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解放以及在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是社会发展和变革的先导。中国的先进分子们深知其中的道理，他们披荆斩棘、推陈出新，奋力推进思想变革和马克思主义宣传，目的正是为了开创中国革命新局面。《新青年》的创办就是其中的典型。“让我办十年杂志，全国思想都全改观”，这正是新文化运动旗手陈独秀对其所创办的《新青年》 的期望，也展现着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力图通过思想的启蒙促进政治的根本改革的首创精神。

陈独秀于1914年东渡日本,认为在中国搞单纯政治革命是没有意义的，要挽救中国实现共和，首先要进行思想上的革命，因此他协助章士钊创办了《甲寅》月刊。该杂志倡言革新，反对专制，提倡共和，反对帝制，成为二次革命失败后流亡和留学日本的先进知识分子探索民族出路与表达个人思想的公共话语空间。1915年6月，陈独秀从日本回到上海，积极筹备自办杂志，同年9月15日《青年杂志》在上海创刊，一年后,《青年杂志》更名为《新青年》。添加一个“新”字,不仅使其鼓吹新思想、新文化，启发新觉悟，造就新青年的主旨一目了然，而且给人以全新的感觉:起点新，内容新，目标新，形式新。该刊发表的李大钊的《青春》一文，不仅强调青年之青，而且强调一个“新”字，指出从精神上、思想上有新青年与旧青年之分，希望青年们站在时代前列,做一个有为的新青年。

以《新青年》的出版为标志兴起的新文化运动，使20世纪初的中 国，开始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思想革命。陈独秀在创刊号上发表《敬 告青年》一文，高举民主和科学两面旗帜，认为人权和科学是近代欧洲强盛的原因，以“欲与青年诸君商榷将来所以修身治国之道”作为办刊宗旨，“改造青年之思想，辅导青年之修养，为本志之天职。批评时政，非其旨也”。1917年初，《新青年》编辑部迁到北京，与北京大学并列为新文化运动的两大主要阵地。1917年胡适在2卷5号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强调推广白话文，这是倡导文学革命的第一篇文章。1918年鲁迅在4卷5号上又发表了中国新文学史上第一篇现代型短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强力抨击了人吃人的剥削制度。《新青年》可谓群英荟萃，这批优秀的知识分子为了积极传播民主与科学，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 都不推辞”。《新青年》创刊时每期只发行1000份，到1917年提出 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后,猛增到16000多份，加上各地广大青年踊跃投稿,一跃成为一份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畅销刊物。但是就总体而言, 囿于时代所限，前期的《新青年》杂志的思想倾向并未能够跳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畴。

五四运动后，新文化运动逐步发展成为以传播马克思主义为中心的思想运动。然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并不是一帆风顺的。由于北洋军阀仇视新生的苏俄工农政权，把科学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学说一律“污名化”为“过激主义”，把布尔什维主义“污名化” 为“过激党”。但是,这种信息封锁的网罗很快就被中国先进知识分子革命精神所冲破。《新青年》、《晨报》、《湘江评论》、《星期评论》、《每 周评论》、《少年中国》、《国民月刊》等大批报刊杂志纷纷发表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加速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其中，《新青年》 在中国最早开始宣传马克思主义革命思想火种，堪称“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旗舰”，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步和发展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第一，出版专号特刊集中传播马克思主义。五四运动之后，《新青年》杂志的无产阶级革命色彩更为浓厚，终于逐渐转化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思想阵地。据统计,1919年至1921年上半年，《新青年》 共发表翻译了介绍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的文章共计130余篇，由李大钊负责编辑的《新青年》6卷5号，甚至直接办成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研究专号”，这是国内第一份“马克思研究”专号。陈独秀在《新青年》第7卷第1号《本志宣言》宣传了无产阶级革命所要建设的新社会，“理想的新时代新社会，是诚实的，进步的，积极的，自由的，平等的,创造的，美的，善的，和平的，相爱互助的，劳动而愉快的，全社会幸福的”。与胡适等人在《每周评论》杂志上大量宣扬“实用主义”等现代资产阶级哲学针锋相对,进行了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进一步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1920年上半年，《新青年》编辑部移到上海编印，开始了马克思主义与劳工运动的结合,7卷6号以“劳动节纪念号”在1920年5月1日出版，发表了蔡元培“劳工神圣”的题词、 孙中山“天下为公”的题词和李大钊的《“五一”运动史》、陈独秀的《上海厚生纱厂湖南女工问题》等文章，同时还登载了《旅法华工工会简章》及唐山、山西、长江等地的劳动状况调查，是中国先进分子与工人 运动相结合的产物。

第二,设立专栏全面介绍苏俄革命思想。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 立后,陈独秀和李大钊相约改组了《新青年》，从第8卷第1号起，特设 “俄罗斯研究”专栏。在陈独秀的邀请下,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之 一袁振英主持了“俄罗斯研究”专栏。那时的中国，马列著作和介绍苏维埃俄国的文章很少被翻译过来，只能从外国报刊上看到一些。于是，袁振英千方百计找到在中国发行的外文报刊，如纽约的《Soviet Russia周报》、巴黎的《人道报》和《共产报》、英国的《自由》月刊、莫斯科的《真理报》等，还有列宁的著作以及其他著作，把有关内容译成中文，然后发表在《新青年》“俄罗斯研究”专栏上,每期他的译稿都比其他作者多。有人从《新青年》第8卷3号至6号共四期月刊中粗略统 计一下，袁振英以“震瀛”为笔名发表于“马克思主义宣传”、“政治思想”及“俄罗斯研究”等栏目的译文、撰文就有29篇之多。他的译作题目有《苏维埃政府的经济政策》、《苏维埃俄罗斯的社会改造》、《列宁与俄国进步》以及列宁的《过渡时代的经济》等。袁振英主编的“俄罗斯研究”专栏，内容丰富，全面介绍了俄罗斯苏维埃的政权、组织、政 策、法令、经济、军事、文化、教育、艺术、人民生活以及列宁的思想和经历等各方面的情况,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反响。

第三,转型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1923年6月，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新青年》杂志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在广州以季刊形式出版。瞿秋白担任主编，使《新青年》季刊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罗针，但出版四期后停刊。1924年7月复刊，由陈独秀、彭述之等主编,不定期出版了五期。改为季刊以后，《新青年》杂志主要宣传列宁的东方革命理论，如翻译发表了斯大林著作《列宁主义概述》部分及瞿秋白译的《国际歌》的中文歌词。1925年4月起，《新青年》杂志又改为不定期刊，共出五期，次年7月停刊，累计出版63期，完成了历史使命。

纵观《新青年》的办刊历史，在这场激烈的思想文化斗争中，陈独秀以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宣传新文化，传播马克思主义， 播撒中国革命的思想火种，成为新文化运动的精神领袖。陈独秀作为 《新青年》的创办人和长期的主编、主持人，他制定了《新青年》的办刊 宗旨和不同阶段的办刊方针，提出开展思想文化斗争的原则，并从社会上吸引了一大批优秀知识分子加入到刊物的创办中来。与此同时， 他自己又是《新青年》的主要撰稿人，一共撰写发表了 100多篇政论、 专论和杂文，通信专栏署名记者的答疑辩难文章多出自他之手。陈独秀在主持《新青年》的七年中，一次被捕入狱，两次被抄家罚款。不仅如此，他还要承受社会封建顽固势力的咒骂，所受人身攻击更是不计其数。但他不畏艰难，始终站在时代的最前列，用自己的智慧和胆量， 不断推动着新文化运动的发展，为新社会、新国民的产生作出了突出贡献。

《新青年》是新文化运动中的思想路标，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在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前夜，《新青年》犹如一盏明灯，以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广泛宣传马列主义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思想，照亮了青年们的前进道路，引领着人们走上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道路。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瞿秋白、恽代英、邓中夏等都是《新青年》的忠实读者,在《新青年》的影响下,纷纷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