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共产党人“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他们不提出任何特殊的原则，用以塑造无产阶级的运动”，“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从而提出了党的先进性问题。

为了保证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对党员的个人修养和政治品格提出严格要求。在中国共产党第 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甚至还对于共产党员能不能做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

对这个问题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我们的党员做官没有任何危险，并且建议挑选党员加入国会，以使他们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工作。另一方面不同意上面的意见。

一方坚持认为，采纳国会制会把我们的党变成黄色的党。他们以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例子证明，人们加入国会就会逐渐放弃自己的原则，成为资本家阶级的一部分，变成叛徒,把国会制认为是斗争和工作的唯一方式。显然,这种意见主要是担心共产党员做官会影响到共产党的纯洁性和先进性，从而改变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不能完全为劳苦大众服务。

另一方坚持主张，我们必须把公开的和秘密的工作结合起来。我 们应该改善工人的状况，扩大他们的眼界，引导他们参加革命斗争和争取出版自由、集会自由的斗争。因为公开宣传我们的理论,是取得成就的绝对必要条件。而利用同其他被压迫党派在国会中的共同行动，也可以部分地取得成就。这种意见实际是试图将国会的合法斗争 作为实现斗争目标的一种手段,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大会在充分讨论的基础上最后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一大纲领第十 四条明确规定:“党员除非迫于法律，不经党的特许，不得担任政府官员或国会议员。士兵、警察和职员不受此限。”这反映了争论双方都做了一些让步，一般不能担任部长、省长之类重要职务，但可以担任校长、科员等文职雇员和士兵、警察之类职务。

在廉洁奉公方面,中国共产党对党员也提出了严格的要求。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经费非常紧张,大多依靠共产国际的支持和援助。 但是，作为党的总书记，陈独秀不仅要求每个党员必须慎重处理和节约使用这些国际援助，他自己更是以身作则,从不乱用一分钱。他甚至亲自支持召开会议，讨论把党的工作者（指没有其他收入的专职党务干部）每月生活费从计划发的35元降低到最高不得超过25元的标准。当年法国巴黎公社通过选举产生公社委员会成员后规定，所有公社公职人员，不论职务高低，工资不得超过技术工人的工资。国家公职人员历史上第一次由捞取好处的肥缺,变成了为人民服务的光荣岗位。马克思对此高度赞扬。对此,陈独秀应该是清楚的，也是自觉按照这一原则执行的。尽管他是党的总书记，但不拿一分钱的工资，以其他社会和学术兼职的收入支付家庭的生活费用。可见，作为党的最高领导人，陈独秀在生活方面是极其清苦和廉洁的,这种无私的奉献精神，为全党在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要求上做出了良好的表率。正如他在《政治改造与政党改造》一文中所说，政治廉洁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一切有产阶级政党的重要标志。他还着重指出：“天下事’无征不信,不信民弗从’，旧政党底腐败诚然是信而有征，新的共产党究竟如何，全靠自己做出证据来才能够使人相信啊! ”1922年5月，他又在 《共产党在目前劳动运动中应取的态度》一文中特别强调，共产党要 “比他党更要首先挺身出来为劳动阶级的利益而奋斗而牺牲”，“共产党党员自身若有利用劳动运动而做官而发财的行为，或当劳动运动危急时畏缩不前，共产党便应该立刻驱逐这种的败类的党员出党而毫不 顾恤。必如此才算是真的共产党,不然便是假共产党。”陈独秀不仅是这样说,而且也是这样做的，他不愧为是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问题的最早提出者和亲身实践者。

忠诚为民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作为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组织，中国共产党的每一个党员，都应该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分子，自宣誓入党之日起，就应该把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才能是一个真正合格的优秀共产党员。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从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的58名早期党员群体来看，基本上都是受过中等以上的教育的知识分子, 大部分人是教师、记者或学生。这个早期党员群体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部分老同盟会会员、辛亥革命时期的活动家，如董必武、 林伯渠、贺民范、陈独秀、李大钊等。他们大多是40岁左右的中年人，他们的亲身经历和实践，使他们在比较中接受了马克思主义。 二是五四运动前后出国留学的知识分子，比如李汉俊、李达、陈望道等。这群人年龄大多在30岁左右，他们的学历多比较高，外语水平也高，留学海外的经历，使他们对世界有更多的了解，更多地接受西方民主、科学、自由的观念，更多地了解社会主义思想，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他们对中国传统的封建文化充满了更多的批判意识。 三是五四运动时期成长起来的左翼青年学生。这批人年龄大约在 20岁至30岁之间，以北京大学学生居多，还有湖南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批青年学生以及其他赴法国勤工俭学的青年学生。中共早期组织成员很多出身于殷实家庭，有着相对比较优越的生活条件，有些还是名门望族。他们投身革命，已不再是迫于生计，也不是为小我而奋斗。他们站在新文化运动的起点上，怀揣着用马克思主义来 “改造中国和世界”的崇高理想，决心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1918年6月，蔡和森在途经洞庭湖时所写诗篇《少年行》，即充分 表达了早期共产党人的远大志向和豪迈气概：

大陆龙蛇起,   乾坤一少年。

乡国骚扰尽，风雨送征船。

世乱吾自治，为学志转坚。

从师万里外，访友入文渊

匡复有吾在，与人撑巨艰。

忠诚印寸心，浩然充两间。

虽无鲁阳戈，   庶几挽狂澜。 

凭舟衡国变，意志鼓黎元。

潭州蔚人望,  洞庭证源泉。

虽然这首诗距今已经过去了近百年，但其中抒发的要“改造中国 与世界”的凌云壮志和“匡时救民”的革命精神却穿越了历史时空，今天读来依旧让人激情澎湃。

中共早期党员特别是革命领袖，不论家庭出身如何，他们大多热爱工农群众,关心劳动人民的疾苦，关心国家的命运和民族的前途，牢固树立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他们锲而不舍地追求真理，献身于革命事业，为的就是国家的富强,人民的幸福。当然，党的事业发展不是一帆风顺的,也不能否认我们党的队伍也经历不断的分化和重新组合。比如就当年出席中共一大的13名代表来说,有的始终坚持下来，成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如毛泽东、董必武;有好几位代表英勇牺牲了，如邓恩铭、陈潭秋、何叔衡等;有几个代表中途脱离党； 还有的成为党的叛徒、革命的敌人，如陈公博、周佛海、张国焘,被先后清除出党的队伍。同样，就最早的50多名党员的政治结局来看，在革命战争年代牺牲或病逝的共22人；因各种原因脱党或退党的有23 人，其中有脱党后又恢复党籍回到革命队伍的有五人;被开除党籍的有十人，其中有些是不公正的。这不足为奇，就像大浪淘沙一样，我们党正是在这样不断洗刷和筛选的过程中变得越来越坚强有力。只有这样的党，才能成为凝聚千百万群众为共同的革命事业奋斗的核心力量，才能在任何艰难困苦的环境中，甚至在遭受严重挫折的情况下，始终摧不垮、打不散，直到夺取最终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