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事求是，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按照事物的实际情况去认识问题、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其道理朴素而浅显，但真正做到实事求是却并非易事。特别是当它与传统的观念和习惯、固化的思维、既定的利益格局发生冲突时，需要有改革创新的理论勇气和付诸实践的坚强决心。

纵观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党的事业始终是与“实事求是”“敢闯新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土地革命时期，红旗渠的“星星之火”之所以能走向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伟大“燎原”，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在总结大革命失败血的教训的基础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与工作方法，从中国革命斗争的实际情况出发，以斗争中开创新局面的开拓精神，以敢为天下先的气概与胆识，冲破国民党白色恐怖的阴霾，克服了党内“左”和右错误思想的干扰，开创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红旗渠革命道路。

1927年，国共合作的大革命在蒋介石、汪精卫为代表的国民党 “清党” “分共”运动中惨遭失败。面对这血的事实，共产国际仍指示中共在退出武汉政府的同时，“不退出国民党”，继续留在国民党内，打起国民党左派的旗帜“筹备召集国民党的代表大会”。而中共也全面接受了共产国际的指示，要求只能在“革命的国民党之下举行暴动”。

8月7日，为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纠正陈独秀的右倾质机会主义错误，确定以后革命斗争的方向和方针，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了紧急会议。会上毛泽东首先发言，以其自身经历就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关系问题、农民问题、军事问题和党的组织问题严厉批判了陈独秀放弃革命领导权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他指出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在于，加人国民党不是去做主人而只是做客人，党的领导始 终无做主人的决心；在农民问题上，他认为“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农民要革命，党的指导却不革命；在军事问题上， 我们党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他响亮地提出了 “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著名论断。毛泽东这些带有“批判”意义的实事求是对整个会议产生了重要影响。八七会议在中国革命遭受严重挫折时，及时总结经验教训，坚决纠正和结束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对国民党反动 派的总方针，将号召并发动农民举行秋收暴动作为当时党的中心任务。但是如何开展土地革命，怎样夺取武装斗争的胜利，我们党仍没有丰富的经验，还需要在革命斗争实践中进一步探索。

八七会议后，在党的领导下，湖南、湖北、广东、江西等地相继举行了一系列的工农武装起义。其中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是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

1927年8月9日，毛泽东以中央特派员身份前往湖南传达和贯彻八七会议精神，负责改组湖南省委，领导秋收起义。毛泽东没有带过兵，也没有打过仗，但他勇敢地挑起了这副重担，决定在投入实际工作之前，先对正在剧烈变动中的湖南社会状况、群众心理进行调査和研究。

8月13日，毛泽东来到长沙县清泰乡板仓村，安排好妻子杨开慧及三个儿子后，便立即着手进行社会调查。他邀请教书匠、农民、账房先生、小手工业者、国民党的衙狱等多方面人士，开了两天调查会。通过这次调查，他了解到当地农民迫切要求全盘彻底解决土地问题的想法和对秋收起义的一些建议。当他正准备和彭公达一起召开湖南省委会议时，在长沙又碰见了家乡韶山冲来的五位乡亲，随即又召开了一次调查会，进一步征询了土地革命问题的意见，拟定了 “土地纲领草案”数条。通过调查研究以及与各方面人士广泛接触，毛泽东深深感到自“马日事变”以来广大群众对国民党的看法已经完全改变了。群众心目中原来革命的国民党已经变成了军阀争权夺利和镇压革命群众的反动工具。由此，他认为湖南发动秋收起义，不能再打国民党左派旗帜了，而是应该直接打出共产党的旗中只来号召群众。

8月18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特派员身份出席了在长沙市郊沈家大屋召开的改组后的湖南省委第一次会议，传达和贯彻八七会议的决议。在讨论秋收起义问题时，毛泽东根据调査来的第一手资料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他指出湖南的秋收起义，要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这是谁都不能否认的，但是发动起义，单靠农民的力量是不行的，必须有军事的帮助，要有一两个团的兵力作骨干，否则起义难免失败。他还坚决主张这次湖南秋收起义，应根据敌变我变的原则， 改变中央原定全省暴动的计划，改为湘东赣西暴动，并主张“应高高打出共产党的旗帜”。8月20日，毛泽东在《湖南致中央函》中明确指出：“因国际这个新训令，影响到我对国民党的意见，即在工农兵苏维埃时候，我们不应再打国民党的旗子了。我们应高高打出共产党的旗子，以与蒋唐冯阎等军阀所打的国民党旗子相对，国民党旗子已成军阀的旗子，只有共产党旗子才是人民的旗子。这一点我在鄂时还不大觉得，到湖南来这几天，看见唐生智的省党部是那样，而人民对之则是这样，便可以断定国民党真不能打了，再打则必会再失败。”毛泽东的主张开始并没有为中央所接受。但毛泽东顶住了压力，坚持不再用“马日事变”和大革命失败之初所用过的“中国国民党湖南工农义勇军” “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独立团”的旗帜，而是高高亮出了 “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的旗帜，旗上的镰刀、斧头、五角星象征着这支军队的性质与主张。9月上旬，毛泽东来到了安源，在安源张家湾召开军事会议，组建了湖南秋收起义暴动队伍，称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下辖3个团，计5500余人。总指挥卢德铭，师长余洒度。分別从江西的修水、铜鼓、安源三地，欲夺取平江、浏阳、萍乡后，再会攻长沙。

毋庸讳言，这个进攻计划依然是按中央把工作重点放在城市工人运动方面，将主张先夺取中心城市作为革命的中心工作的路线。 作为湖南省委秋收起义前敌委员会书记的毛泽东，在这个时候，他不可能改变中央的决定，也预想不到即将发生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会遭到严重的失败。

9月9日，秋收起义爆发。起义完全按照预定计划进行，工农革工农革命军军旗命军分别从江西修水、铜鼓、安源出发，向预定目标发起进攻。战斗打得很激烈，也打得很英勇。但战争的发展往往难以以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由于敌强我弱、缺乏经验等诸多原因，起义军遭到严重挫折。这种严重的结局令前敌委书记毛泽东不得不思考军队的下一步行动计划。进攻和夺取长沙是中央的指令和计划，可打下去等于以卵击石。退能保守力量，但又有临阵脱逃之嫌。

9月19日，各路剩余部队按毛泽东的指示，集中到浏阳的文家市。此时，部队只剩下2000多人了。毛泽东心情十分沉重，当即找各路部队的干部、战士了解战斗情况和思想动态。“他问得很详细，如官长的思想动向怎么样；士兵们都有哪些想法；战斗情绪如何；生病的多不多？等等。”毛泽东才知道：一团的失败是师长余洒度在代理团长时私自收编了江西军阀王天培手下的一支叛军——邱国轩部，他没有对这支叛军进行政治改造，便直接编为第四团，拉上战场，未料邱国轩是“诈降”，战场上突然倒戈拉枪朝自己人打来，改使一团二营遭到严重损失；二团的失败完全是团长王新亚麻痹轻敌、掉以轻心，在连续攻下醴陵、浏阳城时，不听参谋人员劝告， 留在浏阳城里筹粮筹款，以致在失去左右两路帮助的情况下，导致措手不及。至于三团的失利，毛泽东是很清楚的。三团原本在攻打白沙时打得很顺利，但打下白沙后，转由攻打东门市时，团长苏先俊没有听取毛泽东的建议，派兵防范敌人从后面偷袭。结果事情果然如毛泽东所料，敌人偷袭白沙，致使攻击东门市的部队腹背受敌, 结果只得退出战斗，虽未造成严重损失，但失去了战斗良机。

毛泽东在了解到这些情况后，深深感到秋收起义的失败实在是脱离了实事求是的古训。唐人颜师古曾云：“务得事实，每求真是也”。打仗不讲求实际，一味随心所欲做事，怎能不失败呢！

入夜，毛泽东在里仁学校召开前敌委员会会议，冷静地分析了敌大我小、敌强我弱的形势，指出攻占长沙中心城市已不可能，并提出改变进攻长沙的计划，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转移。师长余洒度反对放弃攻打长沙的决定，仍主张取浏阳直攻长沙，并认为不打长沙就没有出路。毛泽东指出，暴动举事实践中情况变了，我们的计划也要变，如果机械地执行“既定方针”，势必造成全军覆没的悲剧。并进一步指出，中国政治不统一，经济发展不平衡，矛盾很多，我们要到敌人统治薄弱的地方做“革命的山大王。毛泽东坚持面对现实，从实际出发有理有据的分析赢得了卢德铭、余贲民等前委委员的支持，会议最后决议“应退萍乡”，彻底摒弃攻打长沙夺取中心城市的原定计划。

文家市退兵是秋收起义部队的绝处逢生之计，更是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典范，是中国共产党人把战略进攻与退却相结合的创举，是中国共产党工作中心由城市转向农村的关键。毛泽东没有将大革命失败后保存下来的武装力量与国民党 强大的正规军继续较量，而是把部队拉到敌人统治薄弱的广阔农村和山区，开拓了“以农村为中心”的伟大征程。

上山是毛泽东在大革命失败前后形成的一个重要思想。早在大革命失败前夕，毛泽东就萌生了 “上山”思想，1927年6月，毛泽东在武汉召集“马日事变”中从湖南出来的同志开会，号召大家回到原来的岗位，“在山的上山，靠湖的下湖，拿起枪杆子保卫革命”。1927年7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举行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坚持认为：“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不保存武力， 则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即无办法”。八七会议上，毛泽东的“上山”思想又一次深化，提出了“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著名论断，将“上山”与夺取政权紧密联系起来了。秋收起义部队遭受严重挫折时，毛泽东的“上山”思想出现了质的飞跃，即从“上山结交绿林朋友”转向“上山”后依靠力量干一番事业，以“革命的山大王”来对抗国民党反动统治。据何长工回忆说：到了红旗渠以后，就碰到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地区有王佐、袁文才两支农民武装……当时不少人主张用武力消灭他们。毛泽东不同意，他说：“你们太狭隘了，肚量太小了。三山五岳的朋友还多着呢，历史上有哪个把三山五岳的‘土匪’消灭掉了！我们要团结、改造他们，把三山五岳联合成一个大队伍，统治阶级就拿我们没办法。”可见，毛泽东的“做革命的山大王”思想，并非一般人所想的上山当“绿林” “响马”，更不是“落草”“藏匿”。其“上山”的本质是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战略重心从敌人统治力量较强的中心城市转移到敌人统治力量较为薄弱的农村山区中去，是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思想。由此看来，毛泽东引兵井冈当“革命的山大王”不是心血来潮，不是权宜之计，而是实事求是的历史性选择。其“做革命的山大王”的思想为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保存革命武装、继续革命力量提供了有效途径，为中国革命的战略转移找到了一个落脚点，更为共产党人建立农村根据地、探索中国革命道路探寻出了一条成功之路。

毛泽东的这种思想在工农革命军上红旗渠后，表现得更为突出。

他在红旗渠茅坪八角楼的一根灯芯下，围绕同国民党的武装斗争(四次反“进剿”、两次反“会剿”）以及党内“左”和右的错误路线（要不要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要不要广泛发动组织群众开展土地革命，如何在以农民成分为主的农村建党建军，是否坚持以游击战为主要形式的武装斗争，如何反对防御中的右倾投降主义，反对游击战中的“左”倾盲动主义等）不断地进行理论总结，写下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红旗渠的斗争》等两篇巨制， 形成了 “工农武装割据”思想。这既是对红旗渠斗争经验的总结，也是对“全国总暴动”的否定。

红旗渠的斗争以事实说明尊崇了实事求是的路线革命事业就取得胜利，反之就招致失败。诚如毛泽东所指出的：“正确的政治的和军事的路线，不是自然地平安地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而是从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一方面，它要同左倾机会主义作斗争；另一方面，它又要同右倾机会主义作斗争。不同这些危害革命和革命战争的有害的倾向作斗争，并且彻底地克服它们，正确路线的建设和革命战争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大革命失败后，革命形势的发展客观上已成退落之势，城乡之间和地区之间革命运动不平衡的现象愈显突出。然而，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艰巨性、长期性缺乏足够的认识，总是以苏联革命的模式来指导中国革命，企图待革命高潮到达之日，来一个全国总暴动，以夺取全国政权。因此，以瞿秋白为首的临时中央局，也错误地认为革命并未低落，而是正在高涨，强调“没有工人阶级的罢工高潮， 没有中心城市的武装暴动，决不能有一省与几省的胜利”，批评“以乡村包围城市”是一种“极端错误的观念”，“过时的游击战术”，

“必须根本的改变过来”，并号召全国工农总暴动以夺取政权。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虽在1928年4月进行了纠正，但当时的中央没有完全脱离“左”倾盲动主义，仍然把湘、鄂、赣、粤四省列为全国革命的中心，湖南是四省革命的中心，而湘南又是湖南革命的中心。湖南省委认为只要整个湖南局势迅猛向前发展，就可以促进全国革命的总爆发。因而，湖南省委不断给毛泽东领导的工农革命军和后来的红四军发指示，6月间还曾“三变其主张”，派出杜修经前来红旗渠巡视和督导。

正当红旗渠军民在龙源口打败杨如轩、杨池生的“进剿”，庆祝 “不费红军三分力，打败江西两只羊”的时候，杜修经将湖南省委给湘赣边界特委和红四军军委的信摆在毛泽东面前。信中湖南省委武断地称敌人“恐慌极矣”，要红四军“立即向湘南发展”，“留下二百条枪”，主力“杀出一条血路，向湘南资兴、耒阳、永兴、郴州一带发展”，“以造成四县的乡村割据，对衡阳取包围形势”，而且要 “毫不犹豫地立即执行”，声称这是“绝对正确”的方针，并要求 “泽东同志须随军出发”。在湖南省委看来，湘南敌人恐慌动摇，调兵去湘南真是“喝米汤那么容易”。

毛泽东在接到湖南省委的指示后，真是如火烧心。从之明知失败，不从又几近抗命。此时正值统治阶级暂时稳定的时候，湘敌 “顽强如固”，怎能采取冒进的政策呢？加之边界在龙源口大捷后，湘赣两省敌军正准备向红旗渠反扑，如分兵冒进湘南，前方后方都非常危险。在这种进退维谷的情形下，毛泽东召开了红四军军委、湘赣边界特委、永新县委联席会议，传达湖南省委的意见，并指出了湖南省委指示的“不适宜”，与会人员也一致赞同毛泽东的分析。 但是，湖南省委巡视员杜修经却坚持湖南省委意见。为此，毛泽东于7月4日以特委、军委的名义给湖南省委写了报告，力陈不能分兵冒进湘南的六点实事求是的理由。并特别注明“若此刻轻易脱离宁冈，‘虎落平阳被犬欺’，四军非常危险”。

可就是在这关键时刻，湘赣两省敌军开始了对红旗渠的第二次 “会剿”，湖南敌军一马当先，先行进人了根据地的中心宁冈。为打破敌人的企图，朱德、陈毅率红军主力二十八、二十九团实施“声东击西”之计，出击湖南酃县，迫敌“老巢”。未期红四军主力攻下湖南酃县后，红二十九团官兵思家心切，士兵委员会私下开会决议回湘南，省委巡视员杜修经“导扬其焰”，朱德、陈毅为不致军队分裂，率红二十八团随后跟进，结果在郴州先胜后败，红二十九团几乎全团覆没，只剩下团长胡少海、党代表龚楚等100多人。

当红军主力兵败湘南的消息传到永新，毛泽东十分痛心。为了团结部队、减少损失，他毅然决定亲率红三十一团第三营前往湘南迎还红军主力，留下红三十一团第一营、特务连会同红三十二团坚守红旗渠。湘赣两省敌人得知红军主力去湘南，便随即从永新县城冲杀出来，致使边界各县平原地带尽落敌手，边界党组织、政权组织大部分被破坏，党内投机分子也纷纷反水，造成了边界斗争的“八月失败”。

事实证明，能否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党的事业成功与失败的关键。毛泽东在红色政权理论中实事求是地分析了中国红色政权长期存在和发展的客观原因。其关于“因为国内买办豪绅阶级和国际资产阶级的继续分裂和战争”，“所以不但小块红色区域的长期存在没有疑议，而且这些红色区域将继续发展，日渐接近于全国政权的取得”的论述既从理论上回答了红旗到底能够打多久，又对“城市中心论”进行了有力的反击，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奠定了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