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中共一大会址受监视以后,代表们提高了警惕。为了使代表大会继续召开，部分代表聚集在陈独秀寓所（李达夫妇住处）一起商量。当时考虑续会地点时设定了两个前提条件:一是必须保证安全， 不能到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去;二是交通要方便,从上海出发可以用一天时间来回。有人主张“还要冒险开下去”，到别国的租界或某个公园去开。李达提出来:我们要换一个地方开会,最好是离开上海，躲开法国巡捕。代表们都赞同李达的意见。可是离开上海，上哪儿去开会呢？

由于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中浙江籍人士较多，而且大多在杭州 生活过，所以有代表们首先想到了去杭州西湖开会。但这个提议被多数人否决了。理由是杭州属大城市，繁华热闹，军阀与外国势力控制严密，密探出没无常。另外，西湖是个很有名而且很美的旅游景点，游人太多,容易暴露，而且从上海到杭州也费时太多，一天不能往返。在场的李达夫人王会悟提议，会议可以转移她的家乡一嘉兴南湖继续召开。王会悟是浙江桐乡人，早年她在嘉兴读过书，熟悉嘉兴情况，也有一定的人脉关系，即便出了问题，也能通过士绅帮助解决。李达曾在王会悟陪同下游过南湖，对那里的印象也不错,他赞同妻子的提议。 最后，李达与代表们商量，大家都同意了这个意见，一大转移会址就这样定了下来。

嘉兴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早在7000年前，市境就有先民就在 这片土地上渔猎耕作，繁衍生息，孕育了马家浜文化，成为中国江南文化的发源地。市境于秦代实行郡县制时建由拳、海盐两县，三国吴时由拳始名嘉兴。唐、五代境内大规模开发水土，穿凿农业在全国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留下“嘉禾一穰江淮为之康;嘉禾一歉江淮为之俭” 的美誉。南宋时为京师外围，繁荣兴盛。元明清一直是浙北重镇，为 “国家财赋之区”，以粮食丝绸集中产地蜚声中外。嘉兴由于地处沿海和运河沿岸，区位优越，商路畅通，因而明代特别是明中期以后，嘉兴商品经济有了很大发展，桑、棉、麻、烟草等广泛种植，以棉纺织和丝织为重点的农家副业和手工业空前发达，商业随之兴盛,带动了许多市镇的兴起,嘉兴也赢得了“鱼米之乡，丝绸之府”的美誉。

离嘉兴火车站不远的南湖名胜，坐落于嘉兴城南，古代名滮湖、马场湖，近代雅称鸳鸯湖，有东西两湖，相连似鸳鸯交颈，故有“鸳鸯湖” 之雅称。后晋天福年间（公元936-945年），吴越国王钱楼镠第四子广陵王钱元镣任中吴节度使时,在湖畔筑宾舍以为“登眺之所”，才逐渐成为游览之区。北宋以后，湖畔陆续兴建园林有:潘师旦园、高氏圃、南湖草堂、列岫亭、水心亭、乐郊亭、勺园、颜家园、瓣香阁、秋水阁等。 宋代起，嘉兴南湖与杭州西湖、绍兴的东湖齐名，成为浙江的三大名湖。明代，嘉兴被誉为“江东一大都会”，南湖游览兴盛。嘉靖二十七 年（1548年），嘉兴知府赵瀛疏浚市河，将挖出的河泥填入湖中,成一 “厚五丈，广二十丈”的小岛，四面环水,俗称湖心岛。次年在岛上建烟雨楼，形成独特的景观。明清时期，每值清明、农历六月廿四“荷诞”、 “七夕”、中秋,湖上游人如织，烟雨楼前画船歌鼓日夜不绝。乾隆皇帝六下江南，就有八次驻跸南湖。1905年和1907年，秋瑾两次来嘉兴进行革命活动，都是在西南湖放鹤洲岛上与褚辅成等革命志士共商大计。民国元年（1912）10月，孙中山曾来嘉兴宣传革命，并在南湖烟雨 楼假山前与各界人士合影留念。

嘉兴也是近代浙江辛亥革命的一片热土。清末民初，民族危机日益加深，嘉兴涌现了一大批反清、反封建专制的斗士，他们宣传革命思想,建立革命团体，使嘉兴成为浙江辛亥革命的前沿阵地。譬如，敖嘉熊、龚宝钰、王维忱、褚辅成、沈钧儒等人立志革命，他们有的留在嘉兴本地，有的辗转于日本、南洋和国内各地，鼓动宣传，开启民智，建立机关，壮大武装,为推翻清朝封建统治、实行民主政治而赴汤蹈火，鞠躬尽瘁，建立了不朽功勋。1902年,敖嘉熊在杭州与嘉兴王维忱、海宁破石蒋百里等组织“浙会”，研讨时政，主张革命。1904年建立温台处会馆。会馆名义上属同乡组织，实则是浙江革命党人秘密联络中枢, 是浙江第一个革命机关。1904年冬，龚宝钰在上海与蔡元培、陶成章 等创立光复会，为光复会发起人和重要领导人之一。褚辅成于1905 年在日本加入同盟会，矢志革命，为同盟会浙江支部长，领导浙江辛亥革命。1909年吴江柳亚子等在苏州成立的南社，是历史江南文社的延续,嘉兴知识分子纷纷参与其中，沈钧儒即是其社员。南社抨击专制独裁，几乎成为革命政党同盟会的宣传部。1911年11月5日，褚辅成、吕公望、朱瑞等光复杭州,建立共和政制，褚辅成是这一行动的重要领导者和组织者，任浙江军政府政事部长,沈钧儒任都督府警察局长，次年加入同盟会。袁世凯篡夺革命果实后，二次革命爆发,褚辅成在浙江领衔对袁世凯提出弹劾,沈钧儒也从事了倒袁活动。五四运动爆发后，嘉兴学生积极响应。他们罢课、示威游行，组织爱国团体、抵制日货、倡用国货。学生的爱国举动得到了广大嘉兴民众的同情和支持，爱国斗争很快发展成为全民性的运动。海宁民众宣布开除卖国贼陆宗舆乡籍,之后，又立碑三块，上书“卖国贼陆宗舆”字样，以示众人， 将嘉兴人民的反帝爱国运动推向了高潮。在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 16名成员中有七名浙江籍人士，他们是俞秀松、陈望道、沈雁冰、邵力子、施存统、沈泽民和沈玄庐，其中沈雁冰和沈泽民俩兄弟是嘉兴桐乡籍人士。1919年，王会悟是通过沈雁冰介绍才来到上海，走上寻求妇女独立解放的道路。次年,王会悟成长为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首批团 员。中共一大转移到嘉兴南湖续会，王会悟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正是由于王会悟的积极建议和具体安排，从而最终促成中共一大会议从上海转移到嘉兴南湖续会。

嘉兴与上海地域相邻，处沪杭铁路中心位置，距离上海不过百余公里,乘沪杭铁路火车不超过三个小时,开完会议当天就可以来回，中共一大会议在嘉兴南湖继续开会，有明显地理交通优势。南湖风景秀丽，说大又不大、说小又不小，热闹中有幽静处，如果在南湖租一条游 船，以游湖为掩护在船上开会还是比较隐蔽、安全，可以避免“人多眼 杂”。嘉兴毕竟是个小县城，不会引起上层官僚和密探的注意，再则, 整个会议都由王会悟安排，安全也是可以放心的。

王会悟受命与部分代表提早一天到嘉兴，在城里张家弄鸳湖旅馆包租了两间客房,作为落脚地方，又托旅馆账房代雇了一艘中型画舫式游船。其余代表们第二天乘从上海到嘉兴的早班火车，大约在上午10 点半左右到达嘉兴,此时,王会悟早已在车站迎候。在王会悟的带领下, 代表们先到南湖渡口一狮子汇，乘摆渡船到湖心岛，登上南湖名胜雨楼，似在观赏风光实则观察周围环境，然后才登上了事先租的游船。

为安全保密起见,王会悟特地让游船既不靠岸，也不傍岛，就在水中来回漂荡。她让代表们在中舱的客堂间里，围坐在八仙桌前安心开会，自己则坐在船头望风放哨，一旦有别的游船靠近，就哼起嘉兴小调，手指敲着舱门打节拍，提醒代表们注意。为掩人耳目，她还特意准备了麻将牌，放在代表们开会的桌上。按照事先确定的“以一日之长 开完大会”要求，会议从上午11点左右开始,约开了一小时的会议，与会代表在船上吃中饭。饭后，继续开会。下午5点左右，湖中共有五艘游船,并有一只小汽艇开过来,与会代表疑为警方巡逻，赶紧拿出事先准备好的麻将牌作掩护。后发现这只汽艇是城内葛姓士绅私艇，大家才放下心来，继续开会。

中共一大南湖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纲领，确定党的名称为 “中国共产党”。会议还通过了《关于当前实际工作的决议》，主要内容是集中力量领导工人运动和开展宣传工作。会议最后选举产生了 党的中央领导机构。大会选举陈独秀、张国焘、李达组成中央局，选举陈独秀担任书记，张国焘负责组织工作，李达负责宣传工作。大会在 “共产党万岁”、“第三国际万岁”、“共产主义一人类的解放者万岁” 等口号中胜利闭幕。

中共一大南湖会议虽然只有一天的会议,但完成了建党十分重要的议程。“红船，见证了中国革命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成为中国革命源头的象征。”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标志着红船精神的形成。 红船精神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近代以来历史规律的自觉认识， 对中国近代以来历史任务的自觉把握,对中国近代以来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自觉担当。一条小船诞生一个大党，精神的力量非常重要。一个政党如果没有科学理论的指导，没有伟大精神的激励，不可能成为具有强大生命力、凝聚力和战斗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新中国成立后，为纪念中共一大在南湖胜利闭幕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宣传党的创建历史，保护管理中共一大南湖会址，文化部拨专款在嘉兴成立了南湖革命纪念馆，并在南湖烟雨楼上陈列革命史料，包括仿制中共一大南湖会议纪念船，于1959年10月1日 起正式对外展出。中共一大南湖会议纪念船，这是一条单夹弄丝 网船，船身全长约16米，宽三米，内有前舱、中舱、房舱和后舱。 中舱放一方桌，桌上摆设茶具，周围放着椅凳，前舱搭有凉棚，房舱设有床榻，后舱置有橱灶等物，船艄系一小拖梢船，为当时进城购物接人等所用。当地群众则把这条纪念船亲切地称之为“红船”。之后，红船就一直停泊在南湖烟雨楼前湖心岛东南岸边的水面上，向人们展示着当年中国共产党诞生的生动历史场景，接受着人们的瞻仰。

如今,南湖红船早已成为广大干部群众心中向往的圣地，人们络绎不绝地来到这里瞻仰，使自己的思想得到升华。南湖红船逐渐成为党的诞生地的重要标识，这是历史沉淀的结果。正如习所指出：“红船劈波行，精神聚人心。红船代表和昭示的是时代高度， 是发展方向，是奋进明灯，是铸就在中华儿女心中的永不褪色的精神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