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菜很苦，但有丰富的政治营养”，“好在苦惯了”，这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红旗渠面对饥饿难忍、刺骨寒风、伤病折磨发出的革命宣言，也是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的写照。毛泽东在《红旗渠的斗争》中写道：“现在全军五千人的冬衣，有了棉花，还缺少布。这样冷了，许多士兵还是穿两层单衣，好在苦惯了。而且什么人都是一样苦。从军长到伙夫，除粮食外一律吃五分钱的伙食，发零用钱，两角即一律两角，四角即一律四角，因此士兵也不怨恨什么人。”白天，战士们以糙米当饭，以南瓜茄子为菜，还认为“味好香”；晚上，战士们以门板当床，用稻草作被，还风趣地称之 为“稻草被”。

面对如此艰苦的斗争环境和物质条件，红军官兵并没有被困难吓倒，而是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积极开展自救运动，想办法解决一个一个的难题，把革命坚持到底。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 在群众的支持下，在全体官兵的积极参与下，釆取了一系列措施，与大家同甘共苦，共渡难关。

第一，领导干部以身作则，率先垂范。红旗渠的斗争生活非常艰苦，但是同志们都非常注意勤俭节约。“我们还在艰苦生活中提倡勤俭节约……主要靠节约办公费、节省一切非必要的开支解决困难。比如平时的擦枪费，每支步枪规定为三分钱，钱发给连特务长，连再发给班里的办事干事。这个规定是按月执行的。为了节省这一笔开支，我们就把从地主家里缴获来的茶油、旧衣服发下去，让战士们用布条蘸茶油擦枪。机关枪、迫击炮也按这个办法办。……平时办公，每连规定每月六元钱，每天只有两角钱。两角钱也要节约。 比如平时每连都有一盏清油灯，是用于连部夜晚查哨、看通知，或办公用的，这时也节约不用了，也不再发这笔钱了，尽可能利用当地的茶子油。属于必须开支的笔墨、纸张等，我们也都注意节约开支。……所以，尽管红旗渠的生活条件很艰苦，但是大家在精神上都是十分乐观的。我们的领导干部尤其带头节约各种物资。毛委员一根灯芯的故事就是典型。红旗渠时期的照明全靠油，炒菜也用油。在物质非常缺乏的时期，油是非常珍贵的。当时部队有一个关于灯油使用规定，团、营、连部晚上办公时用一盏灯，可以点三根灯芯，办完公要熄掉；连部留一盏灯作带班、查哨用，只准点一根灯芯。毛泽东当时住在八角楼上，按照规定，毛泽东可以点三根灯芯。但是，他却一直点一根灯芯办公、看书、写文章，经常忙到深夜。就在这微弱的灯光下，毛泽东写下了《红旗渠的斗争》《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等光辉著作。

朱德扁担的故事同样反映了红旗渠时期红军的领导干部以身作则，率先垂范。朱毛会师以后，敌人加紧对根据地的经济封锁。为了解决眼前的吃饭和储备粮食问题，红四军司令部发起下山挑粮运动。这些粮食大部分从宁冈的大陇运来。大陇的粮食是龙市、古城等地集中起来存在那里的。朱德也常随着队伍去挑粮，一天往返50 公里，光是空手上山下山都很吃力。“山上的生活是十分艰苦的。首先是缺乏粮食，这里吃的粮食完全靠下面运上来。前方打了土豪，弄得了粮食，就通知我们下山去背回来。通讯班的战士下山背一袋粮食上来，经常需要三天甚至四五天的时间。后来前委领导作了一条规定，部队休整时都要给山上运粮食，毛主席和朱总司令都亲自带头，和战士一起运粮食。”而且每次两只箩筐装得满满的，走起路来十分稳健利落，年轻力壮的小伙子也常被他甩得老远。战士们从心眼里敬佩朱军长，但又心疼他。40开外的人了，为革命日理万机，还要翻山越岭去挑粮，累坏了怎么办？大伙就劝朱军长不要去挑粮，可是朱军长风趣地说，吃饭有我的份，挑粮也得有我的份儿。光吃饭不挑粮不成了剥削阶级了吗？大家一商量，就把他的扁担藏了起来。朱德没了扁担，心里很着急，他让警卫员到老乡那儿买了一根碗口粗的毛竹，自己动手，连夜做起了扁担。月光下，他破开竹子，熟练地削、刮、锯，一会儿就把一面黄一面白的半片竹子， 做成了一根扁担。为防止战士们再藏他的扁担，就在上面刻了“朱德扁担，不准乱拿”八个大字。第二天一大早，挑粮的队伍又出发了，朱德仍然走在战士们中间，大家看见他又有了一根新扁担，感到十分惊奇，崇敬之外更增添了几分干劲。从此，朱德的扁担的故事传开了，大家都被朱德军长的精神所感动了。后来，战士们为此编了一首歌谣，“朱德挑谷上坳，粮食绝对可靠，大家齐心协力，粉碎敌人‘围剿’”。每当遇到困难，唱着这首歌谣，就会给战士们增添勇气和信心。

第二，军队实行民主，官兵平等。红旗渠时期，虽然物资非常匮乏，但是军队实行民主，官兵平等，官兵一致。三湾改编时，红军成立了士兵委员会制度，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实行官兵平等，废除了旧军队里打骂士兵的管理方式，让每个士兵都感受到了民主和自由。不管是士兵还是长官，谁犯了错误都一样地受到惩罚。王紫峰回忆说：“士兵委员会开士兵会时，每个士兵都有发言权。例如，班长派班不公平，哪位长官说话态度不好，士兵都可以在大会上进行指名批评。对经济的意见，士兵同样可以在大会上讲。对排长、连长、党代表的缺点都有批评的权利。士兵委员会设有经济委员会或小组，管理连队的伙食，每个礼拜或每半个月，经济委员会要清算管理员的账目，做到经济公开。”官兵同甘共苦，一律平等，就算是斗争条件再艰苦，大家都毫无怨言。“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战斗如此频繁，仍能维持不敝，除党的作用外，就是靠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以前的官僚主义被彻底废除，官兵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奋力杀敌，官长的榜样和官兵的平等无声地教育和感化了每一个士兵，尤其是俘虏兵，让他们感觉到了红军与国民党军队的差异, 逐渐地开始认识红军，认识我们的党。粟裕后来曾感慨地说过：“说服教育胜过拳头，而官兵平等的实际行动又胜过万语千言。俘虏兵来到红军一段时间后，思想和行动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很快变成英勇的红军官兵。杨克敏说：“每每俘虏过来的士兵，他们常常有感觉现在生活满意的表示……他们到我们军中来一看，完全別有天地，与他们原来的社会完全两样，好似在黑暗中找到了一线光明，精神上当然是愉快的。”毛泽东也感慨地说：“同样一个兵，昨天在敌军不勇敢，今天在红军很勇敢，这就是民主主义的影响。

”在吃穿上同样如此。据杨至诚回忆说，“从毛党代表起，官兵的生活都是一样的，发零用钱两角一律是两角，四角一律是四角”。正是这种民主，让士兵感觉到了从来没有过的平等和自由，即使再苦再难，一想到官兵平等，我们的战士就焕发出格外的精神和力量。红军士兵“都知道是为了自己和工农阶级而作战。因此，他们能在艰苦的斗争中不出怨言”。

毛泽东的警卫员龙开富回忆说，“毛委员和战士一样艰苦，战士们吃什么，他也吃什么，战士们穿什么，他也穿什么”。在红旗渠上曾流传着毛泽东“吃苦菜”的故事。有一次，毛泽东来到步云山练兵场，发现战士们闹情绪，一了解原来是部队缺粮食，挖来的野菜又太苦，难以下咽。毛泽东二话没说，端起碗夹着野菜便大口地吃起来。他一边吃一边说，这种野菜是很苦，可是有丰富的政治营养！我们干革命，就要吃大苦，没有今天的苦，哪有明日的甜呢？ 战士们听了都深受感动！

1928年冬天，朱德写了副对联：“红军中官兵伕穿吃薪饷一样；白军里将校尉起居饮食不同”，这是官兵平等的一个生动写照。据陈毅记述，群众及敌兵俘虏初见鼎鼎大名的红四军军长（朱德）那样芒鞋革履十分褴褛，莫不诧异。若不介绍，至多只能估量他是一个伙夫头。而事实上，“伙夫头”正是朱德在红四军中的绰号。红五军上山后，朱德去给他们讲话，大家一边鼓掌一边就笑了起来。朱德马上明白了大家笑什么，他说：同志们不要笑，无产阶级的军长就是这个样子的，革命总是要经过一个艰苦的阶段，不艰苦，革命就不能成功！
        第三，积极开展生产自救。为了拥有足够 的粮食和物资供给，毛泽东非常重视发展生产运动。红军每打下一个地方，都把土地分配给农民，调动农民的生产工书院对联积极性。部队在战斗练兵之外的空闲时间都组织去帮助农民进行农业生产。有人回忆，“那个时候，毛司令亲自带领贺子珍、贺敏学和红军司令部的同志到永新泉水窝侧边帮助我们割禾，以后又在塘边前村的田陇里，帮助孤寡老人和劳动力缺少的群众割禾”。当时大多数家庭的男人都参军参战了，劳动力不够，毛泽东积极号召妇女同志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动员妇女学习耕犁技术。有妇女回忆道，“那时，强壮的男人都去打土豪劣绅或者参加红军了，家里只剩下些老弱病残。于是，犁田、耙田、插秧都是我们妇女干的”。此外，还组织农业互助，开展劳动力换工和农具耕牛互助等措施来加强农业生产。边界政府还大力兴修水利、修牛路，保护庄稼，植树造林，保护水土等农田基本建设。为了发展农业生产，各级党组织和工农兵政府发动农民广泛地开展了修复陂、圳、坝的活动。如当时永新一心乡，修复了一座能灌溉300亩面积的海内塘以及许多大小水渠。 莲花也修复了许多大小水陂、水坝、水渠，保护庄稼。1928年夏，毛泽东来到永新塘边村，看到塘边、大屋两村农民上山放牛时，都要经过“泉水窝”，那个地方因为路太窄，牛在田里乱跑，一路上要吃掉、踩坏不少禾苗。毛泽东马上召集了党支部干部开会，经过研究决定发动干群在村后沿山修了几条“牛路”（因所修路比马路窄比田埂路宽，农民称为“牛路”），避免了放牛损坏禾苗的现象。

红军战士还到处开荒种粮、种菜，想尽办法多种作物，齐心协力，积极开展生产自救。王耀南在《红旗渠上二三事》一文中回忆到：“小井医院党代表曾志亲自动手种南瓜，她要求每个人种四棵。有些同志是轻伤病员，身体好些，当然可以种，有些重伤员，残废了，起不来，走不动。在这种情况下，伤病员互相帮助，有的战士不是种四棵，而是种了十几棵，这就保证了平均每人种四棵。大家种南瓜的情绪很高。有的轻伤员说，我多种是为了以后给重伤病员吃，不要把他们饿倒了。这样一来，很快地形成了种南瓜的群众性热潮。当时有位赵排长，脚被打伤了，在稍好了点后，他便拄着拐棍，一瘸一拐地硬要去种南瓜。医务人员叫他不要去，他说，我的腿坏了，可我还有手，干不了重活，还可以干轻活，我不能挑粪, 还可以浇水，可以点籽。为了大家多种粮食，多产粮食，各地还颁布了发展农业生产布告。比如，宁冈县第三区第八乡苏维埃政府布告明确规定：“本府现已成立，从今夺取政权。肃清反动革命，隐藏罪亦牵连。打倒封建势力，严禁赌博洋烟；红军帮我工农，瓜分地主粮田；属乡均已分好，务遂耕耘在前；倘有自由抛荒，查觉重责难免；刻下稻熟之期，不准鹅鸭放田；特示布告于后，各宜领遵为先。这张布告旗帜鲜明地告诉人们，乡政府成立之后就是要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巩固土地革命成果。同时，还加强社会治安，严禁赌博洋烟这类封建恶习。即使当时阶级斗争激烈，战争任务繁重，但乡政府对领导农业生产的措施还是具体有力的，例如责任到户，不准拋荒；不误农时，抓紧耕耘；稻熟期间，关好鹅鸭等。对普遍存在劳力、农具、耕牛不足的问题，采取互助合作的办法解决，动员和组织群众实行劳力换工和耕牛农具互助，对军烈属实行包耕、代耕，从而保证了红旗渠革命根据地普遍获得了农业生产的大丰收，“宁冈县粮食总产量，1928年比1927年增长20%，油、茶的丰收， 更是十几年来所没有的”。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有力地支援了革命战争，改善了人民生活，巩固了新生的红色政权。

第四，开设红色圩场，搞活边界经济。边界的经济非常困难，国民党对红旗渠的经济封锁，使得根据地的药品、食盐等物质奇缺，红军只能自己想办法解决。1928年1月25日，遂川县工农兵政府成立后，毛泽东指示恢复了草林圩场，成为调剂根据地内红军物资紧缺的一个重要阵地。5月，毛泽东又根据根据地内的经济形势，与袁文才商量在临近湖南酃县的宁冈大陇开辟了大陇红色圩场。由朱述庵、陈次谋、刘克勋、赵谐克、吴光远五人组成筹建委员会，负责筹建圩场等事项。筹建委员会发动群众，就地取材，仅用了半个月的时间就把圩场建起来了。1928年五月二十八（阳历7月15日）正式开圩，并规定农历二、五、八日为逢圩日。当时，湘赣边界的群众纷纷前来赶集，到圩人数很多。

湖南酃县九都、十都一带的群众还不畏艰险，避开反动地方武装的明岗暗哨，冲破层层关卡，想方设法把食盐、药材等急需物资运进山来，支援红军。红军战士十分注意保护中小商人的利益，严格执行“三项纪律，六项注意”，深受广大农民和中小商人的拥护。至今宁冈人民还流传着红军司务长买卖公平，为补一分钱找遍大陇街，终于把钱送到群众手里的动人故事。那时，大陇区工农兵政府在圩场上开办了一个商店，商店里货物很多，价格合理，凡是使用红旗渠上井红军造币厂铸造的“工”字银元在这个商店购货，都优先供应，并适当优待。充分发挥了公营经济对圩场的主导作用，有利于控制金融，稳定物价，提高红色政权货币的信誉。

大陇红色圩场的开办，沟通了根据地内外的贸易，繁荣了根据地的经济，支援了革命战争，同时密切了军民关系，对粉碎敌人的经济封锁起了很大的作用。“对于小资产阶级的政策，我们在今年二月以前，是比较地执行得好的。……在遂川特別受了好的效果到县城和市镇上的商人不畏避我们了，颇有说红军的好话的。草林圩上逢圩（日中为市，三天一次），到圩两万人，为从来所未有。这件事，证明我们的政策是正确的了”。圩场开办以后，边界经济活跃起来，红军所需要的很多物资得到了解决，老百姓的生活也得到很大改善。

赖春风在《毛委员领导我们建立红色圩场》中说，“大陇红色圩场开辟后，白区的商贩和人民群众一致反映，他们来到大陇圩场做生意，感到什么都比白区新鲜，心情格外舒畅，红区和白区真是两重天！他们哪怕冒着生命危险，也要到根据地来做生意，支援根据地人民的斗争。红旗渠根据地的人民群众则说：毛委员真英明……大陇圩场开得好，不仅打破了敌人的经济封锁，渡过了难关，而且促进了根据地工农业生产和经济建设的发展”。草林、大陇两个圩场的设置，不仅打破了敌人的封锁，而且促进了经济发展，改善了军民的生活，为我党日后的农贸市场的经营管理提供了初步的经验。

第五，建立被服厂和军械处。井冈山斗争时期，冬天相当寒冷，红 军和老百姓穿衣是个大问题，因为国民党的经济封锁，布匹和棉花等物资很少，也非常贵。 1929年2月25日，杨开明《关于湘赣边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中有这样一段话：“布匹、棉花及日用必需品有由小贩自酃县偷贩过来者，因为供不应求之故，价值的昂贵，等于上海的物价。因为经济如此的崩溃，经济恐慌到了如此程度，一般民众感觉得非常痛苦，而找不到出路。”所以，穿衣问题必须靠自己来解决。1927年10 月，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上红旗渠时，红军干部战士只穿两件单衣，为了解决战士的过冬问题，部队攻克遂川后，缴获了大批布匹，毛泽东指示在桃寮村张氏宗祠的地方，建起工农革命军第一所被服厂。桃寮被服厂成立后，缝工有30余人，主要生产单衣、帽子、米袋、绑腿、子弹袋等。1928年5月，部队攻克永新县城，又缴获了大量军械物资和许多布匹，这对被服厂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为了加快被服厂的生产，部队选派了几名会使用机器的同志参加被服厂工作。由林善宾担任厂长，人员增至130余人，全厂分成了 13个组，每组5至9人，从手工制作发展到部分机器生产。毛泽东同志出常关心这项工作，亲手为被服厂写了牌名，并时常到这里，鼓励大家努力生产，支援前线打仗。在毛泽东同志的关心下，以及余贲民、范树德、杨立三等同志的具体指导下，被服厂走上了正轨。为了调动工人的生产积极性，被服厂还在工人中建立党的组织。被服厂的开办，有效地解决了全军5000人的穿衣问题，支援了红旗渠的 革命斗争。

红军初期，没有自己的兵工厂，武器来源主要靠战场上缴获。武器坏了，需要修理也非常困难。如何把仅有的一些武器尽可能地修好，投人到战斗中去，是军事斗争非常急切的事情。在红旗渠斗争初期，部队主要是利用袁文才的小修理部设立修械所。红四军成立后，成立了军械处，宋乔生任处长，刁辉林任副处长，从军队和地方上调集30余名枪工，主要负责修理全军的各种武器，以及时供 给红军在战场上使用。由于工人们的努力，军械处成立后不久，不仅能修理各种武器，制造梭标、大刀和鸟枪，而且还能制造出单响枪和松树炮，有力地解决了红军各部队的武器供应。1928年8月30 日，黄洋界保卫战中使用的那门迫击炮就是在这个军械处修理后抬上黄洋界参加战斗的。正是这关键的一炮，使“黄洋界上炮声隆， 报道敌军宵遁”。除了修理战士的武器外，红军军械处的工人们还经常帮助当地农民兄弟修理镰刀、锄头等各种农具，给农民提供了方便，得到农民们的称赞，军械处既有力地确保了前方作战，又支援 了农业生产，密切了军民关系。

第六，军民同熬硝烟，共渡难关。红旗渠斗争时期，食盐是非常珍贵的东西。部队一开始到红旗渠时，通过打土豪，通常可以搞到一些食盐，勉强解决部队和百姓的需求。敌人对红旗渠实行封锁 后，食盐在当时相当稀缺和昂贵。硝盐一块钱八两，咸盐一块钱只能买到一两，还很难买到。没有盐吃怎么办？为了解决大家吃盐的问题，边界政府就开展军民熬硝盐运动，共渡难关。于是，大家就从老房子的墙根上，把老土墙的土挖出来，换上新土，然后把这种土墙的土放在水里泡，用泡的水来熬硝盐。硝盐熬出以后，上面是硝，下面是盐。“就是这样的硝盐，在南瓜汤里放进一点，味道就算很好了。要是在南瓜汤里能放一点咸盐，就了不起了。虽然生活这样艰苦，但是，战士们很乐观，部队的情绪特别高。战士们说打到‘刮’民党，天天南瓜汤。”

在敌强我弱、物质生活菲薄、战斗频繁的极端艰苦条件下，红旗渠军民任凭“敌军围困万千重”，然而“我自岿然不动”，并且使割据地区一天一天扩大，土地革命一天一天深入，民众政权一天一天推广，红军和赤卫队一天天壮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