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先进分子为了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他们没有仅仅局限于读 “无字之小书”，而是励精图治、躬身亲为、奋起实践，“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说话”，读社会这本“无字之大书”。他们排除一切苦难，矢志不移地在建立新生活、新世界的艰苦探索实践中努力奋斗。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他们真诚地实验了新村主义、工读互助主义等社会学说，甚至远渡重洋赴法兰西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从正反两方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为后来接受马克思主义、走十月革命的道路埋下历史伏笔。

1.践行改造社会的理想蓝图

为了改造落后的、腐朽的北洋军阀统治下的中国社会，先进中国人把读书与改造社会的理想结合起来,努力把书本上学习到的各种新社会方案、蓝图和理想化为现实的行动。他们早期深受新村主义、工读主义、无政府主义、省自治运动等新社会思潮的影响。他们为了改造社会，克服人的惰性、旧传统的不利影响，克服学业、找工作与解决基本生计的重重困难，热情地投身到了新社会、新生活的实践创造之中。

新民学会创办新村是中国先进分子在实践中追求理想、探索真理的典型事例。受日本武者小路实笃新村主义的思想影响，近代中国著名社团——新民学会的发起人毛泽东在《学生之工作》中以新村理想对未来社会做了详细规划:要使家庭社会进步，不能只讲革除旧生活, 还必须创造新生活,而新生活又必须通过新学校创立。在新学校里, 学生“一边读书，一边工作，以神圣视工作”。这种工作包括种园（花木、菜蔬等）、种田（棉、稻及其他）、种林、畜牧、种桑、鸡鱼各项。每日工作生活的时间安排很周密：“睡眠八小时。游息四小时。自习四小 时。教授四小时。工作四小时。”这样，就可以由新学校、新教育发展到新家庭、新社会。1918年夏天，毛泽东、蔡和森依照这一思想，组建了一个“工读同志会”的组织，在湖南长沙郊外的岳麓山来具体实施这 一计划。其成员是一群希望“实验自己的新生活”的年轻人，他们寄居在湖南大学筹备处一一岳麓书院半学斋,半耕半读，“每天赤脚草鞋, 拾柴挑水，用蚕豆拌和大米煮着吃”，一面自学，一面从事社会改造问题的讨论与探索。但由于这种以会员共同劳动、共同学习、财产公有、平均分配为特色的新思想脱离了社会政治、经济现实，还未及付诸实施,就夭折于严酷现实。

五四运动时期，还有一部分先进分子受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 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互助论思想、新村主义影响，提出一种工读互助主义理想。这种主义主张劳心与劳力相结合，教育与职业合一， 学问与生计合一,把工读互助团办成“人人工作，人人读书,各尽其能， 各取所需”的新组织，各地的这类小组联络起来，实行“小团体大联合”，创造一个新社会。他们积极倡导成立“工读互助团”，“本互助精神,实行半工半读”，以作为新社会的胎儿，幻想通过它的逐步推广，来实现“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社会理想。主要倡导者王光祈、陈独秀、 李大钊追求理想不可谓不热情，但互助团成员在具体筹备组织的过程 中，却碰到了经费不足、收入微薄,甚至面临饥饿、内部出现严重分歧等种种实际困难。现实矛盾使他们认识到：在当时的社会制度下，实行工读互助生活，只不过是一种幻想，更谈不上通过这种团体去改造社会。工读互助主义的空想社会主义理想与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严酷现实之间的突出矛盾,注定其必然要失败的命运。从1920 年3月起,北京工读互助团各组及各地工读互助团相继解散。1921年初，工读互助团运动终于失败。

2.远渡重洋赴法兰西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

为了寻找民族救亡图强的真理，大批中国进步青年把目光投向资本主义启蒙思想和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故乡一法兰西，他们以赴法勤工俭学运动的形式，满腔热情地去探索改造社会的新实践。近代中国的著名社团新民学会、中国少年学会和觉悟社等都积极筹划、组织进步青年参加赴法勤工俭学运动。

此次赴法勤工俭学潮流，自1912年李石曾、吴玉章、吴稚辉等人 发起组织“勤工俭学会”始，到1920年达到高潮。1919-1920年这两 年期间，先后共有20批约1600多人到达法国。他们大多是16-30 岁左右的青年，也有蔡和森的母亲——裹了小脚且已经54岁的葛健豪，以及时年43岁的徐特立。

在旅途中和到法国后遇到的各种各样的困难，决不是一般人们印象中那种罗曼蒂克的情形。首先,海上旅途辛苦，在甲板上为取水过路时,往往受法兵及水手的打骂。新民学会会员李维汉曾就此回亿 说:他们坐着底层无等统舱在海上航行了近40天，“许多人因船身颠簸、震动，头晕呕吐，食量锐减。尤其臭虫多得吓人，扰得我们夜夜不得安宁。一些人只好把袜子套在手上，把裤角扎紧，用毛巾把脸和脖子包住，只露出鼻子和眼睛，以求睡个安稳觉。”其次，到法国后预备法语时，蒙达尔学校、枫丹白露与木兰三校对勤工学生态度好些，其余各校,因学生时来时去及各种习惯不一样，“甚怀厌恶”。其三,勤工学生在布棚居住的情形，每当做饭时，棚内“葱蒜气，煤油气、酒精气、醋酸气、烟油气、五味调和气，实是其味无穷”。学生带来的被子，“从未沾过法国的自来水。衬衣都是自己用面盆洗，又黄又黑又白，法国人常疑是顶上的东洋花布，光着眼珠看学生。往巴黎沿途坐电车，法人都让坐位,并时常用手巾塞着他的鼻头……”其四，学生工作及技能 方面。除了教育会代找的数量极少的铁工不太苦夕卜，“其余都是砍树、 埋尸、挑泥、搬石、推车、推煤、烧火、背铁板、背木头的苦工。并有在战地搬运流弹破铁，处地窖下，每背总是百余基罗，约中国两百多斤。”其五,学生面临做工、学习上时间紧张的困难。“勤工学生每早五点即要起床，洗脸，吃饭，进厂，一直至十二点，始得放归。归家作饭需半点, 往返路程需十分钟,或数十分钟。灵快的，不洗脸的，或得十分钟休息;不灵快的，或好清洁的，脸未洗完，上工时间又到。下午散工，多半是六点归家做饭，吃饭的一时，洗头、洗脸、洗衣服，约一点或两点，忽倏之间，又是十点。法国住家到十点即要熄电灯，勤工学生于是不得不割爱舍书不读。”除此之外，还有华法教育会在学生退工退厂之后不再发路费与维持费，学生因而面临食宿都成了问题等多种困难。

但是，这些热血青年学生还是克服了重重困难，在收入微薄、居住地不稳定等艰苦环境下，有的进了工厂先工后学,有的先学后工，有的边工边读，还有的当散工、干杂活。他们发扬奋斗精神，没有忘记到法国来的初心。如新民学会会员罗学瓒在回复徐特立的信中诉说他们在蒙达尔公学的工作学习情况，“同学者五十余人，除小部分同学志衰、气堕、不振作以外，其余的都是勤勉奋发，晏睡早起，孳孳不倦，并无人监督驱使。”在做工的20多个同伴中，“只有一二人好玩耍不喜读书,其余的都是甚好学。作工之后，即阅书、看报、研究法文,枯坐不动;就是那一二不读书的人，同学都劝勉他,都为他叹息。由此可见一 斑了，并可见勤工俭学同志的特别精神。”他们分散在巴黎及各地的30多个学校，首先要过语言关以补习法文，然后进入工业实习学校及其他学校学习。在和法国工人或华工一起的工厂劳动中，他们广泛接触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生活实际，对资本主义制度有了深刻认识。 如王若飞在日记中写道：“资本家有政府作后盾，并且依靠金钱的邪恶力量，因此他们想怎么干就怎么干”。由此，他们意识到了工读互助主义改造社会的乌托邦性质。有些青年如蔡和森、赵世炎、周恩来等 在考察资本主义社会的实践中去研究工人运动、社会主义思潮和马克思主义理论，这种学习理论的方式较之课堂、书本学习要深刻得多。 更加难能可贵的是，他们亲身组织发起了改造社会的实践，在社会实际斗争中得到历练。如1921年2月28日，以新民学会会员蔡和森、 李维汉、向警予、蔡畅等为主的青年领导发起了“争生存权、争求学权” 的“二二八”求学运动。6—8月，留法勤工俭学生又发动旅法华人反对北洋政府来法代表团以出卖国家权利为条件向法国政府借款三亿 （后增至五亿）法郎的斗争。9月，爆发了留法勤工俭学学生联合一致 占领里昂中法大学的斗争。他们在斗争实践中逐步走上与劳动群众相结合的革命道路，逐渐接受马克思主义，克服工读主义、无政府主义的影响，接受了科学社会主义思想。1922年6月，赵世炎、周恩来、李维汉等在巴黎成立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同年秋冬之际，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正式成立。1923年开始，大批人转往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4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开始，大批革命者先后奉调回国，一批共产主义战士成长起来了，成为中国革命的一支重要领导力量。

尽管上述建设新社会的种种社会实验都由于脱离社会现实而归于失败，但这些行动的意义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一步实际运动比一 打纲领更重要”。这些失败了的社会实验成为后来他们接受科学社会主义的前奏，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改造中国与世界”革命高潮的历史序曲。更重要的是,他们在建设美好社会的躬身践行中，百折不挠， 愈挫愈勇，为了追求真理、建立新社会而勇往直前,升华并丰富着中国 革命精神的时代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