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中国西学东渐的文化转型大背景下，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以毛泽东、蔡和森等为代表的先进中国人，拼命搜寻、学习那些具有进步色彩和改造现实的思想学说，搜寻着当时社会上能够看到的各种进步书刊。中国儒家典籍等传统文化、西方资产阶级启蒙思想、 空想社会主义以及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等方面的书籍都纳入了他们的学习视野。当时，他们“读有字之书”的过程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学习中国传统文化。毛泽东自述幼年读的是中国的私塾，“没有进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校,学的是’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一套，这种学习的内容虽然陈旧了，但是对我也有好处，因为我识字便是从这里学来的”。这为他后来进一步学习知识打下了一 定基础。在信息短缺的时代里他如饥似渴地找寻着精神的食粮，《水 浒》、《三国》这些课堂上的所谓禁书也引起了他的莫大兴趣。通过读这些书，然后对照社会现实，他很快发现了问题,“这些小说有一件事情很特别，就是里面没有种田的农民。所有的人物都是武将、文官、书生，从来没有一个农民做主人公。对于这件事，我纳闷了两年之久，后 来我就分析小说的内容。我发现它们颂扬的全都是武将，人民的统治者，而这些人是不必种田的，因为土地归他们所有和控制,显然是让农民替他们种田。”蔡和森也认识到了中国学术界对于中国研究之不 足，“见中国社会学无专书”，中国也没有“以平民社会之事为主”的史书，中国的文、言也不统一，影响“社会民智之普及”。这种状况引起 了他们对现实社会不公问题的思考。更重要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理念，为先进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奠定了一定的本土思想资源。

第二个阶段:学习西方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先进中国人在学习实践中,也读到了很多西方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的著作。毛泽东曾回忆有一本叫作《盛世危言》的书给他青年时期留下了深刻印象，书中直言，“中国之所以弱,在于缺乏西洋的器械一铁路、电话、电报、轮船, 所以想把这些东西传入中国。”有一次，他借一位同学的书籍《世界英雄豪杰传》，到还书的时候,毛泽东“很客气地,象犯了错误似地还书 给那个小朋友:'对不住,我把书弄脏了 ！’ ”那个同学打开后看到，“整 册书都用墨笔画了许多圈点（毛泽东同志读一切书都很用心，常在书上打圈点等记号，写批语）。圈得最密的是华盛顿、林肯、拿破仑、彼得大帝、迦德邻女皇、卢梭、孟德斯鸠……等人的传记。”读这本之后，毛泽东认为，“中国也要有这样的人物。我们应该讲求富国强兵之道，才不致蹈安南、朝鲜、印度的覆辙。你知道，中国有句古话：'前车之覆, 后车之鉴。'而且我们每个国民都应该努力。顾炎武说得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在湖南省立第一中学读了六个月后，毛泽东退学了,制定了一个每天到湖南省立图书馆看书的“自修计划”，毛泽东后来在延安向美国作家斯诺讲述到这段读书经历，“我非常认真地执行, 持之以恒。我这样度过的半年时间，我认为对我极有价值。每天早晨图书馆一开门我就进去。中午只停下来买两块米糕吃。这就是我每天的午饭。我天天在图书馆读到关门才出来。”在这段自修时间里, 毛泽东读了很多书特别是西方启蒙思想家的著作。他回忆说,“我读 了亚当-斯密的《原富》，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和约翰-穆勒的一部关于伦理学的书。我读了卢梭的著作，斯宾塞的《逻辑》和孟德斯鸠写 的一本关于法律的书。我在认真研读俄、美、英、法等国历史地理的同时，也阅读诗歌、小说和古希腊的故事。”

新文化运动在当时对进步青年影响很大，《新青年》杂志深刻影响了求学时期的毛泽东的思想。据他的同学周世钊回忆,1915年的毛泽东“对李大钊、陈独秀的文章常反复阅读，并摘抄某些文章中的精辟段落。有很长一段时间，每天除上课、阅报之外，看书，看《新青年》;谈话，谈《新青年》；思考,也思考《新青年》上所提出的问题。当时的《新青年》，提倡新文化，反对旧礼教，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提倡劳工神圣,反对剥削生活，提倡科学与民主，反对迷信与独裁”，“他完全同意这些论点”。毛泽东对此杂志评价很高，他回忆说,包括新民学会在内的国内社团的大多数，“或多或少是在《新青年》的影响之下组织起来的……我在师范学校学习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

第三个阶段:学习空想社会主义。十月革命之前，无政府主义、空 想社会主义思潮在近代中国一度泛滥。进步青年们憎恶军阀政治,拒绝一切“强权”，而对无政府主义宣扬的“十三无”（即“无地主”、“无资本家”、“无首领”、“无官员”、“无代表”、“无家长”、“无军队”、“无监狱”、“无警察”、“无裁判厅”、“无法律”、“无宗教”、“无婚姻制度”） 非常感兴趣。因而，他们读了许多无政府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的书刊,受到这些思想的深刻影响。正如沈雁冰在《回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文中所叙述的，“无政府主义开始在中国传播，约在民国元年间。它对中国青年是有些影响的。我和一些朋友，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前,开始时都接触过无政府主义。”毛泽东自述在北大图书馆工作的那段时间，尽管“我对政治的兴趣继续增长”，但“我的思想还是混乱 的”，正在找寻新的出路。这个时候，“我读了一些关于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很受影响。我常常和来看我的一个名叫朱谦之的学生讨论无政府主义和它在中国的前景。在那个时候，我赞同许多无政府主义的主张。”李达在《中国共产党成立时期的思想斗争情况》的回忆文章中也指出，“无政府主义在中国的影响很大，我记得当时很多人都是安那其，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的小资产阶级太多。”“当时对无政府主义的认识很模糊,左点右点谁也分不清,况且无政府主义在中国传播又早, 宣传的主张又好听。'各取所需'这个口号很迷惑人，所以一般青年人相信这个的就多。”

第四个阶段：学习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尽管理论上说得好听，但“在事实上认为做不到”，因此，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开始寻找新的理论资源，这才遇到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学说。特别是在十月革命这消息传到中国以及五四运动之后，新文化运动后期的重点由“德先生”和“赛先生”转向传播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书籍被大量译介到中国。青年们心中的明星杂志——《新青年》从1919年9月的第六卷第五号开始，出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开始大量地刊登马克思主义的译文和研究文章,对科学社会主义的研究、学习和宣传潮流逐步取代了新文化初期对“德先生”、“赛先生”的宣传热潮。李大钊创办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搜集、翻译、出版 事业做出了不朽的历史功勋，而且“哺育了毛泽东、周恩来等一批先进 青年，引领他们先后走上共产主义道路”。1919年12月，毛泽东第二次到北京,热心阅读关于十月革命的书籍和马克思主义著作。1920 年4月，毛泽东从北京到上海，一直逗留到7月，同陈独秀一起探讨马克思主义以及如何开展湖南的革命活动等问题。

中国先进分子发奋读书的目的是追求国家独立、民族进步，探索社会发展之路。这正如李一纯和蔡和森在一次对话中所说:“我同和森谈起一个熟悉的人来,他告诉我说,此辈悬梁刺股，钻故纸堆，为的是猎取功名，升官发财，不是我们要走的路，我们读书为的是‘改造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