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劝谏蒋介石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张学良、物虎城在西安发动震惊中外的“兵谏” ——西安事变。 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秋，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以民族大义为重， 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发动“兵谏”；中国共产党高举爱国主义大旗， 放弃国共两党十年宿怨，以“血浓于水” “兄弟阅于墙外御其侮”理念相砥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西安事变，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结束了十年内战的局面，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西安事变是划时代的转变，是新阶段的开始”，由此拉开了中国全民族抗击日本侵略的序幕。

1.兵谏逢言，铁血丹心

东北沦丧、山海关失守、热河战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矛盾直指中原。蒋介石继续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对日步步妥协。

1936年12月12日，为了劝谏蒋介石停止内战，致力抗日，时任西北剿匪副总司令、东北军领导人张学良和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军总指挥、西北军领导人杨虎城发动“兵谏”，在临潼华清池和西安城内同时扣留了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和西北剿匪总司令的蒋介石， 以及在西安的陈诚、邵力子、蒋鼎文、卫立煌、朱绍良等军政要员，提出八项抗日救国主张，时称西安兵谏、西安事变、双十二事变。

张学良(1901-2001) “痛恨日本对华之侵略，年幼时亲见日人在东北之横暴，及长也，明国家大义”。1928年皇姑屯事件后，张学良继其父执政东北，毅然宣布东北易帜，服从国民政府，粉碎了日本帝国主义肢解东北的阴谋，使中国实现了形式上的统一。

从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到热河失守这段时期，在维护国家统一利益还是维护东北军狭隘利益二者之间，张学良内心斗争激烈：一方面，九一八事变中他竭力保全东北军，实行了不抵抗政策。另一方面，他家仇国难丛集一身，九一八事变后进行了局部抵抗，积极支持东北救亡运动，对共产党组织的东北抗日救国会、东北义勇军，在精神上和物质上都给予大力支持。

1934年初，旅欧归来的张学良被蒋介石派往西北“剿共”。然而， 不到三个月，东北军在劳山、榆林桥和直罗镇三次战役中损兵折将，近三个师的兵力被红军消灭得所剩无几。张学良觉悟到与红军再战，东北军这点抗日复土的老本就要拼光了。同时，他也清楚地认识到，蒋介石将东北军调往西北，与西北军互相牵制，共同“剿共”，实是“一斧两砍”之计，达到既消灭红军，又削弱东北军和西北军的目的。在国民党五中全会上，张学良被当成败兵之将倍受奚落。他的两个师被歼后， 请求蒋介石补充武器、弹药，并对阵亡将领予以特殊抚恤，蒋介石竟批示：“特恤碍难照准，两师番号，予以撤销。”日本外相广田弘毅提出实质是灭亡中国的三原则，使张学良收复东北的希望破灭。此外，大批被红军释放回来的官兵，大力宣传红军的优待和陕北的情况，这愈发动摇了张学良“剿共”的决心。

几经权衡，张学良思想发生转变，他开始主动联系中国共产党，以实现与红军联合抗日。与此同时，陕北的毛泽东也在考虑同样的问题。 1935年12月下旬，毛泽东在瓦窑堡会议上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他要周恩来、彭德怀认真做好东北军被俘官兵的工作。 1936年1月，毛泽东与20名红军将领联名发出《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在揭露蒋介石发动内战及排斥东北军的种种毒计后，呼吁东北军起来联共抗日。

1936年春，张学良与中共代表周恩来、李克农在洛川、肤施(即延安，当时是东北军的防区)等地多次秘密会晤，达成红军与东北军局部合作，互不侵犯的秘密协定。双方议定中共在外部施压，张学良在内部劝解，把蒋介石拉到抗日道路上来。

杨虎城(1893—1949)出生于陕西蒲城县贫寒农家，1911年参加革命军，1924年加入国民党。九一八事变后，为挽救国家民族危亡， 他将一切政治、军事、经济计划与活动都纳入了抗日救国的大方针下， 对青年学生的抗日要求与活动予以暗中保护，释放了一批政治犯，任用一些进步人士。1932年一 •二八淞沪会战，他对第十九路军的爱国行动表示赞赏，通电声援，并秘密将17路军从国外购买刚运抵上海的一 批武器送给了第十九路军。1933年，日军侵略热河时，他支持民众组织抗日同盟军，并请求率部开赴华北抗日。1935年1月，他奉蒋介石之令，调集大批军队去“围剿”由鄂豫皖根据地转移到陕南地区的红二十五军，实力大损，又受蒋申斥。他认识到，“剿共”已没有出路。 他开始对中国共产党的《八一宣言》提出的联合抗日的主张表示赞同。 与此同时，中共先后派出南汉宸、王炳南等一批共产党人深入到十七路军中开展工作。毛泽东还亲自给杨虎城写信，提出我们应该携手团结， 共同抗日，不打内战，为他指明了出路，坚定了他联共抗日的决心。

经多方争取，1935年底到1936年上半年，张、杨都分别与中国共产党方面建立了联系，走上了联共抗日道路。张、杨之间也很快达成了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共识，最终形成了西北大联合，红军与东北军、 西北军三位一体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以形成。

在南京的蒋介石觉察到指望东北军、十七路军“剿共”已经靠不住了，为了堵截红二、四方面军北上和钳制东北军、十七路军，他把中央军主力胡宗南的第一军全部调往陕甘地区，对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又形 成一个包围圈。

1936年11月27日，张学良给蒋介石发出《请缨抗敌书》。但是, 他的一腔报国热忱不为蒋所容。蒋介石公然下令镇压抗日运动，查封了14个抗日刊物，逮捕了上海救国会的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等“七君子”。蒋介石的倒行逆施激怒了张、杨，此时他们已产生了劝蒋不成就实行兵谏的设想。

12月4日，蒋介石亲赴西安督战。他调集了30万“剿共”大军向西安集结，50多架战斗机和轰炸机降落在西安机场；还调来了陈诚、 卫立煌、蒋鼎文、朱绍良等一干人马，准备取代张、杨到西安“剿共”。蒋介石令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全部开赴陕甘前线，否则就将他们调到别处去，由中央军去“剿共”。西安的形势到了一触即发的程度。12 月7日，张学良到华清池向蒋做最后的苦谏，又遭到蒋的喝斥：“你们要知道，日本是皮肤之患，不足虑，共产党是心腹之患，非彻底消灭不可。’剿共’是我的既定计划，就是有人拿枪打死我，我也不能变更。”

12月9日，为纪念一二•九爱国运动一周年，西安各大中院校学生举行游行示威，并决定到临潼向蒋介石请愿抗日。蒋命令用机关枪扫射手无寸铁的爱国学生，激起了全国人民更大愤慨。

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扣押了蒋介石及其随员，迫其停止内战，联共抗日。当日，张、杨联名发表对时局的宣言，提出改组政府， 停止一切内战，释放上海被捕的爱国领袖和一切政治犯等八项抗日救国主张，同时电邀中共派人到西安共商大计。中共中央接电后，立即召开会议，在电告共产国际的同时，作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决定，并派周恩来、叶剑英、秦邦宪率领中共代表团抵达西安。蒋介石的私人秘书端纳及宋子文、宋美龄兄妹也先后飞至西安。经三方多次谈判，蒋介石不得不口头答应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六项条件。12月25日，张学良亲自护送蒋介石返回南京。

兵谏当日及此后数日，张、杨又发出多份宣言和通电，向全体将和全国民众解释。兵谏次日，张学良对西北“剿匪”总部全体职员发表讲话：“我们这次举动，把个人的荣辱生死完全抛开，一切都是为了国家民族！……这次事件实关系我国家民族兴亡，务望诸位集中全力格外努力任事！都要下最大决心，献身国家民族！我真不信我们中国不能复兴！我们不信我们中国不能脱离日本帝国主义的羁绊！我们要承认过去的错误，我们绝不一错再错！诸位同志！中华民族终有自由解放的一天! ”

张学良、杨虎城是国民党军队中爱国将士的突出代表。在纷繁复来的内战旋涡中，张、杨以博大的胸襟和爱国情怀，坚持国家利益至上, 不计个人得失和集团利益，为挽救民族危亡而敢为天下先，敢于抗争, 勇于牺牲，铁肩担道义，铁血铸丹心。他们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促成国共合作，团结御侮，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们无愧于“千古功臣”’“民族英雄”之美誉！其“卓越功勋和爱国风范，彪炳青史，为世人景仰”。

2.捐弃前嫌，联蒋抗日

西安事变的爆发引发国内外各种政治势力角力，西安顿时成为全国政治斗争的中心，国内形成了错综复杂的紧张局面，大有内战一触即发之势。如何解决西安事变成为时局发展的关键。

围绕着如何解决事变的问题，国民党内部以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与宋氏兄妹为首的亲英美派明争暗斗，南京政府和西安方面剑拔弩张。一方面是武力的对峙，以何应钦为代表的亲日派力主“讨逆”，大军压境，节节进逼，轰炸西安，企图置蒋介石于死地，以便取而代之。另一方面是谈判桌上的较量，宋子文、宋美龄等亲英美派积极营救蒋介石, 主张和平解决。

国民党内的冯玉祥、李济深分别致电张学良、杨虎城和国民政府,支持张、杨主张，反对武力“讨伐”。各地方实力派相继发表通电，拥护蒋介石和南京政府，敦促张、杨释放蒋介石。爱国救亡团体和民主进步人士对事变也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呼吁全国人民精诚团结，共赴国难。他们都主张和平解决事变。

日本方面则把西安事变看作挑起中国内战、削弱中国抗战力觉的大好机会。它极力渲染西安事变的共产党和苏联背景，借以煽动南京政府对中共和苏联的敌意和仇恨；也极力怂恿和支持南京武力讨伐西安，以便浑水摸鱼，在中国扶植对它有利的傀儡政权。

英美则考虑自身利益，主张南京与张、杨妥协，继续保持蒋介石的领袖地位，和平解决事变。苏联和共产国际也希望中共方面赞成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促使国民政府接受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

当蒋介石被扣押的消息传到中共和红军时，从上至下莫不额手相庆，都主张要审蒋杀蒋。对于广大红军将士来说，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蒋手上沾满了共产党人的鲜血。是“反蒋抗日”，还是“联蒋抗日”？这是对中共领导人的政治胸襟和政治智慧的双重考验。经过十年内战和长征的洗礼，中国共产党已在政治上成熟起来了。出于团结抗战，一致对外的民族立场，中共中央经慎重讨论，决定以和平方式解决西安事变。

应张学良、杨虎城电邀，中央决定派周恩来、叶剑英和秦邦宪等组成中共代表团，赴西安调停。

12月17日晚，周恩来与张学良长谈，达成在策略上答应保蒋安全 的共识，但声明如南京进兵挑起内战，则蒋安全无望。周恩来把这些情况当晚电告中央，并提出“保蒋安全”的策略建议。12月18日上午， 周恩来拜访了杨虎城，针对其思想顾虑，向他说明了国内形势，反对法西斯和抗日救国已是大势所趋，蒋介石是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只要西安三方联合一致，力量强大，蒋介石则报复无望。杨虎城立即表示， 他愿意倾听和尊重中共方面的意见。21日和22日，周恩来向张学良转发了经毛泽东删减的共产国际来电，毛泽东巧妙地将季米特洛夫电报中对张学良的过激评价删去，只转发后文的解决办法，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由共产国际的负面评价而导致的张学良与中共之间的隔阂。周恩来还广泛接触东北军、十七路军内部以及西安各界人士，分别和杜斌丞、杨明轩等二三十人谈话，宣传中共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和意义，批评了宣传“赤化”“红旗插遍西安城”等过激行为，说服了一部分主张杀蒋的青年官兵。

通过周恩来从西安发回的电报及有关情报，中共中央深入、全面地了解到蒋介石态度的松动以及各派倾向：宋美龄函蒋劝其“宁抗日勿死敌手”，“蒋态度开始时强硬，现亦转取调和，企图求得恢复自由”, “对张有以西北问题、对红军求降求合完全交张处理之表示”。南京亲日派意图并不在救蒋，而是造成内战，“倒蒋”将会造成亲日派汪精卫上台。基于上述情况，中共中央于12月18日公开发表《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中央电》，提出在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召集全国各党、各 派、各界、各军的抗日救国代表大会，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的条件下 “保蒋安全”的主张，让蒋、宋看到了希望，也为后来的国共谈判奠定了基础。

12月19日召开的第二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式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纲领和总体方案。随即，毛泽东电示潘汉年：“请向南京接洽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之可能性，及其最低限度条件，避免亡国惨祸。”21日，毛泽东又致电潘汉年，转达中共同南京政府谈判的五项条件，“在上述条件有相当保证时，劝告西安恢复蒋介石先生之自由，并赞助他团结全国一致对日。”

12月23日，南京、西安、中共三方达成解决西安事变的方案，获得蒋介石同意。12月25日，张学良、周恩来、宋氏兄妹分别代表西安、中共和南京政府，最终达成了 “三个月后抗战发动，红军再改番号，统一指挥，联合行动”的一致意见。中国共产党作出重大让步, 为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创造了前提条件。“蒋介石宋子文的接受抗日主张与蒋介石的释放，是全国结束内战一致抗日之新阶段的开始。”

1937年2月10日，中共致国民党三中全会通电，敦促国民党将 “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等五项要求确定为“国策”。 中共则本着“团结御侮”的诚意，承诺“苏维埃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等“四项保证”。如毛泽东所指出的，为着抗日救国、团工御侮，中共致国民党三中全会通电是大的让步，是带原则性的让步。二这一原则性让步，打通了中国共产党联蒋抗日的实际道路，成为国共两党实现合作的关键。

为了挽救民族危亡，进行民族抗战，以毛泽东、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放下国共两党长达十年的宿怨，化干戈为玉帛，做出了和平解决事变和“联蒋抗日”的重大选择，并为促成国共合作，全民族团结御侮的抗日局面而呕心沥血、多方斡旋。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基本结束了长达十年的内战，开启了第二次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新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