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不但要重视枪杆子,而且也要重视笔杆子建设,掌握话语权， 这对于营造有利于革命文化传播的社会舆论氛围，对于启发、唤醒社会各个阶层人民，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为此，中国早期先进分子通过创办进步报刊，建设进步书社等，宣传新文化、新思想,为传播马克思主义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

1-创办进步报刊，宣传马克思主义

俄国十月革命后，《新青年》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刊物之 一。1920年11月，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又创办了半公开的刊物 《共产党》月刊，李达任主编。该刊介绍革命理论、党的基本知识以及第三国际、苏俄和各国工人运动的消息,最大发行量达5000份，是全国各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的必读教材。毛泽东、蔡和森、恽代英、周恩来等都受到了这些刊物的重要影响。为了进一步在各地建立马克思主义的舆论阵地，许多宣传新文化、新思想，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报纸、 杂志、小册子、书籍等,如雨后春笋一般地出版了。

在湖南的学生爱国运动进入高潮后，毛泽东觉得需要办一种刊物来主导社会舆论，唤醒民众，于是《湘江评论》于1919年7月14日诞生了。《湘江评论》创刊号刊登了毛泽东的《湘江评论》创刊宣言，在宣言中他指出：“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 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湘江评论》辟有“东方大事述评”、“西方大事述评”、“湘江杂评”、“世界杂评”、“放言”、“新文艺”等栏目，以引导民众放眼世界、改造中国为宗旨，以宣传反帝、反封建、反军阀统治的思想和歌颂十月革命、宣传马克思主义为主要内容。李大钊认为 《湘江评论》是全国最有分量、见解最深的刊物。《晨报》说它“内容亮 备”、“魄力非常充足”。1919年8月上旬，《湘江评论》第五期尚未发行就被反动军阀查封。《湘江评论》是五四时期进步期刊中思想性、立步性最突出的刊物之一，对当时湖南和全国的革命运动产生了巨大影响。尽管《湘江评论》只编写了五期，但毛泽东在担任主编的这段革命 岁月历程充分展示了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为了理想而艰苦奋斗的精神， 据他的同学周世钊回忆，因为刊物出版前预约的稿子不到位，因此每期绝大部分文章都是毛泽东亲自动笔赶写的。但他白天事多，来找他谈问题的人“此来彼去”，因而常在夜晚写稿。写稿时，“他不避暑气的熏蒸,不顾蚊子的叮扰,挥汗疾书液半还不得休息。他在修业小学住的一间小楼房和我住的房子只隔一层板壁。我深夜睡醒时，从壁缝中看见他的房里灯光荧荧，知道他还在那儿赶写明天就要付印的稿子。”此外，文章写好后，“他又要自己编辑、自己排版、自己校对，有时还自己到街上去叫卖。这时，他的生活仍很艰苦，修业小学给他的 工资每月只有几元,吃饭以外就无余剩。他的行李也只有旧蚊帐、旧套被、旧竹席和几本兼作枕头用的书。身上的灰布长衣和白布裤，穿得很破旧。朋友想借钱给他添置点必要的衣物，都被他谢却。劝他晚上早点休息，他又总以约稿未齐、出版期迫，不得不多写几篇、少睡几 点钟没有关系来回答。”

《湘江评论》被迫停刊后,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迫切需要创办新的刊物来宣传马克思主义和革命思想，1923年4月，毛泽东、何叔衡、 贺民范等人创办的湖南自修大学校刊《新时代》诞生了，由李达兼任主编。该刊“发刊词”表明本刊对于国家与社会的改造将有一种“根本的研究和具体的主张。”创刊号刊有毛泽东撰写的《外力军阀与革命》 等12篇文章。同年11月5日，《新时代》被反动派停刊。从《新时代》刊发文章的内容来看，介绍马克思主义译著、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理解和分析社会的文章占了主要内容。马克思主义经典篇目《哥达纲领批判》和一篇分析帝国主义的文章出现在创刊号上。从第二期至第四 期，与马克思主义相关的文章有:《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李达）、《观念史观批评》（李维汉）、《中国工商阶级应有之觉悟》（李达）、《环境与教育》（罗学瓒）、《共产主义与经济进化》（拉法格著，罗学瓒译），其中《观念史观批评》系统介绍了历史唯物主义基本思想，深入批判了唯心主义。除了以正式报刊占领舆论阵地外，毛泽东还利用更加方便、快捷的如《伙友们》、《工友们》、《农友们》、《一个兵士的生活》等通俗小册子来宣传马克思主义。

周恩来在五四运动爆发后不久，从日本回到天津，主编《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和《觉悟》，这些刊物积极介绍和宣传俄国十月革命引起的新思潮，并创造性地提出了 “革心”与“革新”的口号，提倡改造旧社会和改造自己思想相结合。1920年11月，周恩来从上海乘海轮前往欧洲，行前与天津《益世报》商定作为该报驻欧特约记者，以介绍欧洲情况作为通讯主题。周恩来先后在《益世报》上发表了 150多篇通讯，其内容涉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各方面的问题，如英、法、德等国的经济、政治问题，欧洲各国政府之间的问题，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问题等。 在旅欧期间他最终确定了共产主义的信念,从激进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

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骨干成员陈潭秋等人于1921年1月发起创办了《武汉星期评论》，最初的宗旨为“改进湖北教育与社会”，旗帜鲜明地宣传革命思想，抨击旧制度，改革教育、鼓吹改造社会，指导知识青年投身于革命斗争。它还经常刊登有关工运、妇运的文章和报道， 宣传妇女解放，鼓吹劳工运动。陈潭秋不仅是该刊的创办人之一， 而且是主要编辑撰稿人之一，他的一些重要文章《“五一”底略史》、 《妇女运动》、《快，起来呀!》均发表在该刊上，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影响。后来，《武汉星期评论》成为武汉的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机关刊物，是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领导下发行的最早刊物，也是当时国内传播马克思主义、介绍十月革命的重要刊物。该刊在宣传马克思主义，推动组织的发展，促进工运、学运、妇运的发展等方面，均发挥了 重要的作用。

2.创办进步书社，宣传新文化新思想

为了进一步在社会上传播新文化新思想，坚定理想，传递信仰，中 国早期先进分子办了很多集马克思主义书刊销售、借阅、学习等功能于一体的书社。除了李大钊等在北京大学创办的“亢慕义斋”外，比较出名的还有“长沙文化书社”和武汉的“利群书社”等。

早在新民学会会务报告中，毛泽东即反复强调“要努力’创办文化书社’，'文化书社经济有效'，'拟注力文化书社之充实与推广'”。毛泽东分析当时的湖南革命形势,认为当务之急是推广新文化，把人们特别是广大青年引导到革命的道路上来，因此，要“用新思想、新文化来启发、提高群众的觉悟”。此种缘由正如毛泽东在1920年7月31 日的长沙《大公报》发表的《文化书社缘起》一文所指出的：“湖南人现在脑子饥荒实在过于肚子饥荒，青年人尤其嗷嗷待哺。文化书社愿用最迅速最简便的方法介绍中外各种新书报杂志，以充青年及全体湖南人新研究的材料。”为此，毛泽东、易礼容、彭璜等新民学会会员于 1920年8月办理了“长沙文化书社”。同年9月9日，文化书社在长沙潮宗街正式开业。毛泽东任书社特别交涉员，负责制定书社发展计划,并与全国各有关方面交涉订购书报杂志。文化书社在长沙城内的许多学校，如第一师范、楚怡学校、修业学校等校园内设立了书报贩卖部,聘请了义务推销员。同时，它也非常重视各地书籍发行网的建设， 陆续成立了平江、浏西、衡阳、宁乡、宝庆、武冈、溆浦、岳阳、嘉禾九个分社。这是一个以传播新文化、新思想为宗旨的图书发行机构。文化书社的创办和发展，对湖南传播新思想新文化有重大的影响，对建立湖南共产党早期组织起到了特殊作用。文化书社不仅是新民学会活动的场所，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而且曾是中共湘区委员会的秘密联络机关。1927年7月15日，文化书社被国民党反动派搜查、捣毁并查封。书社的继任经理李庠、会计许文亮被捕入狱，惨遭杀害。

恽代英1920年2月在武汉成立的利群书社也是一个马克思主义书刊的重要销售、发行基地。书社发扬艰苦奋斗精神,制定了严格的自修和服务制度以践行半工半读的集体生活。书社从成立之日起，就致力于介绍新文化的工作,推荐了许多进步的书报杂志，如《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马克思主义著作和《新青年》 等进步刊物,读者也可以从书社借阅这些书刊。利群书社与长沙的文化书社之间遥相呼应，有密切联系，有利于马克思主义书刊相关信息的交流。利群书社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经验，成为当时武汉地区传播新思想的主要阵地、进步青年活动的主要场所。书社在马克思主义传播方面长期孜孜不懈的努力极大促进了进步青年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觉悟和理论水平。因此，利群书社在1921年夏召开的黄冈林家大湾会议上，决议组织布尔什维克式的“共存社”，“订立社章和通过宣言，明确地号召拥护无产阶级专政，拥护苏俄,赞成组织布尔什维克式的党”。随后，利群书社骨干成员恽代英、林育南、廖焕星、项英、施洋等都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这些以书社为基地的马克思主义书刊销售和发行网络的建立，对中国社会特别是中国中西部相对偏僻落后地区的马克思主义传播与启蒙发挥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