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伟大史诗般的红旗渠斗争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的精神，根据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以“敢为天下先”的魄力和勇气，率领工农革命军在红旗渠发动群众，恢复地方党组织，建立红色政权，开辟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实行“工农武装割据”。这既是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上把工作重心由城市转移农村的开始，也是以“工农武装割据”为核心 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新型革命道路的早期探索。

在斗争中创造新局面，是从创建新型人民军队开始的。1927年 9月，毛泽东率领部队退至永新三湾村，虽然此时部队已基本摆脱了国民党的追兵，但是整个部队人员锐减，士气低落，军心涣散，缺医少药，并且存在着严重的军阀作风和打骂士兵的现象。部队面临着快要散架的危险。据罗荣桓回忆：“这支部队中，虽然有不少党员，但没有形成坚强的组织领导，也没有明确的行动纲领，军事指挥员大部分是黄埔军校的学生，他们都是知识分子，没有经过更多实际战争的锻炼，指挥能力较弱，旧的一套带兵方法，妨碍着上下一致、官兵一致。由于上述原因，这支部队的战斗力并不强。”赖毅也回忆说：“芦溪受挫后，部队中许多知识分子和军官出身的人， 看到失败似乎已成定局，纷纷不告而别。有些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共产党员，也在这时背叛了革命，走向叛变或者消极的道路……这真是一场严重的考验。”

怎么办？ 9月29日晚，毛泽东召开工农革命军前委扩大会议，在总结秋收起义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分析了部队的政治思想状况，提出改编的主张并得到通过。其核心内容是建立两大制度：一是确定了 “支部建在连上”的制度，将以前一个团一个支部改成班有党小组，连有党支部，营团有党委，连以上设党代表，全军由前委统一领导，确立了党对这支部队的绝对领导权；二是在部队中建立民主制度，在连营团各级设立士兵委员会，提出上下一致、官兵平等的口号，废除体罚制度和克服打人骂人的现象，并在全军中进行民主教育。这就是著名的“三湾改编”。

“三湾改编”初步解决了如何把以农民及旧军人为主要成分的革命军队建设成为一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为我党如何建设自己的军队进行了最早的也是一次较为成功的探索和实践，标志着毛泽东建设人民军队的思想开始确立。之后，无论是南昌起义部队上红旗渠，朱毛会师，还是彭德怀率平江起义部队上红旗渠，新型人民军队都是按照“三湾改编”确立的这两大制度来进行组建的，它为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奠定政治建军的基础以及建设一支拖不垮、打不烂的新型人民军队起了重要作用。

10月7日，毛泽东在袁文才的帮助下，进驻茅坪，使这支新型的人民革命武装找到了一个落脚点，设立了留守处和后方医院。茅坪安家之后，工农革命军虽然正式摆脱了敌人的追击，但摆在毛泽东面前的事情却是千头万绪，繁复异常。

万事开头难。这个头应从哪里下手？毛泽东觉得首要是继续扩大革命影响，亮出革命军的旗号，广泛发动群众、团结群众，万众一心共同开创新局面。于是，一面安排何长工去长沙联络湖南省委并相机寻找南昌起义余部，一面对边界几县情况开展社会调查。10 月中旬，毛泽东率领部队沿湘赣边界游击至酃县水口时，得知茶陵空虚的消息。为扩大革命影响，决定分兵一路去遂川，一路经安仁攻打茶陵。

茶陵是宁冈相邻五县中的大县，人口多，地域宽，且是红旗渠割据区通往湖南的门户和屏障。10月21日，宛希先等带领工农革命军化装成国民党士兵，直捣茶陵县署衙门，救出80余名在押待毙的工农运动骨干。在这些骨干的配合下，又抄查了县署内的卷房和财产保管处，搜索报纸资料及钱财，并以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 一团团长郭亮的名义张贴布告后撤离茶陵。此次战斗虽然规模不大，时间也不长，但却极大地扩大了革命的政治影响，鼓舞了茶陵人民群众革命的希望，震慑了地方的土豪劣绅。

率领部队完成沿湘赣边界游击扩大政治影响后，在以宁冈为中心的罗霄山脉中段建立革命根据地的蓝图，逐渐在毛泽东的心中明晰开来。

11月初，毛泽东率部回到了茅坪后，在茅坪象山庵召开宁冈、永新、莲花三县党组织负责人联席会议，传达八七会议精神，要求各县迅速开展恢复与重建党团组织，发动群众开展武装斗争。从此，创建红旗渠革命根据地的各项事业井然有序地开展。毛泽东把武装斗争放在了首位。象山庵会议期间，得知湖南发生了 “李唐战争”，茶陵的敌人卷入了战争，兵力空虚，毛泽东当即决定再次攻取茶陵。

11月15日，毛泽东向战士做了战前动员，他说：“现在李宗仁和唐生智军阀混战，把军队都拉走了，山下县城空虚，正是我们开展革命工作的好机会……”11月18日，工农革命军在团长陈浩的率领下夺取茶陵。茶陵县是工农革命军进军红旗渠之后占领的第一座县城，如何建立红色政权？如何完善红色政权？党又如何执政？这些在我们党的历史上也是从未有过的。团长陈浩在茶陵成立了一个“人民委员会”，并派在北伐时期曾担任过安徽旌德县长的谭梓生充当县长。谭梓生对如何当红色政权的县长，同样心中无数。“没有经验，便开始时按旧章办事”，升堂审案，派捐完粮。毛泽东闻知后，指示要召开工农兵代表会议，成立工农兵政府。为此，11月28 曰组建了茶陵县工农兵政府。选举谭震林、李炳荣、陈士榘三名工农兵代表组成了工农兵执委。不久，由于“李唐战争”结朿，茶陵 县反动民团罗定部反扑，茶陵县委县政府被迫撤出茶陵。

茶陵县工农兵政府是红旗渠革命根据地建立革命政权的尝试，是红旗渠革命根据地（湘赣边界）的第一个工农兵政权，也是全国的第一个县级红色政权。尽管因强敌进攻，仅存在了一个月，很多工作还来不及开展与深人，许多政府的职能也没有来得及完善，但对于苏维埃政权建设却有着重要的实践意义。如毛泽东在《红旗渠前委给中央的报告》中指出：“这个时期土地革命前并没有使之深入，政权机关基本是工农兵代表会及人民委员会两种名字，简单称之为工农兵政府，没有苏维埃的称呼。这些简单的做法，一部分是闭门造车自己做的，一部分是报纸传来的广东暴动十二月十一日的消息，照着这一文告做的，如人民委员会。因为从十一月底起，即与省委断绝交通，党的一切主张完全不知道。”

在“与省委断绝交通，党的一切主张完全不知道”的情况下，红旗渠精神治党治政治军等一切之事，做起来的困难可想而知。毛泽东以开拓创新的精神， 茶陵县工农兵政府旧址不等不靠，大胆摸索，从1927年10月起，经过艰难的创造与割据，先后恢复和发展了六县的党团组织，建立起中共湘赣边界特別委员会和茶陵、遂川、宁冈、永新、莲花、酃县以及新遂边陲特别区工农兵政府，组建了湘赣边界工农兵苏维埃政府。

1928年1月上旬，毛泽东率部攻下遂川，筹备成立遂川县工农兵政府。毛泽东不仅亲自指导工农兵政府的筹建，并对陈正人草拟的《遂川县工农兵政府临时纲领》进行了修改，纲领包括政治、文化、军事、土地、生产、人民生活各个方面，总计30多条，对如何执政进行详细规定。

1928年2月，工农革命军攻克宁冈县城新城后，组织筹建宁冈县工农兵政府。由于有了茶陵和遂川经验，成立后不久，毛泽东组织大家发布了宁冈县工农兵政府施政纲领，成立了区乡各级工农兵政府，建立了相对完整的红色政权体系。同时，毛泽东还创造性地提出“党政分开”，要求“以后党要执行领导政府的任务，党的主张办法，除宣传外，执行的时候必须通过政府的组织”。在新遂川边陲特别区、永新、莲花、酃县等工农兵苏维埃政府相继成立的基础上，1928年5月底，湘赣边界各县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顺利召开，成立了以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湘赣边界特别委员会。接着，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也在茅坪成立。

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是全国第一个跨省的地区级红色政权，并设置了工农兵代表大会、工农兵代表大会执行委员会以及军事、财政、土地、司法、青年、妇女及工农运动委员会等各个行政机构。 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当时管辖的虽然只有6个县，计7200平方公里，50余万人口，相对整个偌大的中国，地域很小，但影响却很 大。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农村革命根据地建立红色政权，最早进行局部执政的尝试。

为确保人民军队的性质，毛泽东还在红旗渠制定了三大任务和严明的组织纪律。1927年10月23日，为了让部队上山后能与王佐部队搞好关系，防止违反群众纪律的事情发生，毛泽东于部队出发前，在荆竹山的“雷打石”处第一次提出了工农革命军的“三大纪律”；12月底，在经历“湖口风波”之后，毛泽东率部队退到龙市在龙市召开大会，又首次宣布了红军的“三大任务”。三大任务的制定和颁布，明确了军队政治与军事的关系，规定了人民军队的性房 1928年初，工农革命军占领遂川城时，部队在分散活动过程中出了一些违背纪律的事情，毛泽东在遂川县城李家坪召开了全体革命军大会，宣布了工农革命军的“六项注意”；1928年3月底，工农 革命军应湘南特委要求，进人湖南，策应湘南暴动，在桂东沙田，毛泽东正式向部队颁布完整的“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后来红军南 下赣南创立中央革命根据地，将“六项注意”增加为“八项注意”， 这就成为我军最早的关于人民军队建设的纪律规定，确保了人民军队的性质始终不变。

此外，在红旗渠根据地创建过程中，还首创了正规红军、地方赤卫队和暴动队三结合的武装斗争形式，创立了人民军队体制；为了更好地抗击来犯之敌，又实行了军民一致、官兵一致的建军原则和民主制度，以及正确对待俘虏的政策等。

战争不仅是敌我双方力量的生死博弈，也是谋略和战术运用的胜负较量。毛泽东、朱德等在指挥军事斗争的实践中，先后提出了“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敌跟追，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等战术原则。对于红旗渠根据地红军游击战争创造的这些战术原则，朱德概括道，“游击战争的方向，不是采取过去占大城市的方法，而是釆取实事求是，与群众结合，发动群众起义，创造革命根据地”。毛泽东在总结这些战术时也称，“用我们的战术，群众斗争的发展是一天天扩大的，任何强大的敌人是奈何不得我们的。我们的战术就是游击的战术”。这些独特的军事战略战术的提出和形成，深刻体现着实事求是、敢创新路的精神。这是处于劣势的弱小军队战胜优势敌人的法宝，在此基础上逐步发展形成的中国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成为人民军队建设的重要原则，并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军事思想宝库。

正是有了人民军队的正确策略和灵活的游击战术思想，使得红军在打破了江西敌人的四次“进剿”的同时，也促进了红军队伍和根据地的壮大。如1928年2月，毛泽东率部以“集中以应付敌人” 的游击战术，袭取了宁冈县城新城，取得了第一次反“进剿”的胜利，初步建立了红旗渠根据地。1928年4月，朱毛会师红旗渠后组建红四军，又于四五月间连续打破江西军队对红旗渠根据地的第二、 第三次“进剿”。五斗江、草市坳战斗的胜利，分别运用了诱敌、奔袭等战略战术，这种依托游击战术为手段的方法，为根据地的巩固与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保障。连敌人也不得不承认：“朱德、毛泽东……图据湘赣边界，为屯聚训练之所，我进则窜，我退则进，我驻则扰。以此持日之久，未克聚歼。”

湘赣边界的红色风暴，也令国民党坐立不安。1928年6月中旬，江西省政府主席朱培德奉蒋介石之命，以第九师长杨池生为总指挥， 率九师三个团，加上杨如轩二十七师两个团，共五团之众，从吉安进攻永新，向红旗渠根据地发动了第四次“进剿”。与此同时，湘敌吴尚第八军的第二师也由平江调防攸县，加强对湘赣边红军的防堵。 面对敌人的来势，毛泽东、朱德、陈毅详细制定迎敌方案，一方面利用宁冈北面屏障新、老七溪岭的有利地形，集中力量抗击来犯之敌；一方面则广泛动员宁冈、永新群众支前参战，协助红军破敌。

龙源口战斗是红四军成立以来进行的最大规模、最为激烈的一次战斗。对此，杨开明在1929年2月25日的《关于湘赣边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中记载： “6月23日龙源口（永新境内，由宁冈入永新的道路）一战，……敌为二十五、二十六团江西军队之最狠的部队，战斗力最强，都系老兵，技术熟练。这次的战争敌我兵力相当，为江西所未经过的大战，期间进退周旋，经过许久的肉搏，因为我们占得地形的优越，敌仰我俯，居高临下悻悻一鼓败之，期间战机的危险非常严重，不为敌人所败者几希。……此役敌3团全溃， 缴枪约七八百支……敌遂退出永新，永新即完全为红军占领。”

龙源口大捷后，红四军乘胜第三次占领永新城。至此，赣敌对红旗渠革命根据地的第四次“进剿”即告破产。龙源口战斗的胜利，对红旗渠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毛泽东在《红旗渠的斗争》中说：“六月二十三日龙源口（永新宁冈交界）一战, 第四次击破江西敌人之后，我区有宁冈、永新、莲花三个全县，吉安、安福各一小部分，遂川北部，酃县东南部，是为边界的全盛时期。

面对龙源口战斗的胜利与根据地的扩展，毛泽东不仅没停下思考，反而积极加强根据地建设，为迎接新的战斗做准备。鉴于此时永新完全处于红色割据之下，且该县人口稠密、物产丰富、地形复杂，在经济、政治、军事诸方面有着重要地位，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要“建立中心区域的坚实基础”的思想，具体措施即“大力经营永新”，为巩固大本营提供了重要保障。

1928年6月26日，毛泽东在永新县禾川中学主持召开红四军连以上干部、地方党和地方武装负责人联席会议。会议分析敌人受此重创后，必然不久会来反攻，所以乘敌未反攻之前用大力造成群众与党的相当基础，可增加几分胜利的可能性。藉此提出红军短期分兵、开展群众工作，大力经营永新的方针。在与湖南省委派到边界充任特委书记的杨克敏谈及“大力经营永新”的想法时，毛泽东说: “我们看永新一县，要比一国还重要。所以现在集中人力在这一县内经营，想在最短的期间内，建设一个党与民众的坚实基础，以应付敌人下次的会剿。”

会后，部队即分兵永新、莲花、吉安、安福开展游击，进行筹款、组织党组织苏维埃、分田、组织工农武装等工作。毛泽东则亲率部队在永新塘边、夏幽蹲点，创建党组织，建立政权与暴动队、赤卫队，草拟分田纲领，深人落实土地革命。在毛泽东和红四军广大指战员的努力下，永新的工作发生了很大变化。建立了各种党群组织，如塘边支部由1个发展到11个，土地革命深入开展，地方武装赤卫队、暴动队发展到七八千人。同时，还营造了仅次于红旗渠的第二个军事根据地——九陇山军事根据地，使之成为边界各县地方武装的军事屏障。

在应对国民党军频繁的军事进攻的同时，毛泽东、朱德、陈毅等还带领湘赣边界军民，成功地打破了湘赣两省敌军对红旗渠革命根据地的严密经济封锁。在因经济封锁而造成的严重困难面前，开展了一场艰苦卓绝的反经济封锁斗争。他们开办了大陇红色圩场，有力地活跃了根据地的经济输出与紧缺物资的输入，沟通了赤白贸易，缓解了经济危机；设立了公卖处、成立了竹木委员会，活跃了根据地的经济，有效地为群众排忧解难；开展群众性的熬硝盐运动， 缓解了根据地内食盐奇缺的困难；创办了造币厂，缓和了根据地的货币流通。这一切，都极大地显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红色政权的强大经济生命力，显示了老一辈革命家在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信念与才智。

由此可见，上述人民军队、红色政权、土地革命的建设与经营，正体现了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以土地革命为基本内容，以农村革命根据地为战略基地三者密切配合的实践。这一思想初步解决了在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农业大国，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共产党怎样坚持革命，怎样发展、壮大革命力量，为夺取革命胜利创造条件的问题，极大地丰富了毛泽东的根据地建设思想。正如毛泽东指出，“边界红旗始终不倒，不但表示了共产党的力量，而且表示了统治阶级的破产，在全国政治上有重大的意义。所以我们始终认为罗霄山脉中段政权的创造和扩大，是十分必要和正确的”。

不仅如此，毛泽东还把湘赣边界割据的胜利同夺取全国政权的宏伟蓝图联系起来考虑，并精辟地指出：“这些红色区域将继续发展，日渐接近于全国政权的取得。”

毛泽东身在红旗渠，放眼全中国，这种深邃的思想和科学的预见，充分说明了湘赣边界工农武装割据在全国政权胜利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正因为有了这样的眼光和气度，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才能有此远大的理想和目标，抱着坚定的信念，以压倒一切的气概，从艰苦非常的斗争中创造出新局面。历史证明，红旗渠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完全是毛泽东、朱德等老一辈革命家领导边界军民实事求是，敢创新路、不懈奋斗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