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指出：“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的事变，开始了变中国为日本殖民地的阶段”，日本帝国主义已成为中华民族的首要敌人，中日民族矛盾开始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挽救民族危亡成为时代的主题，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成为时代的最强音。

1.中国共产党率先提出武装抗日主张

九一八事变后，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已成为中华民族的头等大事。然而，作为国民政府首脑的蒋介石却致电东北军张学良：“沈阳日军行动，可作为地方事件，望力避冲突，以免事态扩大，一切对日交涉，听候中央处理可也。”他把处理日本侵华之事寄托在“国联”身上，期待“公理”来解决。9月22日，蒋介石发布《国民政府告国民书》，指出：“政府现时既以此次案件诉之于国联行政会，以待公理之解决，故希望全国军队，对日避免冲突”。同一天，蒋介石在南京市 国民党员大会上的讲话中宣称：“世界舆论已共认日本为无理，我国民此刻必须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痛含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断。”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日军仅用了四个月零18天，就占领了东北全境，3000多万同胞沦为亡国奴。1932年1月28日，日本帝国主义又发动了一 •二八事变，进攻上海，第十九路军奋起抵抗。国民政府对淞沪抗战态度消极，在英、美、法等国调停下，国民政府和日本签订了卖国的《淞沪停战协定》，实际上承认日本军队可以长期留驻吴淞、闸北、江湾引翔港等地，而中国军队却不能在上海周围驻扎设防。

中国共产党率先提出了武装抗日的爱国主张。1931年9月20日， 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揭露国民政府屈服忍让外交政策，向全中国工农兵士劳苦民众发出号召，“一致反对日本强暴占领东三省，实行变帝国主义压迫中国的战争为拥护苏维埃中国反帝国主义反国民党的革命战争，以解放中国”，“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立刻撤退占领东三省的海陆空军!”9月22日，又发表《中共中央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指出：“党在这次事变中的中心任务是：加紧的组织领导发展群众的反帝国主义运动，大胆地警醒民众的民族自觉，而引导他们到坚决无情的革命争斗争上来。”9月30日，发表《中国共产党为日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第二次宣言》，指出：“对于日本帝国主义这种侵掠， 全中国的工农兵学生以及一切劳苦的民众都表示了无限的愤激与反抗”，这种反帝的斗争“必然能给日本帝国主义，以至一切帝国主义以致命的打击”。1932年4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发表《对日战争宣言》，对日宣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特正式宣布对日战争。领导全中国工农红军和广大被压迫民众，以民族革 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瓜分中国，以求中华民族彻底的解放和独立”。《宣言》号召“工人农民兵士学生及一 切劳苦民众自己起来，组织民众抗日义勇军”，“直接对日作战”。

同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发布《关于动员对日宣战的训令》，指出：“只有全中国工农劳苦群众，才是真正反帝国主义的力量，只有苏维埃与红军，才真能对日帝国主义进行民族革命战争”， “各苏区各级苏维埃政府应立即实行对日宣战的群众动员，首先要加紧动员工农劳动群众自愿到红军中去”，“准备与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作战，要动员全体劳动群众都能自愿的担任参加革命战争的后方工作”。在这些决议中，中国共产党对日本帝国主义企图变中国为其殖民地的原因和目的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深刻的揭露，对“不抵抗”的政策进行了强烈的谴责；对全中国的工农兵学生及一切劳苦群众发出号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采取一切形式，如罢工、罢课、罢操、罢市和武装斗争等，奋起抵抗日本侵略者；提出了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以求中华民族彻底解放和独立的政治主张；宣布中国工农红军随时准备与日本侵略者直接作战。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高举起抗日救亡的旗帜，承担起了挽救民族危机的历史使命。

与此同时，从1932年起，中国共产党迅速派出了杨靖宇、周保中、 赵一曼等一大批重要干部到东北的“抗日义勇军”中工作，先后组织和领导了十余支抗日游击队，直接打击日本侵略者。为加强党的领导， 克服“左”倾关门主义、建立反日统一战线，扩大游击战争，中共满洲省委决定，以游击队为基础，组建东北人民革命军，后改组建制为东北抗日联军。东北抗日联军发展到11个军，三万余人，游击区扩展到70多个县境，建立了东南满、吉东和北满三大片抗日游击根据地，成 为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中坚力量:。他们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克服难以想象的困难，同日本侵略者进行殊死搏斗，做出了巨大牺牲。东北抗日联军在抗战史上写下光辉的一页，为中国共产党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中国共产党派出抗日先遣队

日本侵占东北三省后，又将侵略矛头伸向热河、察哈尔。中国人民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抵抗，但因国民政府的破坏而归于失败。中国共产党站在时代的前列，承担起挽救民族危机的重任，发表对时局的宣言，明确提出中国工农红军愿与任何武装部队订立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作战协定，愿意开展武装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希望停止内战，举国抗日的诚意；1934年5月28 日，中华苏维埃政府又在《告闽粤白军士兵书》中，第一次提出“红军北上抗日”的口号。

1934年夏，为了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推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同时也为了调动与牵制国民党军队“围剿”中央苏区的兵力，中共中央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以红七军团组成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立即向闽、浙、皖、赣边出动。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下辖三个师，共6000余人。由寻淮洲任军团长、乐少华任政治委员、粟裕任参谋长、刘英任政治部主任。中央苏区还赶印《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告农民书》、 《中国能不能抗日》、《一致对外——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和“拥护红军北上抗日运动的口号”等大量宣传资料160万份，供先遣队一路散发、张贴，以便老百姓更好地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7月15 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 《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宣言》历数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残酷压迫，痛斥“满洲国”和国民党军阀的种种卖国行径，表示 “决不能坐视中华民族的沦亡于日本帝国主义，决不能让全中国为国民党汉奸卖国贼所拍卖干净，决不能容许全中国广大劳苦民众为日本帝国 主义整批的屠杀与蹂蹒以及东北义勇军的孤军奋斗”，宣布“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愿意同全中国的民众与一切武装力量联合起来共同抗日，开展民众的民族革命战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表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不辞一切艰难，以最大的决心派遣抗日先遣队，北上抗日”的决心。《宣言》号召广大的群众“不分男女老幼、宗教信仰、政治派别，到反日团体中来。利用罢工、罢课、罢 市、罢商与示威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与国民政府的卖国投降。”

红七军团从瑞金出发，后转入闽浙赣革命根据地与红十军会合，奉命编为第十军团，创建了浙闽边新根据地，并成立以方志敏为主席的军政委员会，领导红十军团的行动。因在皖南的谭家桥伏击战中失利，寻淮洲牺牲。1935年1月，红十军团在向闽浙赣根据地转移时，又在德兴县港头村遭敌伏击，被截为两段。先头部队1000余人在参谋长粟裕、 政治部主任刘英率领下，突破封锁，进入革命根据地。主力2000余人, 被敌20个团的兵力合围于怀玉山区。经七昼夜激战，指战员大部牺牲, 方志敏不幸被俘，后英勇就义，时年仅36岁。在监狱中，方志敏写下了《可爱的中国》《清贫》等文章，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崇高信仰和爱国情怀。

北上抗日先遣队虽然最终失败了，但先遣队高举北上抗日旗帜，对于宣传和践行中共的抗日主张，推动全国抗日运动的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广大将士英勇奋战，牵制了十几万国民党军，从战略上配合了中央红军的长征，他们的功绩永载史册；方志敏、寻淮洲等数千名红军将士表现出来的革命英雄主义，永远是中国共产党人宝贵的精神财富。新中国成立后，粟裕大将这样评价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由方志敏等同志领导的，广大指战员和烈士们的可歌可泣的战斗业绩，已成为红军斗争史中英勇悲壮的一页，将永垂青史”。

3.中国共产党在红军长征途中确立北上抗日战略目标

由于党内以王明为首的“左”倾机会主义占据了红军的统治地位， 排斥了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中央红军完全陷于被动地位，第五次反 “围剿”失败。1934年10月中旬，中央红军主力共8. 6万余人被迫进行战略转移，开始长征。长征途中，中国共产党确立了北上抗日的战略目标。

遵义会议后，中国工农红军在毛泽东的正确指挥下，先后四渡赤水 河，巧渡金沙江，摆脱了几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随后红军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过大雪山， 于1935年6月12日，在四川懋功与红四方面军会师。红一、四方面军主力会师后，党中央明确提出了北上抗日的战略方针。6月15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共同发布的《为反对日本并吞华北和蒋介石卖国宣言》，在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和蒋介石卖国的罪行后指出： “中华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老早就公开反蒋贼等的卖国辱国”，“现在苏维埃政府继续宣布对日作战，号召全国陆海空军和红军携手共同北上抗日”，“号召全国工人、农民、陆海空军、学生、教员、商人、新闻，记者、医师、看护、技师、工程师以及一切爱国志士，革命民众统统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华北，反对蒋贼等卖国，坚决对日作战， 收复一切失地，骡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这份宣言重申了党和红军的抗日救国主张，号召全国各族人民、陆海空军及一切爱国者“共同北上抗日”。

1935年，红军在长征途中，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共中央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宣言》分析了九 一八事变后国内的政治形势，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华北的罪行及企图灭亡中国的野心，指出中华民族正处于亡国灭种的生死关头，痛斥了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不抵抗政策。《宣言》明确指出，中华民族 “已处在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抗日救国，已成为每个同胞的神圣天职!”呼吁“无论各党派间在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无论各界同胞间有任何意见上或利益上的差异， 无论各军队间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敌对行动，大家都应当有’兄弟阅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首先大家都应当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等）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 提出组成抗日救国的国防政府，中共愿意承担起成立国防政府的发起人，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军愿意在国防政府的领导下，尽抗日救国的天职，与一切愿意抗日的军队共同组成统一的抗日联军和抗日联军总司令部。《宣言》号召全体同胞：“有钱的出钱，有枪的出枪，有粮的出粮, 有力的出力，有专门技能的供献专门技能”，汇集起浩浩荡荡的大军,为中华民族而战，为抗日救国而战。《宣言》有力地推动了全国抗日救国运动的发展。

中国共产党在长征途中，同张国焘逃跑主义、分裂主义做了坚决斗争。红一、四方面军主力会师后，红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张国裁反对中央提出北上抗日方针，主张西进青海新疆或南下川康。对张国焘这一逃跑主义主张，党中央先后在两河口、沙窝、毛儿盖、巴西、俄界召开会议，分别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目前战略方针的决定》《中央政治局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形势与任务的决议》《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坚持北上抗日。然而，张国焘拥兵自重，公然对抗中共中央的战略方针，并于 10月5日在四川阿坝卓木碉另立中央，妄图分裂党、分裂红军。党中央继续北上，毛泽东率领一、三军团及军委纵队于1935年10月与红二十六军、二十七军到达陕北。1936年1月，中央政治局做出《关于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责令他取消伪中央，放弃反党立场，停止一切反党活动。同时，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林育英，也致电张国焘，令其取消伪中央。加上朱德、刘伯承等坚持不懈的斗争，张国焘南下后，屡遭失败，人数由八万人减少到四万人，事实已宣告了南下方针的破产，而北上抗日已成为广大指战员的迫切愿望和要求，张国焘被迫于6月6日取消伪中央，同意北上。活动于湘鄂川黔根据地的红二、 六军团也于1935年11开始了长征，于1936年7月与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红二、四方面军会师后，在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人的坚决斗争下，做出了立即北上与党中央会合的正确决定，于1936年10月， 与红一方面军在甘丽会宁会师。至此，三大红军主力的会师。红军长征胜利，保存了党和红军的精干力量。

中国共产党在长征途中，历尽艰险，但始终把军事上的战略转移和政治上的战略转变紧密结合起来，最终实现了北上转移的战略目标。正是党的北上抗日战略方针的正确指导，才有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 为形成全民族抗战局面创造了历史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