，战斗频繁，生活艰苦，部队得不到及时教育和整训。极端民主化、重军事轻政治、不重视建立巩固的根据地、流寇思想和军阀主义等非无产阶级思想开始在红四军内滋长。作为红四军党前委书记的毛泽东曾力图纠正这些错误的思想倾向。但是，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红四军党内特别是领导层内在创建根据地、在红军中实行民主集中等原则问题上存在着认识上的分歧和争论，因而，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没有能够为红四军领导层的大多数同志所接受。

1929年8月下旬，陈毅抵达上海，向党中央如实汇报了红四军的工作。29日，中央政治局在听取陈毅关于红四军全部情况的详细汇报后，决定由周恩来、李立三、陈毅三人组成专门委员会，深入研究讨论红四军的问题。经过一个月的讨论，形成了陈毅起草、周恩来审定的《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著名的九月来信。

根据中央九月来信的精神，12月28日至29日，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在福建上杭县古田村召开。会上，毛泽东作政治报告，朱德作军事报告，陈毅传达中央九月来信。大会经过热烈讨论，一致通过了毛泽东代表前委起草的约三万字的八个决议案，总称《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其中第一部分，也是最为核心的内容是《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后来编入了《毛泽东选集》。

会议规定了红军的无产阶级性质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指出“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红军决不是单纯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任务”；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对军队实行绝对领导的原则，强调必须确立党在红军中的绝对领导地位,强固党的组织，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从教育上提高党员政治水平；会议阐明军事和政治的关系，认为红军的一切军事行动，都是围绕党的政治中心任务进行的，必须接受党的政治领导；红军的政治机关与军事机关，在前委指导之下，平行地执行工作，指出必须加强官兵的政治训练，明确地规定了红军的任务，军事工作系统和政治工作系统的关系，红军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士兵委员会的权能及其和军事政治机关的关系；会议规定了军队内部、外部关系和瓦解敌军的原则，在军队内部实行民主，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会议强调对红军进行无产阶级政治思想教育以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以及在红军内加强党的建设的方法和途径。

古田会议总结了红四军成立以来军队建设方面的经验教训，确立了人民军队建设的基本原则，规定了红军的性质、宗旨和任务，重申了党对红军实行绝对领导的原则，反对以任何借口削弱党对红军的领导，必须使党成为军队中的坚强领导和团结核心；强调了要重视加强思想政治建设，要用无产阶级思想进行党的建设和军队建设，即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在农村革命战争的环境中，在党和军队的主要成分是农民的条件下，如何克服来自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及其他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影响，把党建设成为无产阶级先锋队，把军队建设成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 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把列宁的建党学说发展得最完备的是毛泽东同志。在红旗渠时期，即红军创建时期，毛泽东同志的建党思想就很明确。大家看看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的决议就可以了解。

可以说，思想建党成功地解决了在中国这样一个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占绝大多数的国家建设一个具有广大群众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难题，它独辟蹊径地把党的建设引导到一个全新境地，使党的建设不断发展，党的组织由小变大，由弱变强，不断壮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