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先进分子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建立马克思主义坚定信仰后,他们旋即深入底层民众之中，与他们打成一片,利用各种通俗、形象的“接地气”的语言和方式，把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传播到民众的心田里，用马克思主义的“天火”照亮他们前进的方向，用革命理想滋润人们的心田。

1.深入基层，传播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等新民学会会员深入底层民众，首先是从改变服装行头起始的。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与底层民众的亲近、结合过程是很不容易的，二者“在开始的时候，语言、习惯、服装、态度等等，彼此相差很远，两方面都觉得格格不入”。因此，穿长衫“行头”的知识分子 要想取得粗布短褂子“行头”的底层体力劳动阶级的信任，就需改变 一下“行头”。青年毛泽东即用了“化装术”一换了一身干重体力活儿的“粗人”穿的衣服，才“骗过”了安源路矿工人，进而使他们解除了戒备心理，逐渐取得了他们的信任，并交到了一些工人朋友。

为了进一步传递马克思主义信仰，毛泽东在1921年亲自下到矿井深处了解安源煤矿工人的生产生活情况。毛泽东在工人最集中、环境最恶劣、没有任何安全设施的西平巷“掌子面”和矿工们拉起了 “家常”。针对矿工们把自己受苦的原因归咎于命苦的情况，毛泽东告诉他们，工人命苦主要是帝国主义和资本家压迫剥削的结果。他以通俗、形象、生动的语言讲述了马克思主义剩余价值理论的“大道理”。 “资本家从来不做工，生活却那么好,而我们工人成年拼命地干活，生活却这么苦。这不是命不好，是因为我们创造的财富,都叫洋财东和官僚资本家剥削去了”。他以形象的语言把工人比作小石子，“大老板看到随便把脚踢一下就踢开了。但要是把许多小石子掺上沙子、石灰结成团,就会坚如磐石,大老板搬也搬不动了。工人们组织起来,结成团体，同心协力，就能把压在我们头上的帝国主义、地主、资本家掀掉，打倒剥削者，建立劳动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世界”。这启蒙的效果如何呢？工人们感觉到，受苦这么多年，“第一次听到这样深刻的革命道理,找到了什么是苦根。”因此，他们“一遍又一遍地在心里领会着'剥削’、'压迫'、'革命’的意思”。

除了矿井，毛泽东还细致考察了工人生产、生活场所如洗煤台、修理处、翻砂房、水泵房和“工人餐宿处”。毛泽东走进单间房子住五六十个工人如鸽子笼一样的食宿处，亲自爬上三层床去看他们盖的“油渣似的破被”，亲口尝了他们平素里吃的霉米烂菜， 在炎热的天与锅炉房司炉工一起在高温房间亲身体验其工作环境。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深入底层，修复知识阶层与底层民众的感情隔阂，马克思主义思想和革命启蒙的火种就这样播在了矿工们的心田。一位安源煤矿工友激动地说：“毛先生真是我们最亲的亲人啊！”马克思主义信仰就是这样自上而下地传递到工人们心里的。

马克思主义犹如东方曙光一样的理论通过先进分子的努力，在人们心中传递。据李运昌回忆，在乐亭中学读书时，北京来的老师带来许多从来没有见过的书刊诸如《马克思主义浅说》、《唯物主义浅说》、 《社会革命》、《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劳农政府》、《政治生活》、《新青年》、《向导》、《先驱者》等。北京老师们的讲课效果非常好，“老师们绘声绘色的介绍，激动人心的书刊，犹如一阵温煦清新的春风，吹进了千百年沉闷的县城，也吹进了我们的心里,掀起层层波澜。”这些马克思主义的新思潮，给这些青年学生们的生活增添了新的光彩。他们经常在课余、在假期或者在白天、在晚上围着老师听课，“听那些象东方曙光一样的理论，或者几个人聚在一块读进步书刊。”特别是李大钊的《青春》一文给青年学生们留下了深刻印象，李大钊“气势磅礴, 一下子抓住了我们的心。他那’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破坏陈腐学说之囹圄'的呼声，他那'进前而勿顾后，背黑暗而向光明’的呐喊，他那 '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 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的号召，真如一声声响亮的鼓角，振聋发聩,指引了光明的前途。大家朗读着，谈论着，受到巨大的启发和鼓舞。”之后,他们把自己受到巨大鼓舞的这些书分头送到各个小学里去，广为传播。在工人运动兴起时，这些受到马克思主义影响的青年学生还走上街头，积极宣传孙中山北上和召开国民议会的主张，举行募捐、示威以声援上海、青岛等地参加五卅运动的工人。他们在做这些工作的时候感觉就像是在实践李大钊在《青春》中所说的“为世界进文明，为人类造幸福”的伟大历史使命。理论与实践的结合,造就了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李运昌认为:“就是在这些运动中，我逐步认清了道路，确立了信仰，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而所有这些，他认为 “都是受到李大钊同志的影响和感召的结果啊！是他传播的新思想， 是他派来的人，把我引上了革命的道路！……”

为了宣传马克思主义，中国先进分子还必须要同那些反面的思想作斗争。山东济南共产党早期组织在这一斗争中表现很出色。当事人黄秀珍记述了王尽美等在趵突泉与宣传基督教的人进行斗争、争取群众的情形。为了反对那些又说又唱的宣传基督教者,王尽美他们也组织人去宣传反基督教。斗争进行到第三天时，传教士们来的更多， 他们为了拉拢群众，还“打着锣鼓吹着号，说唱的更卖劲”，但群众却都拥向王尽美他们这一边来。在斗争的最后一天,王尽美他们登上岳王庙庙会的戏台，打出了“反基督教大同盟”、“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 平等条约，，等长幅白布大标语，张悬于戏台四周以增加气势。这样一 来,到他们这边的听众就更多了，站满了戏台底下。尽管在这天，基督教的阵容也更庞大，“大小旗帜，大小鼓乐，男女宣传员，阵容是空前的”。但任凭他们耍尽花招,人们却背对他们不加理会,无奈之下他们 只能悻悻地挤在台下一隅。在这次宣传马克思主义以争取群众的思想斗争中，“尽美同志的讲话最精采，煽动力最强，群众掌声不断。”他当时右手拿一卷宣传品，用力拍打伸出的左手,说到：“耶稣说'人家打你左脸，你就把右脸也送给他们打，，这不是叫我们不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他们要我们的山东，我们连全中国都送给他们吗？ ”事后听群众说,“他们有些人天天去听，越听越迷。”由于群众热烈欢迎王尽美的演讲，因此他讲的次数也最多，但这导致他“肺部的震动和损伤也是严重的。这种奋不顾身的精神感人至深”。

2.创办学校,宣传革命思想

为了向社会大众特别是广大工人阶级传播马克思主义，中国先进分子创办了一些夜校，以打破有钱人对教育文化的垄断，使得穷苦大众特别是工人们告别“睁眼瞎”的文盲身份，启蒙了他们的阶级意识和革命意识。毛泽东始于1917年底所办的工人夜校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

毛泽东认为当时教育的弊端在于，学校的围墙隔离了社会。工人夜学就是要拆除学校与社会之间的围墙，这可以使“社会与学校团结 一气，社会之人视学生如耳目，依其指导而得繁荣发展之益;学生视社会之人如手足，凭其辅佐而得实施所志之益。久之，社会之人皆学校毕业之人,学校之局部为一时之小学校，社会之全体实为永久之大学校。”

1917年10月30日，毛泽东为他的夜校写了一则《夜学招学广告》，他用明快的语言号召:“快快来报名，莫再担搁！ ”但这初次托警察贴到街头的广告并没收到预期效果，只有九个工人来报名。毛泽东他们调查研究之后发现有这样几条原因：其一，上学不要钱——工人们怀疑，根本不会有此等好事;其二，本来工人就不识字，也就不会去看广告;其三，警察协助去贴广告，民众有惧怕心理。基于以上分析， 毛泽东与其新民学会会员携带印好的广告，分头深入到工人宿舍区与贫民区，一边分发一边耐心、细致解释。这次收到了良好效果一五天后，就有100多人报名。 

后来，针对报名人数依然很少的情况，毛泽东百折不挠,通过耐心、细致的调查研究，秉着一切从工人们的生活、工作等实际困难和特点出发的理念，换位思考,不但站在他们的立场上来考虑他们应不应该参加夜校学习的问题，而且，还从工人们的许多具体实际出发，为他们解决能不能来夜校学习的问题。他发现有三个因素在作祟:其一， “社会不悉学校内容，虽有广告,疑不敢即入”；其二，由警察代为张贴, “其已否奉行已属疑问；即分发矣，人民视警察俨然官吏，久已望而畏之，更何能信？”其三，“并未遍散，彼等未能手受而目击之”。找对病根后，毛泽东等在招生宣传上，改“用白话自写自发，发时加以口说”，结果，这次三天之内报名人数达到了600多名。在此基础上， 毛泽东在1918年3月2日新出的《夜学招学广告》中,新增了两条规 定，其一，“新学生愿入夜学者,不论年纪大小，认字多少，均至师范号房报名”；其二，“夜学每夜上课，如有空位,准人随便听讲”。工人夜校的开办，在向工人阶级普及科学文化知识、进行马克思主义启蒙、传递马克思主义信仰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极大地促进了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

为了进一步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何叔衡等于1921年8 '月又在长沙创办湖南自修大学。学校在宣传马克思主义，发展党团组织，培养革命干部等方面起了重大的作用。后附设补习学校，创办校刊《新文化》月刊。从湖南自修大学的创立宣言就可以看出它不同于旧式教育的新规定:学校特别强调求学目的性和动机的考察。“自修大学学生不但修学，还要有向上的意思，养成健全的人格，煎涤不良的习惯，为革新社会的准备”。“我们求学不是没有目的的，我们的目的在改造现社会。我们的求学是求实现这个目的的学问。我们不愿意我们的同学中有一个'少爷’或者'小姐'，也不愿意有一个麻木或者糊涂的人”。每一个将要入学的学生都要回答几个问题：以前进过什么学校，做过什么事;家庭和个人的经济情形怎样；要研究哪几科，为什么要研究这几科;以前学过什么学科;愿来研究几个学期；以后再作什么办法（打算）；对于人生观的主张;对于社会的批评。自修大学秉持教育民主理念，认为老百姓也有求学的权利。“认为只有少数特殊人可以求学，多数平民则为天然的不能参与。从此学术为少数’学阀' 所专，与平民社会隔离愈远,酿成一种知识阶级奴使平民教育的怪局” 的看法是不符合历史潮流的。同时，为了冲破封建学阀的学术垄断，自修大学实行平民主义，学生入校不收学费，寄宿只收膳费，保证贫民能够入学。而中国传统“书院非赤贫的人所能入,官式大学更非阔家不 行，欲在官式大学里毕一个业，非千余元乃至两千元不可。无钱的人之于大学，乃真是’野猫子想吃天鹅肉了，”。自修大学要达到的结果是， 青年“看学问如粗茶淡饭，肚子饿了，拿起来就吃，打破学术秘密，务使公开，每人都可取得一份”，使他趋向一条“不须多钱可以求学”的路上去，“以期发明真理，造就人才，使文化普及于平民，学术因流于社会”。

为了打破封建旧式教育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界限分明的弊病，自修大学还在校园内部设立园艺和小工厂,特别强调学生读书与做工相结合。这是对儒家“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剥削阶级思想的否定。在学习方法上，学校反对教员用灌注食物方式对学生进行灌输， 特别强调：自己看书，自己思索，共同讨论，共同研究。

自修大学在社会上影响很大。守旧派认为“泥腿子”们在船山学社读书有辱斯文和圣贤，挂马克思冽宁画像在讲堂中玷污祖先神灵。与此相反,易培基等革新派人物则支持自修大学的办学理念。自修大学的影响越出湖南波及京、沪,蔡元培曾对它评价颇高:自修大学“合我国书院与西洋研究所之长而活用之。其诸可以为各省新设大学之模范者欤”。

自修大学于1923年4月创办的校刊《新时代》，只出了短短四期就被反动派查禁。但该刊关于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重要文章，如毛泽东的《外力、军阀与革命》和李达的《何谓帝国主义》等,极大促进了当时马克思主义在湖南乃至中国的传播。由于当时的湖南反动军阀赵恒惕对马克思主义的极端仇视，自修大学被他以“所倡学说不正，有碍治安”的罪名在同年11月强行关闭。 虽然自修大学存在时间很短，但在中国共产党早期干部的培养方面,自修大学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当时，中国共产党虽然已经成立了，但是，在当时中外反动派所营造的反革命白色恐怖政治气氛里,没有党的合法地位。因此,在自修大学里培养干部的事情是冒着杀头危险秘密从事的。新民学会会员何叔衡、李维汉、夏曦、姜孟周、夏明翰、罗学瓒都曾任过自修大学附设的补习班的教员，他们在教学过程中巧妙地把马克思主义的内容与以合法课程讲授的形式结合起来，传授给学员。湖南自修大学为党培养了很多优秀的干部，如：何叔衡、毛泽民、 郭亮、夏羲、夏明翰、陈佑魁、姜梦周、陈昌、罗学瓒等。在自修学校被查禁后，毛泽东、李维汉、何叔衡、易礼容、罗宗翰等人迎难而上，不屈不挠，继续奋斗，于1923年11月在湖南长沙开办了湘江学校，而原来 '湖南自修大学和补习学校的大部分学生则转入了湘江学校。革命的理念和血脉继续得到传承。

总之，以李大钊、王尽美、毛泽东、何叔衡等为代表的中国先进分子，不畏艰险、不怕牺牲，在追求真理和民族救亡图强的历史进程中积极探索、不屈不挠，以多种形式来开化民智、传播马克思主义,极大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信仰在中国基层社会的传播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