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深重的民族危机，海外侨胞心系祖国，强烈的民族意识和民族自尊心，以及与祖国荣辱与共的高度责任感，使不同源流、不同帮派、 不同阶层、不同政治信仰的海外华侨群体，摒弃了原有的观念和利益纷争，实现了空前的大团结、大联合，共赴国难。他们逐渐形成了完备的领导体系与联系网络，为维护祖国利益和民族尊严挺身而出、共赴国难，声援和支持祖国抗战，为国捐资输财、出人出力，甚至血洒疆场。

国难当头之际，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制定了一 系列侨务政策，建立了相应的侨务机构，为号召和组织华侨支援祖国抗战做了大量工作，领导、影响和推动了华侨的抗日救国斗争。

1.抗日侨团，百川归海

 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对华侵略的不断升级，海外侨胞在爱国主义旗帜下不断汇聚，抗日团体逐渐发展并完善起来。1936年9月20日，法国巴黎成立全欧华侨抗日救国联合会，以“团结旅欧侨胞，保障自身利益，努力抗日救国运动，尤其促进全国上下的大团结，一致为祖国生存而战，为收复失地而战”，这是海外最早成立的洲际华侨抗日团体， 救亡运动开展得有声有色。

全面抗战爆发后，华侨社会迅即进行抗日阵容的重新组合，星罗棋布的抗日团体在短期内实现了组织上的高度统一，在华侨社会中进行抗日动员与组织工作。

1938年10月，南洋英、荷、美、法、暹45埠筹赈会、慈善会和商会的168名代表齐集新加坡开会，组织了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 （简称“南侨总会”），选举陈嘉庚为主席，发表宣言号召华侨“各尽所 能，各竭所有，自策自鞭，自励自勉，踊跃慷慨，贡献于国家”。南侨总会立誓“组织华侨千百万，复兴中华一条心”，团结广大海外侨胞，以空前的民族热忱和爱国情怀，不遗余力地为祖国抗战提供财力物力、人力的支持，写下了中华儿女共赴国难、同心御侮的壮丽诗篇。

陈嘉庚立场鲜明地同一切卖国分裂行为作斗争。1938年10月，在第二届国民参政会上，陈嘉庚以参政员身份，提出“敌未出国土前言和即汉奸”的提案，获得一致通过，给妥协派和投降派以当头棒喝。 邹韬奋称这11个字“是几万字的提案所不及其分毫，是古今中外最伟大的一个提案”。

1940年3月，陈嘉庚率领南洋华侨回国慰劳团回国，不辞劳苦， 慰劳抗日将士，并冲破重重阻挠，访问延安。八天时间里，他实地考察、访问，了解延安的政治、军事、经济和民生，与延安华侨青年交谈。他把在延安观察到的情形和国民党统治区相比较，越来越觉得 “中国的希望在延安”。回到重庆后，他据实报告观感，高度赞扬中共政治清明和边区军民对抗日的贡献，用事实驳斥国民党顽固派对八路军、新四军的诽谤。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年近七旬的陈嘉庚被迫隐居在印尼玛琅一学生家中。为防落入日寇魔爪，他随身携带一颗氰化钾备用，并撰诗言志：“何时不幸被俘虏，抵死无颜谄事敌”，他的凛然正气，令人景仰。

抗战期间，美国华侨一共成立了 95个救国团体，1943年9月，美 国旧金山的旅美华侨统一义捐救国总会，与纽约、芝加哥等地的侨团联合成立旅美华侨救国会，成为美洲最大的抗日侨团。

此外，在美洲、澳洲、南非等许多国家，华侨纷纷组织了统一的华侨抗日团体、各式抗敌后援会、救国会，担负领导全侨之责。抗战期间，海外华侨最终形成了欧洲、美洲和南洋三大相对集中的组织网络， 汇聚了爱国洪流。

2.声援祖国，抗日救亡

海外华侨怀着赤子之心，冲破各种阻挠和困难，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掀起了波澜壮阔的抗日救亡运动，谴责日寇，声援、支持祖国抗战。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海外侨胞强烈抗议日本侵华，支持东北义勇军抗日；呼吁世界各国维护和平正义，阻止日本侵略；一致要求祖国政府采取抵抗政策，“勿过依赖国联”，要“以武力收回失地”。1935年一 二•九学生爱国运动爆发后，各地华侨学生也纷纷集会通电，对国内学生的“抗日示威运动”，“甚表同情，誓为后盾”。“七君子”事件发生后，广大爱国华侨对国民党当局“助敌摧残救国力量”“陷害爱国领袖”的行径表示愤慨，通电声明：“侨胞反对内战，要求联合对外抗战”，“切盼停止'剿共’及一切内战而从事抗战”，主张“实现国共 及其他一切反日各党派合作”。华侨的爱国举动壮大了抗日民主救亡运动的声势，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华侨创办报刊，宣传报道祖国抗战；成立抗日文艺团体，创作抗日题材的文艺作品，描绘、歌颂祖国抗战；开展抗战教育活动，弘扬民族爱国精神。华侨在侨居地积极开展国际援华制日活动。南洋华侨带头发起抵制日货运动。为限制日本从美国进口战略原料，美国华侨多次掀起阻运废铁活动。旧金山华侨参加“一碗饭运动”，为祖国抗战募款，美国各界数十万人响应。纽约华侨和援华组织发起援华抗日的“中国周" 运动，参加和响应者达百万人之众。

3.捐资输财，经济救国

经济支援是华侨对祖国抗战作出巨大贡献的最集中体现，它大体上可分为财力捐输与物力贡献两个方面。前者包括捐款、购买国债和寄返家乡侨汇；后者包括捐献战需物资和投资国内生产建设事业。

抗战期间，海外侨胞以摊派、劝募、举行文体活动筹款、开展义卖等多种形式，千方百计地为祖国筹措战费，捐款名目繁多，有常月捐 （月捐）、特别捐（针对国内新发生某种灾难或急需某种捐助而发起专项捐献）、献金（利用各种节日、纪念日发动侨众捐款，或以红白喜事、庆功、节约等名义自发捐献）等等。

南洋华侨踊跃捐款，购买救国公债，从1937年到1940年募集总数达30亿元之多。陈嘉庚先生带头每月捐2000元。南洋华侨每月筹款700万元以上。“富商巨贾，既不吝金钱，小贩劳工，亦尽倾血汗”（陈嘉庚语）。台湾“侨务委员会”根据财政部移送的捐款资料，统计出抗战八年华侨捐款总数达13.2亿元国币之巨。除汇给国民政府的捐款外，华侨还成立了援助八路军、新四军的专门筹款组织，把大批捐款物资直接送给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纵队。据估计，南洋侨胞向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捐款至少有1000万元。对祖国人民和抗日将士来说，这既是物质上的巨大支援，又是精神上的莫大激励。

为增强祖国抗战能力，1937-1941年夏海外侨胞踊跃认购救国公债、国防公债、金公债等各类公债达6. 82亿元；截至1942年，所购债券总额达11亿元国币之巨，占国民政府发行公债总额的1/3强。这些公债战后国民政府并未偿还，与捐款无异。战时，华侨还“增寄家费以益外汇”，庞大的侨汇收入，不仅填补了国民政府对外贸易的巨额逆差，作为硬通货，它还可被用作发行纸币的基金，起到了巩固国民政府法币币值、维持战时经济的作用。

海外华侨大力捐助国内紧缺的战需物资，如飞机、汽车、药品、衣 物、大米。在抗战头三年里，海外华侨捐献飞机217架，坦克23辆， 救护车1000余辆，物资总数在3000批以上。印度华侨和美国华侨分别建立“中国血库”，为祖国抗战所用。

不少华侨移资国内尤其是西南大后方的工矿、垦殖、金融等行业， 创办了一大批适应抗战需要的侨资企业，从而增强了祖国的经济实力。 据统计，从七•七事变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华侨总投资额达16亿元国 币；此后直至抗战胜利，投资额约为2—3亿元。

巨额的财物捐输，倾注着侨胞们的一腔爱国热血。南侨总会副主席李清泉在弥留之际，犹系念祖国受难儿童，嘱将遗产取出十万美元捐作难童之用。美国侨领司徒美堂为组织纽约华侨筹饷，坚持每天早上10时上班，到深夜12时才下班，一干就是五年，风雨无阻，从未间断， 他自己也成为纽约地区捐款最多的17位华侨之一。缅甸仰光女侨胞叶 秋莲，把自己一座两层楼房及全部财产变卖，将所得钱款捐助祖国，而自己则削发为尼，过着清贫的生活。北婆罗洲山打根埠华侨小贩郑潮炯曾先后七次将义卖瓜子所得叻币350元捐给祖国赈济伤难同胞。1940 年，其父在老家广东新会被敌机炸死，消息传来，郑潮炯悲愤莫名，抗日情绪益加激昂。鉴于家贫如洗，助赈无力，乃将一亲生幼子卖给他人抚养，得礼金80元，悉数送交筹赈会。不久，又外出为祖国筹募赈款, 走遍新马等地大小百余座城镇，得叻币5800余元，写下“抗战史上侨胞救国之可歌可泣的一页”！

4.回国效力，报国情殷

在祖国生死存亡之秋，海外华侨纷纷回国效力，他们或组团编队回国服务，或三五成群投效军旅。

淞沪会战期间，归国侨胞组成一支250多人的华侨抗日义勇军奔赴淞沪抗日前线。华北战事开始后，海外侨社立即行动起来，一批又一批的华侨归国服务团体浩浩荡荡地踏上了征途。有医治伤患的救护队、输送弹药的司机服务团、报道战况的记者团、宣传救亡的歌剧团，也有从事救济难民和动员、组织民众抗日的各属籍华侨回乡服务团，其中不乏身怀特种技术（如医护、汽车驾驶与维修等）、国内紧缺的专门人才。 归国团体中，以大批南洋华侨机工回国在滇缅公路运输战略物资，美洲华侨青年参加祖国空军杀敌最为典型。

1939年2月，南侨总会应国民政府军委会西南运输处的请求，发出《征募汽车修机驾机人员回国服务》的第6号通告，征募“经验丰 富、技术精良、胆量亦大”的机工（即汽车司机及修理工），并捐献汽车310辆及其他物资，组成“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前往新开辟的滇缅公路和西南各省服务。新加坡、马来亚、印尼等地的南洋华侨青年踊跃应募，前后共有3200余人回国效力。许多人辞去待遇优厚的工作，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归国的路程。其中还有四位华侨女青年，她们女扮男装加入机工的行列。出生于马来亚富商家庭的白雪娇在留给父母的信中写到，“家是我所恋的，双亲弟妹是我所爱的，但是破碎的祖国, 更是我所怀念热爱的”，她要“替祖国做点事”。

滇缅公路，南至缅甸腊戍，北抵中国昆明，翻过高黎贡山、大王山，跨过怒江、澜沧江，全长1146公里，三分之一的路段紧贴悬崖,山高路险、敌机轰炸、疫瘴肆虐，1000余华侨机工在此献出了宝贵的 生命，每个机工身上，都有一段感人肺腑、可歌可泣的事迹。

当年，在滇缅公路从事运输的共有17个大队约3000辆汽车，而六个由华侨机工组建的运输大队驾驶的汽车就占了三分之一，达1100余辆。从1939年3月至1942年5月，他们与国内的机工一道，运送了十万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抢运了各种战略物资45万吨，抢修了上千辆 军、民用车。南侨机工以其在滇湎路上卓有成效的工作被誉为滇缅公路上的“神行太保”。

海外华侨纷纷拿起武器，回国参军参战，涌现出无数报国情殷的爱国志士，不少人在前线奋勇杀敌，壮烈牺牲。南洋华侨高唱着《告别南洋》奔赴抗战前线，“你不见那尸横着长白山，血流着黑龙江，这是中华民族的存亡！再会吧！南洋。再会吧！南洋。我们要去争取一线光明的希望!”沉郁悲壮的歌声响彻南洋各地、长城内外、西南边陲。

在中国空军飞行员中，有300名左右的华侨，几乎占了当时飞行员总人数的四分之三。他们多次驾机与日本空军激战，立下了赫赫战功， 有不少人在战斗中血染长空，壮烈殉国。其中，有名震中外的战斗英雄、被誉为“中国战鹰”的陈瑞钿、“虎将”黄泮扬、有血洒长空的黄新瑞，以及其他数十位因对日作战或飞机失事而粉身报国的英烈。

陈瑞钿，英文名Arthur Tien Chin （简写Ari Chin—阿陈），1913年出生于美国波特兰市，父亲是广东台山人，母亲是秘鲁人。高中毕业后考入当地华侨兴办的航空学校学习飞行技术。九一八事变后，海外华侨们有感于中国空军力量的薄弱，征集会开飞机的志愿者回国抗日，年仅19岁的陈瑞钿当即报名，和其他12名热血青年一起奔赴祖国。全面抗战爆发后，陈瑞钿加入了作战部队。在1937年8月的一次激烈空战中， 陈瑞钿首开击落敌机记录。在空战中，飞机的性能是起绝对作用的因素，而他却驾驶落后的双翼霍克- II击落日军一架先进的单翼三菱 G3M2双引擎轰炸机，人送绰号“双翼打单翼”。中国空军飞行员凭仗着高昂的士气和斗志，以弱胜强，以少胜多，三天共打下敌机20多架， 将不可一世的日军轰炸机联队消灭过半，逼得日机联队长石井义剖腹自杀。

此后，惨烈的空战全面展开。陈瑞钿在1937年到1939年之间参加 大大小小战斗无数，以拼命三郎著称，在战斗中迅速成长为令敌人闻风丧胆的飞行员。他共打下敌机八架，击伤敌机三架，和队友共同打下敌机一架。

战斗中陈瑞钿遭遇三次飞机坠毁，却奇迹生还。第二次发生在1938年初的武汉上空。他打下一架敌机后，在前面的敌机马上要逃走， 后面的敌机又紧追不放，自己的座机已百孔千疮的情况下，他驾机全速撞向前面的敌机，敌机坠毁，他在撞机的一瞬间成功跳伞逃生。第三次发生在收复昆仑关战役中(1939年12月27日)，在与战友击落三架敌机后，他的战机不幸被击中油箱，他带火跳伞，全身大面积烧伤。经过五年30多次手术的艰难康复后，他本可以在荣誉中安度余生，可强烈的爱国情怀再次驱使他于1945年重返中国，再上蓝天。在中国对日战争的最后阶段，他驾驶运输机飞越珠峰，往返于印度和中国之间的 “驼峰航线”上，运送抗战物资。在这条“死亡航线”上共有超过600 架飞机坠毁，平均两天一架。陈瑞钿以其超人的毅力和精湛的驾驶技术在这里坚持飞行战斗，直到抗战胜利。

1997年9月7日陈瑞钿去世。在他去世前不久，一家报纸记者问他为什么去中国，他脱口而出：“中国召唤我" (China called me) 。华侨同胞们对祖国一腔无法割舍的深情，都浓缩在那句“中国召唤我”之中, 成为支撑他们历经种种磨难，依然义无反顾、百折不悔的精神动力。

率领抗日铁骑驰骋雁北而英勇牺牲的印尼归国华侨女英雄李林，是众多海外赤子英勇报国的杰出代表。

李林(1915-1940),原名李秀若，福建龙溪县人，幼年被侨眷领养，侨居印度尼西亚。1929年回厦门进集美中学读书。1933—1936年先后就读于上海爱国女中、北平民国大学政治经济系。她积极参加学生抗日救亡运动，在抗议上海逮捕救国会“七君子”的游行中担任旗手。 面对暴力，她告诉身边的同学说：“如果我倒下了，你们要接过去，红旗绝不能倒！”她读《木兰辞》写下“甘愿征战血染衣，不平倭寇誓不休”的豪言壮语。1936年冬，李林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李林坚决要求到前线去。在雁北，她宣传和组织工人、农 民、学生参加抗日武装，组织开办训练班，编写军事、政治教材，亲自授课，教育和武装青年。她先后担任雁北抗日游击队第八支队支队长兼政治主任、独立支队骑兵营教导员等职，率部驰骋雁北、绥南，与日伪军作战，屡建奇功，威震雁北，令敌人闻风丧胆。她常骑一匹高大的 “菊花青”战马，手执双枪，英姿飒爽。贺龙亲切地称赞她为“我们的 女英雄”。

1940年4月26日，日伪军集中1.2万兵力，对晋绥边区进行“扫荡”。为了掩护机关和群众500余人突出重围，李林不顾有孕在身，率骑兵连勇猛冲杀引开了日伪军。最后，李林不幸被日伪军包围，在腿部和胸部多处负伤后，依然英勇抗击，毙伤日伪军六人，她宁死不屈，用最后一颗子弹射进喉部，以25岁的青春年华壮烈殉国。李林牺牲后，数千名抗日战士和驻地群众为她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李林牺牲时的血衣几经辗转，送到了革命圣地延安。中共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从延安发来唁电，对李林的革命生涯给予高度评价，称她“不仅是女共产党员的光辉模范，而且是全国同胞所敬爱的女英雄”。中共晋西北区党委机关报 《新西北报》发表社论，称赞李林是“中国民族英雄的最光荣典型”。

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曾高度评价华侨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延安中共中央机关报《新中华报》社论指出：“所有这些直接间接参加抗战的工作以及对政府财政上的帮助，都说明了华侨在抗战中的伟大作用，没有他们的努力，国内的抗战一定是更加困难的。”毛泽东这样评价: “中国军队的广大官兵，在前线流血战斗，中国的工人、农民、知识 界、产业界，在后方努力工作，海外华侨输财助战，一切抗日政党，除了那些反人民分子外，都对战争有所尽力。”朱德也赞扬道：“海外侪 胞对祖国抗战建国事业，向来踊跃参加，他们是世界反法西斯的重要力量。”