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先进分子在启迪民众、唤醒民众，积极投身于社会革命运动的时候，不是躲在工人、农民的身后，而是勇敢地代表这些底层民众的利益，做他们的政治代言人和革命行动的组织者，不怕坐牢，不怕牺牲，勇敢地站在革命斗争的第一线，站在游行队伍最前列和与反动统治阶级谈判的最前列。陈独秀、贺民范、恽代英、毛泽东、蔡和森、刘少奇等都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1.“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

1919年春，以美英法为首的“协约国”在巴黎和会上拒绝了中国代表提出的取消“二十一条”以及取消列强在华特权的要求。陈独秀在《每周评论》上发表文章，他公然主张，中国“非多数国民出来，用那最不和平的手段，将那顾全饭碗,阻碍和平的武人、议员、政客扫荡一空不可”，唯有如此， 中国才能实现真正的国内和平。他的这些激进的政治主张，深受爱国青年的欢迎和支持，青年学生奉他为导师,成为他的追随者和崇拜者。正是在他的鼓动下，五四运动前夕,北京大学和其他院校的学生，秘密组成了一个行动小组，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帝爱国运动已是呼之欲出了。

五四运动爆发后,5月9日，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被迫秘密离京。 陈独秀在沪上的好友料其“在京必多危险，函电促其南下”，他回答： “我脑筋惨痛已极，极盼政府早日捉我下监处死,不欲生存于此恶浊之社会也。”

6月2日下午6时，张国焘等六位同学被军警逮捕。6月3日和4日，北洋政府出动军警，共逮捕了 800多名进步学生。陈独秀愤怒了， 他要与反动当局拼死一搏。6月8日，他惊世骇俗的《研究室与监狱》 一文，便是在黑暗、反动的政治挤压下迸发出来的。他说:“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 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正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

6月9日，陈独秀和李大钊亲自起草了《北京市民宣言》：“中国民族乃酷爱和平之民族。今虽备受内外不可忍受之压迫，仍本斯旨，对于政府提出最后最低之要求，如左:（一）对日外交，不抛弃山东省经济上之权力，并取消民国四年七年两次密约。（二）免徐树铮、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段芝贵、王怀庆六人官职,并驱逐出京。（三）取消步军统领及警备司令两机关。（四）北京保安队该由市民组织。（五）市民须有绝对集会言论自由权。我市民仍希望和平方法达此目的。倘政府不顾和平、不完全听从市民之希望，我等学生、商人、劳工、军人等， 唯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特此宣言，敬求内外士女谅解斯旨。”最后用括号强调“各处接到此宣言，希即复印传布”。这份宣言对内政外交提出了具体的五项要求，表达了他“平民征服政府”的! 思想。

6月11日晚,陈独秀不顾个人安危，到新世界游艺场散发传单，不幸被军阀暗探逮捕。陈独秀的被捕，在学界、思想界引起极大的震动， 人们强烈谴责反动政府的倒行逆施，一致要求立即释放陈独秀。在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下，反动当局不得不于9月16日将陈独秀保释出狱，但要求其不得擅自离京。李大钊、刘半农、胡适等同仁在《新青年》 发表白话诗，欢迎他的出狱。李大钊在《欢迎独秀出狱》中写道：

“你今出狱了，我们很欢喜！他们的强权和威力，终竟战不胜真理。什么监狱什么死，都不能屈服了你；因为你拥护真理，所以真理拥护你。……”

五四运动最后之所以能取得胜利，陈独秀起了关键的领导和组织作用。毛泽东在中共七大预备会议上，作七大工作方针讲话时说:陈独秀“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他与周围的一群人，如李大钊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

2.游行队伍里的“白发青年”

1919年5月，在长沙进行的一列“抵制日货”的游行队伍穿街而过，贺民范以年逾半百、一头白发、美髯飘拂的形象执旗走在游行队伍的前列，在周围一片略显稚嫩的青年面孔衬托下，他的白发格外显眼。 他不时与身边青年人窃窃私语，不时又带头喊出“还我青岛”的口号。

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贺民范生于1866年，早年在日本留学 期间，曾加入中国同盟会。在湘籍早期共产党员中，贺民范以其晚清秀才身份投身革命，他在辛亥革命爆发后,率领学生支持焦达峰、陈作新领导的湖南新军起义。之后当过湖南临时议会议员兼秘书长、安化县县长、岳阳县知事等官职。1918年后对马克思主义产生浓厚兴趣， 弃官而闭门钻研马克思主义学说。五四运动后,贺民范曾任船山学社社长、船山中学校长。在此期间，他积极支持新民学会会员毛泽东、彭璜、何叔衡等发起组织俄罗斯研究会、创办文化书社、创办社会主义青年团等项事宜。而且，他的革命热情不让青年，以年逾半百之躯积极参与、帮助毛泽东创建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并于一大后筹建了中共最早的一所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培养干部的革命学校一湖南自修大学，任首任校长，成为毛泽东早年开展革命活动的骨干力虽。

1919年8月，湖南学联领导长沙群众举行焚烧日货活动,遭到湖南军督张敬尧的镇压。湖南各界随即发动“驱张运动”，贺民范指挥船山中学师生罢教、罢课，并在学校门口贴出“张敬尧一日不去湘，学生 一日不回校”的标语。

1926年4月12日，在宝庆（今湖南邵阳市）学生联合会举行声援北京三一八惨案的群众大游行队伍里,他手执小旗走在游行队伍前头,与青年学生一起高呼口号，人称“白发青年”。学生们评价他是“年虽老而思想前进”。

3.站在革命队伍前列的表率

20世纪初叶，在中国大地上,一批进步团体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1917年10月，作代英和梁绍文、冼震、黄负生等创办了互助社，宗旨是“群策群力，自助助人”。互助社是武汉地区诞生的第一个进步团体，也是中国最早的进步社团之一。

1918年夏，作代英大学毕业，担任中华大学附中教务主任。五四运动爆发后,消息传到武汉，作代英和互助社的成员热烈响应。他书写并散发《四年五月七日之事》、《呜呼青岛》传单，组织学生上街游行和集会，掀起了武汉三镇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的浪潮。武汉人民的革命斗争，受到时任鄂督王占元的极其野蛮的禁止打压。恽代英不为此吓倒，不屈不挠，“想出在白纸扇上写传单,用互相传递的方 法,鼓动武汉三镇商人全体罢市。”此时,恽代英看到因坚持要求省长和湖北各校校长急电北京政府释放被捕学生和惩办卖国贼的武汉学生在武昌长街察院坡街上露宿的情况，他“又用白扇传单鼓动商人、居民在夜中以热水热稀粥来慰劳疲倦饥冻的学生。”最终学生也加入进来，形成了商学界爱国统一战线,迫使湖北反动派做出了一些让步。

恽代英本人也在马克思主义传播和革命斗争的实践中，逐渐摒弃 了过去所信仰的无政府主义，完成了向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转变过程。

总之，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为了实现革命理想，置个人生死于度外,直面反对势力，作为工人阶级本阶级的政治代言人,作为革命行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站在了革命斗争的最前列。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为了理想而不怕牺牲的奋斗精神，正如赴法勤工俭学的赵世炎所推崇的那样，把奋斗作为人生第一要义，“奋斗二字，愚常奉以为人生第一要义。无论何事，皆应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